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 钟海连

摘要：在儒、释、道三教关系格局下，探讨阳明“龙场悟道”与心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阳明心学思想具有全新的理论特征，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与理论价值。心态是一种具有精神性影响力的内在生命心性状态;社会心态的形成是大众总体心理状态长时段积累与合力的产物，是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相交织的心理思想行为和认知活动的集中表现。心态的产生与心学有内在的关联性，心学对调适人们的身心健康、情绪状态以及救治不良的社会心态有积极作用。开掘心学思想资源，加强社会心态建设，有利于心学与社会心态形成良好的互动影响，有利于提升个体生命的德性修养和心灵境界，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局面的出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益于良好、健康和绿色社會心态的形成与建构。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的深度融合，拓展了阳明心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和新篇章，为建设新时代、新阶段的人类精神家园提供了思想智慧。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社会心态;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1-0013-11

阳明心学研究，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以及研究方法和视野的变化扩展，阳明心学研究仍有深化和延展的广阔空间。社会心态研究，在大陆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才开始重视并倾注了较高热情的时代性课题，并在研究中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成果。而将心学与心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乃是近年来学界高度关注的课题，而鲜有系统性研究成果。故对其进行深度融合性研究，既可以弘扬传统文化与阳明心学思想，也能丰富社会心态研究的实际内容。当前，阳明心学与心态研究出现了新变化、新转向与新发展，即转入了全面化、系统性和有组织的开展和进行研究之新阶段有组织地开展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研究，乃是以贵阳孔学堂成立“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和贵州省社科联发布“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等课题项目以及开展相关系列活动为主要表现。。开掘阳明心学资源，加强社会心态研究，对于救治不良的社会心态有积极作用，有助于良好、健康和绿色社会心态的形成与发展，助推新时代、新阶段的人类精神家园建设。

一、阳明心学思想之成立

王阳明（1472—1529），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其心学思想的建立，离不开对儒道佛三教思想精华的吸取，并通过切身的身心体悟与事上磨练，在思想的深处融会贯通儒释道三教之理论要义并加以思想整合，而最终以儒门圣学的文化思想形态卓然屹立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王阳明在从容不迫与自信洒脱的思想立场与心性姿态中，拈出具有与“性与天道”不一不二的“良知”二字重现了孔孟学术思想世界的真谛，推展了“良知”本体诠释域境，倡导“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学思理路，展现了“良知”心学的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成为六百年来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一座历史丰碑，亦化成为一时代之文化思想显学思潮与洪荒之力而绵延不绝影响于当今世界。

1.向贤而生者不忘初心：“登科及第”与“成贤作圣”之间何为“第一等事”？王阳明在十二岁就有了他十分明确的人生决择。当启蒙的教书先生问他人生中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即“何为第一等事”时，王阳明给出的回答也非同寻常，并非是常人所言之“登科及第”而是“读书学圣贤”的贤者志向，令人为之一惊。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科举制度时代，登科及第实为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与使命，“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莘莘学子追求之人生目标。王阳明也不例外，读书习字、科举考试，也是其学习生活之常态，他有习字的心得体悟，也有多次考试失败的境遇，然其与一般人不同的人生志向乃是将“读书学圣贤”、成圣成贤之历史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终极追求之目标。心能转物，向贤而生者不忘初心，这一初心成为王阳明内在愿力的动力根本。由于年幼的王阳明从小立下与众不同的大志向，因此决定了其前途不可限量而绝非凡人。向贤而生，乃是其生命深处的初心与使命，而这一初心的根本发窍处乃是其生命内在觉性中本有的心识最为基本的功能或可视为一切思想观念和行为的牵引力，故能使他的思想和人格超拔出来，能够成就其全新的圣贤者的思想功绩与历史形象。

2.在世间与出世间之间“迷识”：阳明的“学之三变”与“学之五溺”王阳明由凡夫转向圣贤之前，其人生经历了多次变换与转折，思想一度处于“迷识”状态，时有山重水复而又柳暗花明的感念。犹如禅宗十牛图，以寻牛、见迹、见牛等一系列的迷失过程到人牛两忘、复归自然的山水空明之间的诗画图景，形象地说明禅者悟道的心路历程，禅者经遇激流险滩与万重磨难之后，在“物我两忘”“反朴归真”的真空妙有之觉海妙性中最终实现生命的超越升华，而达至“明心见性”之焕然一新的修学境地，由此亦可具见修道、悟道者的艰辛不易。王阳明亦有如是悟道的艰难历程，他长时段徘徊和出入儒学与仙释之间，在儒释道三教和骑射军事、辞章之学中不断实践、思索、探寻和抉择，而最终在生死磨难的思想觉醒中转向了圣人之道的学问根底上来。王阳明悟道前的“迷识”阶段，被后世学人视为“学之三变”或“学之五溺”。阳明学问路向中的这种“迷识”与“迷失”状态及其反复变换过程，则鲜活地体现了他在世间与出世间真理道路上的徘徊与矛盾的心理状态，展示了他千苦万难、命悬一丝地寻找成圣成贤之道的内心焦虑以及在人生方向与道路选择中的苦难历程。

