基于非正规性视角的城镇郊区集市管理策略研究

2019-09-10张忠国夏美玲屈永超王良

小城镇建设 2019年1期

张忠国夏美玲屈永超王良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非正规性现象因逐步成为塑造城市空间和形态的重要力量引起学界关注，但是关于城乡非正规性现象的研究仍受限于相对独立存在的城市片区（城中村、棚户区等），研究视角多是基于正规性规划角度，研究方法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鉴于此，本文聚焦城乡结合部地区的非正规性现象，以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百年大集为研究对象，从非正规性视角出发，通过对村民、赶集人群和集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分析集市的非正规性内涵及使用特征，研究城镇郊区集市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粘合度量化模型，根据评价因子权重和运算结果，针对城镇郊区集市的痛点和难点提出了改善空间设施水平、建立多方协作机制、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和制定管理规章制度等管理策略，以此希望对城乡结合部地区非正规性现象的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和借鉴。

关键词：城镇郊区集市；非正规性；粘合度；管理策略；青云店镇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1.013·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1-0095-07·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Urban Suburb Market Based on Informal Perspective： Taking Beijing Qingyundian Town Centennial Collection as an Example

ZHANG Zhongguo， XIA Meiling， QU Yongchao， WANG Liang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rregular phenomena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ians， as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shaping urban space and form， yet the researches on urban and rural informal phenomena are still limited to relatively independent urban areas （villages in the city， shantytowns， etc.）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re mostly "regular" planning angle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ostly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rregularities in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rea， a suburban area of Qingyundian Town， Daxing District， Beijing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it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of villagers， marketers and market manage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ormal connotation and us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ket， and studi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urban suburbs. Besid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bond metric model. What is more，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factor weights and calculation results， improving of space facilities， establishing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formulating manage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urban suburbs， to achieve increasing useful supplemen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informal phenomena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suburban fair； irregularity； degree of adhesion； management strategy； Qingyundian Town

1 非正規性与市场、集市

1.1·非正规性的内涵与特征

非正规性（Informality）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劳动和经济学领域中有关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的研究[1]，随后因其在公共政策、社会文化、城市形态、改造策略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逐步成为塑造城市空间和形态的重要力量。关于非正规性内涵的解读，不同学者的见解有所差别。通过文献梳理，笔者认为非正规性在城乡二元维度里具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非正规性与正规性并非二元对立的概念，两者存在一定复杂的关联；其次，非正规性行为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的城市个体或特定社会群体由下至上对城乡已建环境的改变，是一种原真或极限的生存策略；第三，非正规性存在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性；第四，城市非正规性现象往往带有文化的印记。这些内涵和特征是判定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目前，关于城乡非正规性现象的研究仍限制于相对独立存在的城市片区，如城中村、棚户区等，研究多是基于规划师自上而下的正规审视，研究方法和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1.2·市场的分类与特征

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2]。依据交易空间场所的差异，市场可划分为集市、超市、庙会、商场、店铺等，按照服务地区范围的不同，划分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国内和国外市场等。市场的发展演变与商品生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市场的调节、生产、互通作用愈加明显，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处于支配地位。

从城市规划角度看，乡镇集市属于典型的农村市场，而城市中的商场、超市等属于城市市场，两者均是我国城乡基层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非正规现象的内涵来看，乡镇集市更多是延续传统，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市场，而超市则是根据社区需求经由规划自上而下安排的正规市场，两者均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1.3·集市的内涵与演变

一般认为，集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按照一定的组织方式，周期性或长期聚集于特定地点，进行买卖等商品活动的场所，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基层贸易组织形式[3]。集市的发展历史悠久，称谓众多，如街、墟、场、集等。潘淑君等认为北方集市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市井”，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演变为“草市”“材市”等各类专业市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

集市内涵丰富，类型多元，学者较多从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等视角研究集市的功能、分类、结构、形式和演变等内容，对集市在我国乡镇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从城乡空间发展角度看，集市的研究尚有较多空白之处，特别是对于大城市郊区集市而言，在超市下乡和网购普及的时代背景下，集市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和限制，亟需重新审视和分析其去留问题，这对于研究新时期我国城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城镇郊区集市的非正规性研究

2.1·城镇郊区集市的非正规性内涵

城镇郊区集市作为初级市场广泛分布于城镇周边，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城乡规划的视角来看，城镇郊区集市的组织形式、发展历史、文化内涵等均体现非正规性现象的特征并符合其内涵，属于一种典型的城乡非正规性现象。首先，城镇郊区集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商品交易活动场所。其次，城镇郊区集市的发展历史源于“城”中的“市”向农村地区的扩散，由最开始的“店”“铺”“会市”发展成为“草市”“集日市”“集镇”，呈现一种有机连续的，脱离权利规划的非正规生长状态[4]。第三，城镇郊区集市具有独特的文化性，其商品交易的场所作为空间载体承担了乡土社会的民俗、谚语、行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文化代表性。