3.回归儒门“良知”正法眼藏：“龙场大悟”与“转识成智”

良知是什么？王阳明对良知的界定与言说颇多。他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良知即道”“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其言说的方式是多样的、多元的和全方位的，而出现如此众多言说上的差异，恰恰说明了本体与工夫之间的作用具有多向性、立体性和整体性特征，且这一多元性、全方位的言诠表述方式，亦切实地彰显了良知的全体大用与“道通为一”的真理性特质。然简言之，良知即“儒门”之真智，乃本体之知，是天理人性一如的本然性状态。学者时常讨论龙场悟道，而追问王阳明究竟悟了什么？事实上，王阳明的“龙场大悟”，质言之就是证悟了良知本体，本体即境界，本体即工夫，工夫与境界合二为一，就是“格物致知之旨”所内涵的那一个真“理”，即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周易·系辞上传》）的良知，从而实现了其生命的超越与思想的突破。从阳明学之“三变”或学之“五溺”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学思立场及其“龙场大悟”来看，阳明良知心学的最终成立，犹如佛教唯识宗“转识成智”的开悟过程，由外在的知识领域逐步“登堂入室”而进入到生命内部的智慧领域和心性世界的本体域境，展现了“良知”的自我证得及其所展现的全体大用之学理趋向，或视为生命真实体悟的“灵知不昧”之觉性焕然一新地真正打通。这既是其认识过程质性的飞跃，也是其体悟境界的次第升华，更是良知光辉形象的全理彰显。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证悟，破除了修道过程中的多重学说之虚妄偏执，真可谓是“逐步进入反朴归真、与道同体的‘大我’智慧境界”[1]，在超越中回归于儒门“良知”正法眼藏的“真识”境界。探寻阳明的龙场悟道的思想脉络与真实状态，龙场悟道应是一系列的觉悟圆环，构成了螺旋式的生命域境与境界提升状态，而觉悟之境一直盘旋和向上攀升直到良知本体的真实呈现，“转识成智”（成就儒门圣智）回归到儒门“良知”正法眼藏关于王阳明心学思想之成立以及龙场悟道之思想检讨，笔者限于本文篇幅以及主题之需要尽量简化内容，而另有撰文将详细阐明相关问题。。王阳明在龙场的经历是其人生与思想的重大转折，从学之三变或五变终归之于儒门正学，开启了他走向圣贤的道路，并具有儒学史上的变革性意义。王阳明在思想飞跃中实现了对“良知”的体认与创造性言说，并在体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自我思想世界，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终成一代圣贤，在立言、立德和立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重塑了自己的思想形象，从而开启了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篇章。

二、阳明心学思想内涵及理论特质

阳明心学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心即理”“心之本体是良知”“心之本体常觉常照”“心之本体是乐”“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系列与心学相关联的思想范畴与概念名相，显示了心学思想内涵，体现了心学理论特质。然将“心”作为哲学范畴，则早见于《尚书·大禹谟》，且就提出了人心与道心之概念区分，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使“心”之范畴进入伦理哲学的范畴与视野。《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尽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这里，孟子从“性”和“天”的角度建构“心”之本体价值与关系意义，从而使心兼具了伦理本体和宇宙本体之哲学内涵，拓展了古典心性之学的思想论域与理论领域。

1.心即理

王阳明言：“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2]2在阳明看来，心本体不可分和须臾离，而仁、义、理皆是心本体之发用流行或呈现方式和形态，故心与仁、义、理是体用关系，即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2]49，所谓“体用不二”，即体用之间是一而非二的关系，且体用一如、心理合一。阳明所展示的心即理之说，就是心、理一元化论见。如果析心与理为二，则与孟子所批评的“义外之说”没有什么不同，这明显就违背了圣学本意，如果能在心外之事事物物上求理，“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就会出现求孝之理于其亲的矛盾。故王阳明反复强调，“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即所谓孝心即是孝理的全体展现。因此，客观地说，“心即理”的命题中，“即”字最关键，它将“体”与“用”完整地结合成一体，形成的一元本体论，从而避免了二元本体论的疏漏，切实地体现了王阳明对心学的理论新贡献。

2.心之本体是良知

王阳明的“心之本体是良知”，从伦理本体、价值本体的角度解释心与良知之间的关系，使其心学的理论结构更为完善。他认为，心是身体的主宰，心自有知觉能力，“身之主宰便是心”[2]6。知是心之本体，此便是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7良知的发用流行，即显示了知与行的统一与合一。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具有价值判断的功能，“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2]121可见，在王阳明看来遵循良知即是遵循天理，以良知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即是顺应了天道与符合了天道。虽然王阳明有时也会说“至善是心之本体”[2]2，但自拈出“良知”两字后，他基本上是以良知代替了至善的纯伦理性用词，而改用知是知非的良知。这一替换，使心之本体超越了伦理的范畴，拓展至价值论，以至于其理论思维更加圆熟和具有条理性。所以，王阳明在回答他的学生黄直（字以方）关于善恶如何只是一物的问题时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故善恶只是一物。”[2]107王阳明把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并赋予其判断是非的功能，并以良知来统合善恶为一物，而多维度地诠释了其价值本体和伦理本体的属性，且以当与不当来解释善与恶产生的原因，这一观点就很好地消解了心之本体既是至善而恶又从何来的理论窘境！

3.心之本体常觉常照

王阳明“心之本体是良知”的命题具有认识论的哲学内涵，即他所说的“良知常觉、常照”。王阳明是在回答其学生欧阳崇一关于如何理解《论语·宪问》中“不逆诈，不臆不信，抑亦先觉者”时阐述的观点，“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2]81。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之常觉、常照能力，首先是人人本具，但它超越时空，永恒不变，如《周易》所言“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其次并非获取经验知识的学习能力（闻见之知），而是指判断是非的德性能力（良知），这是心与生俱来者，不需要通过多闻多见、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来获得，即良知即有良能也，故良知具有觉照和认知一切的功能。王阳明认为，心之官则思，思故不可少，然而，一味追求多闻多见、博学详说或不思不虑、沉空守寂，有可能自私用智，反而丧失良知。因此，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学问大头脑，圣人教人第一义，而闻见为第二义，“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2]77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常觉、常照”的命题，阐述了良知先天的认识判断能力与获得经验知识能力的区别，提出了使此先天的认识判断能力由本然状态转为现实状态的方法，为其“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体系建立了本体论层面的理论基础。

4.心之本体是乐

“心之本体是乐”的命题，是王阳明心学的独家新论，诚为其理论开新之说。此命题乃是从心之本体和良知推导出来，王阳明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首先，他认为人与天万物之间“欣合和畅、原无间隔”[2]207为乐，若有间隔则为不乐。而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产生间隔的原因，则是因人的物欲之气的搅扰所生。据王阳明所言，乐是指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无间无隔、欣合和畅的有序、和谐状态，表现出来即为乐。而此乐为心之本体，“本来如是，初未尝有所增也，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初未尝有所减也”[2]207。因此，此乐自不同于“得所乐则喜，反所乐则怒，失所乐则哀”（《明儒学案》卷二十五）的七情之乐，是以王阳明谓之“真乐”。其次，王阳明从体用一源论出发，又指出心之本体之乐虽不同于七情之乐，但也需要通过七情之乐来表现，只是其乐的表现形式背后的境界则有不同，而此乐是不喜、不怒、不哀时的真乐。再次，王阳明提出寻找孔、颜之乐的方法是“一念开明，反身而诚”[2]76，或“循理为乐”[2]161。而根据王阳明“心即理”“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2]3以及“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2]120的思想理路，不论“反身而诚”还是“循理”，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致良知”三字上来。

王阳明“心之本体是乐”的思想，从人的情感、情绪之本体角度诠释和解说作为心之本体之良知的呈现形态——乐，使良知从伦理本体、宇宙本体向心理情感本体方向拓展。而且，王阳明从人与天地万物之关系的角度谈“乐”，以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和谐有序、无间无隔的状态来解说“乐”的本质，为人的七情之乐的正确表达提供了思想路径和理性法则，而这个理性法则就是“未发之中”的良知。依此理性法则，以常人七情之乐的外在形式所呈现的“心之本体之乐”，自然是“发而皆中节之和”。这就是为什么王阳明要说“盖良知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2]71的内在原因。所以，当仁人遇大故于哀哭时，自然“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2]122致良知即是循理之当处与恰好处，循理则心安，心安即是乐，王阳明从乐的本质论角度对致良知作了一番新解，别有一番深意。同时，王阳明进而提出“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2]122论点，这是其心学理论对宋儒“心统性情”论的理论超越与思想升华。

5.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乃阳明心学之立言宗旨。“是阳明在龙场生死边际情境下，对生命的本质及其价值如实证悟后提出的”[3]355。王阳明曾对门人直言不讳地说：“此是我立言宗旨”[4]198。阳明在龙场，他“始悟知行合一”，是其“龙场悟道”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如何理解“知行合一”的思想内涵，曾有将其简单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实与阳明思想之本意并不吻合。知与行，在王阳明看来是一不是二，他曾试举云：“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静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克倒了，须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4]198显而易见，王阳明所要说的是，知行是一体不二的中道义，即知即行，本来合一。事实上，知行一体两面而又归于一体，是超越了有无对峙的、不执一边的，且显示了“不二”义的智慧范畴[5]308。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关系时说：

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为冥行妄作，所以必说知而后行无缪。又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是之为揣摸影响，所以必说行而后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见得时，一言足矣。[6]1229-1230