2.2·城镇郊区集市的非正规性生长

城镇郊区集市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变化，为了说明其非正规性生长特征，选取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百年集市”进行例证说明。

青云大集位于大兴区东部的青云店镇，布局于镇人民政府驻地西北侧，北接青采路、西邻104国道、南隔旱河与镇政府相望，对外联系便捷（见图1、图2）。集市经营商品包括农副产品、服装零售批发、建筑材料等多种类型产品，现有摊位约2700多个，占地面积约14公顷，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青云大集处于城乡结合部地区，聚焦了乡土社会村民商品交易的“原真性”与规划视角看待城市发展的正规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城镇郊区集市非正规性生长的代表。

作为我国集市发展的缩影，“青云大集”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封建王朝时期，民间集市起于皇城之外，是农民交换剩余物质的场合，主要依靠非正规性的地方士绅和牙行经济来管理和维持。据记载，青云大集创建于清光绪三年，彼时集市繁华、物品种类丰富。建国初至1964年，由于县政府的迁移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集市多次被取缔或关闭，因正规性权力对非正规性集市的管制，使得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受限，整体萧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非正规性集市的态度跳出了二元对立的管控层面，将城镇郊区集市看成是当前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灵活应对策略，是正规市场的有益补充。1992年，青云店镇村民以集体性质成立了农村集贸市场，作为商贸活动场所发展至今。

2.3·城镇郊区集市的非正规性使用

城镇郊区集市的非正规性使用特征主要体现在使用主体、空间载体、活动内容三个方面。

2.3.1·城镇郊区集市的使用主体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郊区集市的使用主体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摊位租户、赶集人群和集市管理者。

（1）摊位租户

青云大集现有摊位约2700个，摊位面积在5m2/个左右，分为年租、月租和日租三种租赁形式，根据摊位位置和形式，摊位租金分为800元/月、1400元/月、2000元/月三种。据统计，摊位租户中约20%为本镇村民，47%来自邻近乡镇，33%来自其他省市，其中外来人口作为职业赶集人，以年租形式为主，本地村民出于调剂余缺的需要，以月租和日租为主。收入方面，61%的租户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远高于务农收入所得。此外，摊位租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在中学及中学以下，集市为其提供了低门槛的就业机会，满足了其扎根城市的需求。

（2）赶集人群

随着交通条件和通勤工具的改善，青云大集的辐射范围逐渐增大，市场吸引对象也逐渐多元化。据统计，赶集人群中约57%为本镇村民，35%为周边乡镇村民，8%为北京其他区县居民。赶集人群中各年龄层次的人群均有涉及，其中26～39岁人群占33%，40～59岁人群占30%，25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群占比均在19%左右。此外，赶集人群的通勤工具也较为丰富，包括公交车、自驾车、自行车等，通勤时间控制在0.5～1.5小时以内。

（3）集市管理者

青云大集的管理者为青云店镇三村村委会，均为本地村民。管理內容包括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摊位管理、卫生监督等，但管理过于表面化，管理手段也较为原始，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原真性。

2.3.2·城镇郊区集市的空间载体

与城市正规性商业活动所存在的空间载体不同，城镇郊区集市的空间载体以低成本和高效灵活为前提，其对空间的使用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1）时间维度

城镇郊区集市对空间的使用并非是全时段，而是具有固定的集期。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城镇郊区集市的集期通常按照阴历旬谱系的方法，约定集市开市日期，而且同一区域内各个乡镇间的集市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能够实现弥补协同[5]。如青云大集每逢农历二、四、七、九开集，邻近的长子营集市每逢农历五、十开集，礼贤镇集市每逢农历三、五、八、十开集等。在时间维度上，城郊集市的非正规性利用，不仅积累了乡村消费者的购买力，节省了其来回集镇的次数和途程。而且与固定的商业中心相比较，同一区域内各乡镇集期的錯位安排既能形成流动贸易，增加服务区域，又缩短了居民购物路程，并提供多种购物选择（见图3）。