可见，阳明认为知行一体，本来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4]10。由于人心分别，即“私意阻隔”[4]10而将知、行误分为二，其实是未能真正体察知行之真实关系，故失“古人宗旨”。“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实际上强调了知既是意识活动的起源，也是意识活动的根源;行则显示和表达了知的生起、收摄与复归功能，故在本体域境的言说表白中知即行、行即知，且亦是心性本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真实显现或呈现，而将心之起用收摄功能揭示得栩栩如生。因为阳明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且知“圣人之道，吾性具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故在他看来，知行皆为心之一体运作，或称之为心之动相，即知即行，故他才会真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4]198。王阳明又指出：“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4]7。在阳明看来，《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意即是要在心源上用工夫，而“在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义外也”[4]7，因此“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6]1230，故阳明说：“某今说知行合一，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决裂之病。”[6]1230为何王阳明要主张知行合一之原因？他本人说得十分明白，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4]95在阳明看来，真知即是真行，真行方为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4]95。此外，对于学人好名利思想，阳明说：“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4]69指出了为学者大病在好名，对治之法即是提倡务实的精神，而以务实对治务名。可见，阳明的名实观，亦鲜活地体现了其知行合一的思想理念。知行合一，实质上是具有心物一元的哲学理论意义。

总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效地解决了知行分裂的错误认识问题，且对知、行运行原理及基本功能与状态在本体论的域境中进行诠释和理解，则有利于深化对其良知心学的认知与体认。

6.致良知

“致良知”乃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经历学思修悟与体察省悟及长时段涵泳过程而提出的重要思想与方法，被视为“良知教法”。所谓“‘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4]144。

然探究“致良知”的心学思想，自然离不开要对“良知”自身问题进行审视与探讨。而关于良知，阳明及其门徒均有谈及且说法颇多，前文已有所涉及。然而，从本体论的域境而言，良知乃是与道相通的范畴，故阳明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4]140—141可见，良知即道，并存在于各个个体生命之中，犹如佛教所言的佛性一样，有了佛性才有成佛的种子，从而才可能成佛。而良知人人具有，故其使“致良知”也成为一种可能。

“良知”一词，发端和导源于孟子的思想世界，孟子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初次提出了良知与良能的概念范畴，但并未作过多的解释。对此，朱熹在注解时引用程子之言而解释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7]335即承认了良知乃天理也，而非为人心与人欲之所能决定。然王阳明，并未墨守成规、承袭前见，而是对良知加以整合与阐发，形成了自身一套良知定义、良知体认与良知学说。概而论之，阳明对良知的认知与体察，其最为重要的认识观点有二：一是良知是本体，即“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4]222，即良知之体，本自宁静，“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4]240;二是良知是功夫，且良知具知具行，知行也是功夫，“知行二字，即是功夫”[4]240。阳明说：“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谶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4]143良知在天为天道，在人为人性，故可以称之为性天不二。因此，良知不仅具有自身的形上之本体意义和人性至善域境，所谓“一念良知，徹头徹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4]137，而且良知还具有觉照之功能，能够感物应事，发用流行为智用，即所谓“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4]137“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4]210。可见，本体不离功夫，功夫展现本体，良知既是本体也是功夫。故张新民先生指出：“良知乃是内在的德性真实、本然的至善，是先验的道德潜能或道德理性”[3]376“良知又可呈现为与对象相联系的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在心物交融中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内容，贯注流溢于经验生活世界，发用落实为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依据。”[3]377而致良知，就是发挥良知的觉照功能，即去其蔽而复其体。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与步骤，而回归于良知的正途，彰显良知的全体大用。诚如王阳明所说：“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4]57就此意义而言，致良知也有功夫论的意蕴，并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为社会心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除上述命题和具体的观点外，阳明心学还提出了心之本体无动无静、无精无粗、无正邪，人心道心皆为一心等观点，这些都可从以上理论命题所体现的“体用一源”论推导出来，此不赘述。由于阳明心学接续孟子心性之学的伦理本体论和宇宙本体论，而又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是良知”“心之本体常觉常照”“心之本体是乐”等命题，既深化了孟子以心为伦理本体和宇宙本体的思想系统，同时又将心本体向认识论、心理学、政治学的范围拓展，故为当代社会心态建设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心学资源。

三、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之关系探析

社会心态是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相交织的心理思想行为和认知活动的集中表现，它涵盖了一切与人有关的思想观念、价值行为、身心状态、生命健康、心理活动、生理活动、意识活动和精神活动内容，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在心理思维活动上的对应关系之总和。基于研究需要，有必要讨论社会心态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1.社会心态的发生学原理：心态产生的本体性根源探析

心态就是心之状态、心灵的状态，即是一种具有精神性影响力的内在生命心性状态，不仅关乎人的情感、想象、心情、情绪、内心、心性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影响人的思维、行为、思想与精神层面的生活。探究心态的生成，就其根本性的因素上来说，乃是根源于人们内在的心性世界、心灵世界或思想世界;心态由心所生，即导源于心的意识活动而产生，故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即说明了心具有思维之功能，而这一思维的功能则是心态之所以能够生成的逻辑起点。

首先，心态根植或产生于人内在心性之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心态的生成之本根在于心的意识性活动，即所谓“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6]45“人心是天、渊”[6]95“意之所用，必有其物”[6]1295。心态即心理活动之状态与展开，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和思想观念，并固化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认知态度，继而延展为具有价值观意义的思想系统和理论体系。如阳明的良知而言，良知在阳明看来是无善无恶的，但是它又是能知和能分别善恶的，具有觉照他者且又观照自我的功能，良知本体即心性之本体，能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能够生发起善恶之念等具有意识概念所指向性的心性行为和作用，而这一良知本体就是个体生命心态产生的心性之源。故心态作为思想意识活动的直接产物，与人心和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善恶性这一价值判断是密切相关的，继而影响到了人的身心状态、心理活动、生理行为、情感世界等诸多方面。因此，客观地分析，人之心态与人之七情六欲之间，也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从心性源头上探寻心态生成之缘起，我们不难发现心态：一是与个体生命的意识感觉活動相关联，且这一意识活动的主宰乃“心”，对于心的功能，阳明则说得十分明白：“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4]180二是由单个的个体生命所组成的群体及其所形成的群体关系或社会关系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极大地影响心态的发展与变化。如社会心态本身饱含着的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既是个体生命的心灵需要，也是群体的心理结构。故有学者称：“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次结构”[8];同时“价值观是群体认同的一种标志”“是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8]。可见，价值观既是个体的思想观念，也是群体的思想观念，它属于内在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在阳明心学的视界中，这一道德本体或道德理性的价值观就是人类共有的“良知”。

其次，社会心态的形成乃根植或发生于单个生命个体自身的心态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中并由个体延展至群体，从而导致群体性心态的生成。与此同时，个体心态与群体心态相交织并依据社会价值观而形成较为复杂的社会心态。我们不妨从阳明心学“亲民”思想观念来作简要分析，亦可窥见这一生成之原理。阳明心学，既重视内在生命的体察与体悟，强调了心性本体及本身的重要问题，同时也重视生命外部友情世界之社会关系问题，且主要表现为尊重“亲民”观念之儒家传统，体现了社会人与人的结构性关联关系。因为，王阳明十分重视在儒家义理层面上探寻“亲民”思想，在他看来“亲民”实质就是儒家“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之体现，“亲民”在社会关系层面的展开，所谓“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即表现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及其所应遵循的原则，同时按照“亲民”所昭示的民有所感应而作新民的逻辑关系来看，只有“亲民”方能使民作“新民”。“亲民”乃是儒家大写的“仁爱”精神，由内而外，由个人推及至他人，建构了伦理秩序与社会规范，体现了儒学“修己治人”与“教养”的意义，并为社会关系的处理与解决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而群体心态的形成也正是在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构中不断形成的。阳明心学秉承了儒学由内及外、内外打通的“内圣外王”思想旨趣，且恰好反映了社会心态所包含个体生命之内在心性状态和人与人之间外部社会关系的双重意境，故由此而建构起一系列的伦理秩序和社会关系，使得社会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稳定结构与完整社会系统，继而推动生命个体内在的心性状态与外部的社会关系不断交融与涵化，并形成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变化趋势的社会心态。因此，在当代的社会，仍然需要反思和运用儒学的“亲民”观念和民本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语言便可以寻找到历史的根源或理论思想上的源头，且以爱人的立场思想和人本主义精神原则来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从而全方位建构起具有时代性、有新型特征的和谐社会心态局面与格局。倘若能按照以人为本的“亲民”的思想理念来“修己安民”，社会才能获得进步和充满正能量，才可能培植和造就一种既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又符合天道、人心规律并具有正面、积极意义的良好健康社会心态，从而能够使人的存在感、归宿感和幸福感得以较大地提升和扩展，彰显人格尊严和人为万物之灵的意义与价值。

再次，社会交往关系促进了社会心态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并表现出时代性特征。社会心态，乃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生起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中个体生命的心理意欲指向，即精神追求、心灵欲望或价值存在感;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环境综合要素对社会群体生活产生的整体影响并表现为社会群体对社会影响的心理反映与应对。因此，社会心态的形成，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有学者提出“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共识和共同的情绪体验汇聚形成的社会心境状态”[9]1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同时，社会心态蕴含的内在复杂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不仅能够涵盖个体心态，而且能够体现其变化性与时代性。社会交往关系直接影响社会心态的形成与发展并体现其时代性趋向。