（2）空间维度

城镇郊区集市的非正规性空间载体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较为高级的商业门面房，一般出现在商业贸易稍微成规模的集镇，通过改造、加建或扩建住宅，转换使用功能形成。此种类型虽存在正规性规划商业空间，但其往往承担非正规性经济活动。二是低成本、简陋的搭建摊位，一般为集市管理者搭建，通过出租获益。三是未加任何改造的地面空间，成本最低，一般通过简单的划线或者标识划分摊位，带有乡土社会的原真性和灵活性。“青云大集”对空间的使用以后两种类型为主，属于典型的非正规性空间使用。

2.3.3·城镇郊区集市的活动内容

商品买卖是城镇郊区集市的主要活动内容。商品种类方面，排名前三的分别为蔬菜、水果、农产品，占比64%，服装鞋帽类占比14%，日用品类占比9%，五金类、书刊杂志及其他占比较少（见图4）。商品来源方面，约91%为摊位租户批发获得，仅有约9%为本地村民种植所得，主要为农产品。商品价格方面，约95%的问卷显示村民对集市商品的接受度高，商品价格低廉，经济实惠，一次集市花费普遍控制在200元以内。

此外，集市也为周边村民提供娱乐交往、知识传播和庙会等民俗活动，为普通乡镇及农村居民提供了生活乐趣和情感寄托。

2.4·非正规性使用下城镇郊区集市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4.1集市面临的问题

城镇郊区集市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集市“颜值”低。主要表现为垃圾遍地，商品未经过清洁处理直接售卖，缺乏卫生处理等方面措施。（2）集市公共设施不完善。停车场、公共厕所、垃圾处理设施等严重缺乏，2700个摊位的集市只有1处公共卫生间，部分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3）集市商品结构趋向单一化，综合性功能减弱。问卷调查显示，青云集市所售商品种类缩减，新鲜蔬菜和水果类占64%，文体用品、五金类、书刊杂志等类别所占比重逐年减少。（4）集市行业门类缩减，匠工、手艺人逐渐消失，随之各行各业的信仰与禁忌传统、隐语与行话也正在缺失，传统性逐渐衰减。（5）集市法制建设滞后，存在商品质量问题和违法违规情况。问卷调查显示，约22%的赶集人群对集市商品质量表示担忧。

2.4.2集市面临的挑战

从购物习惯来看，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网购为村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习惯，相对传统集市，网购模式下商品的选择性更大，可获得性更强。据统计，乡镇居民对网购模式接受率为90%。此外，超市等新的购物场所也逐渐推广到农村地区，城镇郊区集市的发展受到新购物模式和场所的严重挑战。

大城市“摊大饼式”式发展在城乡结合部地区聚焦了大量的非正规现象，而城镇郊区集市是非正规性就业、空间使用和空间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城市边缘地区非正规空间利用的代表。从城乡规划的视角出发，非正规性的传统城镇郊区集市是否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超市等现代购物场所取代，对此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既是对非正规性现象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背景下城郊乡镇规划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非正规性的视角出发，在“青云大集”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市场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量化模型，将城镇郊区集市和超市分别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值进行对比，量化集市“去与留”的问题，探索城乡结合部地区非正规性现象的发展路径与对策。

3 城镇郊区集市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量化评价

模型构建所用数据通过对赶集人员、集市摆摊从业者及集市管理人员进行座谈和问卷调查获取。其中调查采用受访者“自填问卷法”，共发放问卷200份（其中针对摊位租户、赶集人群各100份），收回问卷2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84份，占92%。

3.1·城郊集市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量化模型构建

本文将集市与城镇郊区社会环境粘合度指标分解为经济因素、购物环境、民俗文化、外部环境和管理水平5个方面，16个因子，构建层次分析法模型[6]，实现集市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的量化分析（见图5）。

3.2·运算结果分析

研究基于通用的专家打分方法，构造判断矩阵[7]，即对指标之间进行两两比较，结合相互之间的重要程度判断，确定各指标的重要性等级，最终获得方案层的各项权重（见表1）。结合专家给出的关于集市和超市的平均分数，计算得到215.8592<220.0592，即超市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小于集市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

从评价因子权重结果来看，集市的就业岗位、服务人数和商品安全三项因子得分最高，依次为0.54、0.54、0.49，这表明集市的经济性和商品安全性是集市管理者、村民和赶集人群最为关心的。从粘合度数值的方案得分来看，城镇郊区集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值为83.7远大于超市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值62.3，但从产生税收角度看，超市的专家得分为71.5，大于集市的得分60.5，可以预见，超市的经济性要明显强于集市，但城镇郊区集市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有较大贡献。

在民俗文化方面，城镇郊区集市在历史年代、民俗传统、文化特色、社会交往四个方面的得分分别为87.3、94.2、93.2、94.5，远高于超市的44.2、54.3、58.3、63.4。由此可以看出，城镇郊区集市所承载的民俗传统、社会交往功能要强于超市等现代购物场所。整体而言，随着推进城镇化的建设，集市在城镇郊区社会环境中起着超市等现代购物场所不可取代的作用。