2.不变的良知与可变的心态

良知即本体，“良知常觉常照”“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4]159显示了良知的不变性特质。良知自古恒常，人人皆具有，古今皆同。良知就是光明，就是道德理性。良知的光明性特性，犹如诗云：“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日]三岛毅《龙岗观月》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万古光。”。良知的万丈光明不仅可以照亮人们心中幽暗处的恶念与恶欲，而且能够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意欲朝着良知至善的方向和道路前行。而心态生发之源乃在于人之内在的心灵世界，即在人心，故其与良知同源。由于人心为心意识，即情识所牵引和情绪所干扰而产生种种心念、欲念和妄想，是以内心因外缘所影响和牵引而生变化，故而催生了复杂的内心之变化与心态问题。由良知的不变性，正好可以印证人心之情识、情欲、念头、想法所生成的心灵状态或心性状况乃是可变的。若依佛教之说，即所谓心性为客尘所染。因此，就心态而言，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变化的概念。

社會心态，乃是心理学的衍生词汇。过去中国哲学谈心、谈性，屡见不绝，但社会心态作为一讨论范畴而言，仍属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下的独立词汇。阳明心学，从广义学术语境而言，乃是中国哲学范畴内的独特之学。就心学与心态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实现不同文明语境下的文化意义之表达及其内容之比较，从而可进行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互鉴。从中西思维角度来看，中、西哲学“它们代表了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重大方向，尤其在比较中，可能还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显隐依持性、对立相胜性以及和谐互补性，甚至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具有动态永恒性的全球意涵”[10]186。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尤其是在心学视域中来讨论社会心态问题，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社会心态是一个动态的变量性概念，并具有一定条件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意义。社会心态，按照恩格斯关于“合力论”阐明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和原理来说，乃是每个个体心态综合合力的指向性产物，同时它是一个全体，一个动态的全体性概念，具有时代性、阶段性、结构性和较为明确的指向性。故由学者指出，“社会心态会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巨大变化”[11]108。由于社会心态是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与时代的关系紧密关联，故不同的时代则有不同时代的社会心态与心性样态及其表现形式，由此也决定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心态理论和所要关注解决的重点问题。然而整体而论，心态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而群体的心态则是综合的、社会的，并由个体及至群体相交织融合而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心态完整体系和系统。若依据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来看，每个单个人的心态是可以整合、叠加与汇聚而成为群体的一般性心态，继而上升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即社会心态是一种综合性的群体心态，而这一整合汇聚过程乃是表现为可变性的。

3.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探析

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关系十分紧密。如前文论及，心态产生的内在根源就在于人之内部的心性世界，为心所生起、为心所主宰。王阳明《年谱附录一》载云：“心何以能宰天地万物也？……然者天地万物也，非吾心则弗灵矣。”[6]1338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王阳明对心之功能的基本体认与看法，实际上说明了心态就是人心之种种变相，也表明了内在的心与外在的物之间的生起与主宰关系，即所谓“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4]227不过，阳明认为：“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6]7且他又在《传习录》中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6]12显而易见，王阳明的如是观点，它对于改造人的心态，并向圣人心方向努力修炼，切实地指明了一条路径。

人的心态之所以能进行改造、修炼与调整、调适，即可由私心转变为公心、由浮躁转变为安静、由恶心转变为善心，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人人都有良知，有一颗道心，只不过是人心遮蔽了道心而产生了私欲，故才有种种贪欲、贪念之行为示显。因此修行才成为可能，所谓“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4]64“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6]96。对此，阳明在修悟方面所提出的对治方法乃是“格物致知”与“知行合一”等一系列的“致良知”功夫，由此才能涤除恶念、私欲之心念或心态，从而复归天道良知，即所谓“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4]205“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4]161“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4]139“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4]139由此可见，心学与心态之间彼此关联且互相融合。阳明心学关于对良知本体的体认，即“良知人人所同”“良知无不具足”[6]1278“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6]1309，形象展示了良知之本体和其妙用。而这一本具的良知“至善”境界，恰恰能成为人们可以追求并力求实现的终极性目标。在王阳明的思想视界，太虚之中藏万象，万物一体，全体大用，光明遍照一切处，纯乎天理。故阳明指出，“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4]230。他将万物视为一体，且认为万事万物之间能相沟通的这一整体性认知思想，对于认知社会中的个体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本质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极具启迪意义。正是由于社会心态源自于自我心性世界，是人之心灵状态的直接表现，故依照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则是可以修心性、炼心态等方式除去人欲污染之恶性而回到良知的至善本性上来。

然而，当代社会心态问题何以能以阳明心学解决之？因为，心学不离心态，心态不离心学，心学的光明觉照之功，对于向善心态的形成，具有影响和指引作用，故由心学对良知的重视，而推展到了对心态的观照，继而发展为对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生命要素与社会要素、自然要素与人文价值要素相互打通，形成多元一体或万物一体的关系格局，且能够进行心灵世界的建设和树立良好的社会心态，开物成务、成已成人，从而综合性地影响个人与群体行为、观念、价值与心态的形成、建构与创生。良知是道德之母、理性之光，“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廓然与太虚而同体”[6]1309，可以点亮不健全的社会心态和充满私欲的心灵幽深黑暗之处而照亮内在心性之光明，从而以道德理性力量提升德性生命修养而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人都有天理和良知，故人人都可以被教化且都有成善、成德和成人的可能，因为“圣人可学而至，谓吾心之灵与圣人同也”，种下善因必有善果，故人人都有朝良知方向努力的机会与可能，向善而生，追求至善，格物致知，使心量无限包容与扩充，明明德而天下，止于至善;与此须加强德性和生命教育，从而树立宽容、博爱与理解风气并形成良好之社会心态。诚然，心灵教育，需要“因材施教”“因病与药”。正如王阳明所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4]219与此同时，我们反观社会心态建设，不难发现在修炼和调适心态过程之中它也彰显了阳明心学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的学术思想旨趣。事实上，社会心态反映或表现出的种种现象，乃是时代的真实反映，亦是条件的客观产物。故对其进行改造与建设，并破解社会思想上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则有利于新兴社会生态之建立，亦可体现出阳明心学中最为重要的理念之一，即作“事上磨練的功夫”。众所周知，外部的实存环境与社会条件，对自身思想的形成和超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弥散在社会之中的社会心态与思想观念，不能不对修行悟道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故要进行内在的心性修炼，就离不开外部世界的体验与自我的进德修业。可贵的是王阳明在实践中十分重视和培植良好心态，他非常强调朋友之间的相处交往之道，其择友交友心态对其人生有极大之影响，如他在龙场示教诸生时言“择善”，即与朋友相交之道，坚持择善而从就是一种交友原则与方式，这样能够改善群体关系，且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真诚相处。王阳明居夷地之时，与少数民族相处亦十分融洽，故在贵州龙场就有本土夷民为其筑室示好的情形发生，王阳明《年谱附录一》所载“师昔居龙场，诲扰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6]1330，这为我们当下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和促进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典范与经验。

总之，王阳明以其独有的“三不朽”丰功伟业证明了有“事上磨练”的从容心态对其成圣成贤的特殊作用。他在“学之三变”与“学之五溺”的实践过程中，受到外部世界的社会影响而触动其内在心态与思想的转变的事实已早有证明。故就此意义而言，心学与心态相互相成，内外打通、打成一片，相互促进，并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与互动性。

四、开掘心学思想资源，解决社会心态问题

由于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存在内在的紧密关系，故可以展开相互借鉴与协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开掘阳明心学资源为当代社会服务，尤其是在教育人心向善，彰显良知的道德伦理精神，在克制私欲、存养良知、判别是非善恶、提升道德境界和生命层次上积极发挥作用。

王阳明说：“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著;却若浮云揜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4]217他坚持反求诸己、向内用功的修学理路，其本质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早年王阳明因格竹失败之经历，体察和了知了向外求理乃是一种实践性错误后，并将这一错误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他自己指导学人走出迷途的思想智慧，故他常言：“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诸陆是非也。”[4]126且王阳明对于外界的批评态度，仍然是以虚心接受的平和心态来展示和应对的，王阳明说：“凡今天下之议论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4]126他又曾说：“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着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捨于其间。”[4]147“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4]146因此，在他看来对于自私自利的心灵状态，就应该进行对症治疗，这就是他提出的“致良知”的方法与路径。而依王阳明的观点来说，则是“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4]147可见，王阳明在其思想深处能够上升到“致良知”的高度来应对一切荣辱是非功过，探究其因乃是经遇了一段心路历程的，如其早期在南都还存有“乡愿”之说，即表明了其认知迷离的实际状态与过程，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其心态不健康、不

够完满的表现或展现。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他自己能够正视过去、面对不足，并加以反省检讨自己的心灵状态和不足，这才是阳明的可贵之处和高明之处，亦充分显示了阳明的廓然大公之内心世界与心态，这也是他作为圣者贤者能够涤除私心的具体的实际行动。阳明指出：“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必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4]137故“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知基，傲者众恶之魁。”[4]281因此，要反求诸己，无我不傲，而建立良好、善意的自我心态。

王阳明认为良知即道，是价值判断的基本与标准尺度。故依良知之义理，正向心态与社会心态之建立亦必然要立足于良知，即是要合道。故他说：“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4]244可见，在阳明看来，良知确立了价值的标准或原则，若按照良知的立场和要求出发来应事接物，则必然符合于天道与天理，且也象征了公正与正义。故有道即是心无一己之私，即是作圣人之功，正如阳明所言：“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人之功也。”[4]136由于阳明坚守良知的根本立场与原则，因此他在应对宁王之变时也是如此