4 基于量化结果的城镇郊区集市管理策略

模型运算结果的对比分析准确反映了当前城镇郊区集市面临的痛点和难点，也为集市的发展和改善提供了切入点。

4.1·提升“颜值”——改善空间设施水平

从设施水平和摊位环境上看，集市的得分依次为55.3、70.3小于超市的得分82.3、72.5，由此可知，赶集人群对集市空间设施水平的满意度要小于超市。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看，集市空间设施的水平直接影响赶集人群在集市场所的逗留时间及往返次数。但集市设施水平的提升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和时间周期，因此建议环境设施的改善需近远期相结合。近期增设垃圾桶、卫生间等硬件设施，划分明确的停车空间，集中车辆停放，除摊位租户的车辆外，赶集人群的车辆一律在集市外部解决，不得进入集市内部，优化空间环境。远期，结合上位规划安排，进行物质空间的改造升级。预留广场等集散空间，结合乡村集市周期性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引导图则，不仅要考虑休憩需求，还要能够为乡村集市预留弹性的容身之地。但在改造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和传承市场的民俗、行话、谚语等文化要素。

4.2·搭建平台——建立多方协作机制

由模型量化结果可知，“青云大集”评分较低的因子集中在税收效益、设施水平、交通方式、管理规章和商品安全等方面。究其原因，评分低是由其自下而上低成本的非正规性使用方式所决定的。因此，要适宜性引导正规性力量介入，发挥规划对集市自上而下的统筹引导作用。首先，明确功能定位，拓展品牌效应，将集市作为融合全镇文化、民俗要素的媒介平台。集市作为城郊乡镇中的一部分，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能够在服务村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整合全镇的社会、经济、文化要素，发挥触媒作用。其次，引导社会性企业和NGO组织进入集市，借助集市灵活高效便捷的特点，通过承办相关的民俗活动、庙会、节庆展览等文化类项目，实现“集市+”效应。第三，搭建沟通平台，建立镇政府、村民、企业、摊位租户和集市管理者等多方协作机制，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实现正规性引导与非正规性利用的良性互动。

4.3·创新模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在外部环境方面，城镇郊区集市在交通方式、通勤时间两个因子的评价得分要小于超市的得分，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交通及通勤的改善，超市的便利程度要远大于集市。但对集市而言，交通环境的改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外在因素，近期改善的难度较大。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城镇郊区集市需要利用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借鉴相关的案例经验，青云大集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集市”的经营模式。通过建立网站等平台，线上接收网上订单，线下设置村庄服务站为周边村镇村民提供送货服务。其优势在于在保障村民“赶集”体验的同时，既能给城镇郊区居民提供最新的集市信息，又能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集市产品信息的透明度及消费人群的辐射度，帮助集市赢得市场。

4.4·规范行为——制定管理规章制度

在购物环境和管理水平方面，超市商品的安全度和管理规章的执行度得分均高于城镇郊区集市得分，模型结果验证了超市在商品安全、管理上的优势，也侧面折射出城镇郊区集市商品缺乏质量保障。因此，加强管理措施的制定，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农村集市的健康发展能起到重要的积极意义。

结合现状调研分析，青云大集商品的质量问题较多存在于服装鞋帽、日用品等类别，建议加强管理措施的制定，设定商品抽检机制，严格此类商品的准入条件，提高监督效能。对于受欢迎度较高的蔬菜水果和农产品类别建议规范交易行为，建立村民利益保障途径，通过设置投诉、赔偿、罚款、退市等机制，保证集市商品质量。此外，考虑城镇郊区集市与周边村民的区位及发展基础，建议通过政府、NGO组织、村民的多方互动，利用互联网技术，广拓货源，提升村民的长久收益。

5结语

城镇郊区集市聚集了非正规性的就业、活动和空间使用方式，深深嵌入城市边缘地区的社会环境当中，在为周边村民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问题和挑战。本文借助层次分析法，構建了城镇郊区集市与社会环境的粘合度量化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城镇郊区集市与超市的粘合度值，量化分析城镇郊区集市的重要性和问题，挖掘出城镇郊区集市建设中的难点，并据此提出集市的发展和管理策略，以此期望对城乡结合部地区非正规性现象的发展路径和对策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传统城镇郊区的集市发展是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对待其非正规问题，要避免采用“一刀切”的“正规”模式，需用规划的包容性，循序渐进，逐步引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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