《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云：“我用兵以来，致知格物之功，愈觉精透，……是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无我与焉。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 即表明王阳明在用兵之际，也是凭借天道良知的正义性标准来行为处事的，由此而建立了其不朽的事功。，可以说他的平变实践亦是践行和遵循了天道良知规律，故其能在短时间内平定宁王之乱，乃是其一平常心而自由运用了良知理论。良知即道，良知是心之本体，并具有觉照之功能，因此，致良知，回归本来，“随物而格”，是通向良知光明之路。然而，从“致良知”的思想立场来看社会心态问题，社会心态千变万化，因时代与条件的不同，表现的方式与倾向也不一，那么在变动的过程中，如何调适与应对？其中最为关键之前提乃是需符合良知道义，而以“致良知”的方法或路径来解决和化解异常或不健康的社会心态问题。故阳明说：“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4]135“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4]139可见，“致良知”是应对变局追求公道正义的一项根本性举措，而这一理念与举措对于救治当代不良的社会心态也具有借鉴与启迪意义。

良知的发用流行，在本质上则体现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即“致吾心之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4]100“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4]16。而所谓生知安行，是就其功能而说，即“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4]141可见，知行合一既是本体也是功夫。王阳明在龙场始悟“知行合一”，乃是强调了知行本来就是一体的、合一的，即理上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不过人们不知道或难以理解罢了，故阳明论“知行合一”就是要将常人不知不识、不明不解的这种真理讲明白、说透彻，因此就有论“知行合一”的思想之问世。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讲出了一个道理或真理性的道理。如何才能做到呢？一是靠理上通彻，二是在事上验证。事实上，理与事本来一体。智慧之人，或悟道之人，自然会心领会理事不二、理事圆融、理事合一之理;凡夫之人，理事被遮蔽，将理事打成了两截，而需要外部的教育、指示与点化，才可实现。“知行合一”在内在的向度要求上体现出对知行一体的觉悟，在外在的向度要求上体现出对知行两截的缝合。而这一缝合的过程，需切实地体现为无限性的接近与有限性的突破与超越过程，即每一点滴的行即化成为每一点滴的知，如此周流地积淀与层累堆积，并不断经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笔者以为，一般常见认为，知行为二，乃是二元论的认知思维方式，即忽视了中国哲学视域中知行在相互证得且又不断连续升华过程中的一体不二性，而是以间断性的视界来观察知行，故产生了两个过程，从而导致知行分离为二的情形发生。，即知行在相互证得且又不断连续升华过程中显示了其一体不二性，最终超越临界之点而汇聚成通达本真的根本性智慧，即真智、正觉，亦是王阳明龙场悟道时的切身体会。

社会心态的形成与个人心态密切关联，同时与社会环境和整体氛围不可分割。从“知行合一”的思想理论表现在心态形成的本体论域境上说，即是要根治心灵内在的问题，诸如饱含了情绪、价值、情感、信仰等与人内部心性相关联的因素，要给予精神性与善意性的教化与治理治疗，而激活本自具有善性的“心”之内部的德性与精神世界，从而唤醒人们生命内部的良知道德理性，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将生命与社会视为一个全局性的整体和系统，积极打开人心与社会的精神通道，并输入鲜活的精神力量与正义能量，加速对中华优秀文化因子和要素的汲取与激活，加强内在心灵建设，激发道德理性，救治心灵的负面情绪与不良心性状态，建立良知与心之“乐境”“和境”，从而更好、更全面地促进良好、健康的社会心态之形成。

五、余论

社会心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体现人们社会幸福感的重要标志之一。面对各种社会问题，须有好的心态。阳明说：“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4]255面对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有积极的认知心态，要以积极心态而非消极心态去面对一切问题，从而避免社会的负面影响和负能量的传递所带来的危机与危害，人人都有传递正能量和正义感的良知道德心，即所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6]1301因此，要建设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自然离不开对每个生命个体人的心灵状态进行修炼，因为心生万法，“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4]128“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4]67，故心态建设关键要在心上用功夫，如王阳明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精明。”[4]206心是无善恶的，心态本根上也是无善恶的，“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4]251一个人的心态好坏直接影响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即好心情带来好状态，好情绪产生好心态。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4]231因心中有愛，故花亦有情。正是由于王阳明以自由潇洒的心境观来看山中之花，故山中之花自然也就顿时能够明亮、艳丽与鲜活起来。可见，心态与心境对于认知社会和与人相处、建设良好的社会心态极为重要。因此要“在心地上用功”[4]74，加强心性修炼，提高心性修养，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提升心灵境界，建设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总体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通过对此前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中心学资源的系统系整合和创造性开新，建构起了其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和特色的“新”心学，不但对明以降的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诸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其理论成果和思维方式对当代社会心态建设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当代社会存在人心浮动、物欲横流、情绪焦虑、功利主义、道德滑坡、信念缺失等心态问题，社会心态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趋向，而心学具有克制私欲、存养良知、判别是非善恶、调整身心健康和情绪状态、导人向善之作用。因此，要加强心学与心态之研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创新和创造性转化为化解个体和社会心理矛盾的思想智慧，提升全民道德修养、性情世界和生命境界，全面推动社会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力推动风清气正、幸福美丽、健康和谐的健全型社会建设，努力建构新时代、新阶段的人类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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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