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

摘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命题，以一种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初步检验而被承认，并借以新的时代力量被不断地推动着。而这种推动自然涵括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论域客观原则的联系中，从理论与实践维度进一步推动着社会主义历史真义与现实价值的不断发展。新时代以自身内在的全部活力与形态在向前跃进的同时，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不仅仅以更为有力地去批判贫穷这一现象，并且将这种批判之努力带入到一个更深层次与更高境界之中。由此，“人”在积极摆脱“座架”于自身贫穷的外在系统之束缚与内在精神之迷失时，也向“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真正地占据而迈进着，并且历史性地开辟了与之前“非人”历史决裂之新路。

关键词：社会主义;扶贫;人;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1-0008-05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一直致力于将贫穷从自己理论与实践的旗帜上驱逐出去，并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运动中论证着“人”的社会动力的价值旨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既诠释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及诉求，又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脱胎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不具备去改变这种不发达生产力状况的初心，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制度本身不具备去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状态的条件与可能。以“人”为视角出发的扶贫攻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将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理论研究与实践开拓的目标之一，其根本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与整个人类的解放奠定坚实的基石。以“人”为视角出发的扶贫攻坚，最终是要达到马克思主义所指向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诉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依，更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去推动与发展的方向。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扶贫之真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至少应在两个大的阶段来加以认知：第一个阶段即是为建立打破剥削压迫、两极分化的奴役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任务早已完成且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第二个阶段即是探索一条破解贫穷落后的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并现实地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马克思主义认为，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个体在分工之中又被束缚于其中而致使人的身心出现片面发展，并由此脱离劳动真正意义上的诉求而导致了异化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现象在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使这种人的畸形片面发展与劳动的异化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成为可能。但社会主义承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因子与条件，由此，当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条件之下，生产力以及局部性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就成为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贫困地区而言，一方面，“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1]，另一方面，“强化脱贫攻坚资金支持，在投入上加力，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优化资金配置，提高使用效率”[2]94。

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中，将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以经商为要义的“劳动”作为上帝子民的“天职”，而这种入世的宗教禁欲主义，一方面规训着世俗经济与道德的关联，即将贫穷与“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机械而虚无地凸显出来，进而得出贫穷之现象是由于个体的道德层面所致。换言之，个体在道德层面上的诸如懒惰、不思进取、愚昧、野蛮等促使了贫穷的发生与恶化;另一方面，也在这种规训之中，新教伦理深深烙印上“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色彩”的印迹，贫穷状况与贫穷之人成为招致社会谴责的一种现象[3]116-143。福柯则深刻地“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4]62贫穷所致的疯癫及折射出的所谓特有的“文明”。马克思主义从这种以贫穷与劳动关系出发而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走出来，将贫穷立足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视域，以及在这种矛盾视域之下，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潜能被现实地束缚——借此视角来加以考察并探寻破解之真道。新时代扶贫攻坚战即是马克思主义对待贫穷现象与贫穷之人最好的注脚。由此，以人为视阈出发而对贫穷现象与贫穷个体的认知中，不再将“穷”的根源锚定于诸如懒惰、不思进取、愚昧与落后等人的道德层面，而是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贫穷现象与贫穷人员，并对贫穷群体与个体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精准扶贫与精准施策。

具体而言，第一，“要真扶贫”。“要真扶贫”即要在感情上，抱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各级党委与政府尤其是奋战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广大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极大的工作热忱，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扎实作风，真真正正地在广大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个民族、每一个家庭。”[5]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是集权利、责任与义务的有机统一体，面向贫困地区个体的帮扶是处于发达地区的人在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新时代所应担当的不可或缺的权利、责任与义务。第二，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之要义，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6]720，这种精准施策，从贫困地区到贫困家庭，最终“靶向治疗”于个体。针对贫困的个体，首先制定一套能够反映贫困人口的综合贫困指数并划定贫困个体的贫困线，具体分析贫困个体是何种原因造成的，究竟是因病致贫、因自然禀赋的贫瘠致贫、因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致贫，还是因个体技能培训的缺乏或不完善而致贫。同时针对贫困个体在整个贫困过程中出现的状况，即滑向深度贫困迈向更为贫困或脱离贫困这些可能性之中，有一套针对贫困个体的动态的监控体系。第三，提供公共服务及政策性的扶持于个体身上，而非单纯地“输血”式扶贫。前者一方面可使贫困的个体摆脱道德上预先设置的不实之辞而所陷入的巨大压力与舆论之中，另一方面就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的尊严而言，其可接受的程度与心理的认可度、愉悦度更高[7]112-124。因此，中央提出要“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8]88。第四，个体贫穷的客观因素之一是某些现在政策与制度上的设计将贫穷个体有意无意地挤压，使其失去参与某些公平选择和竞争的机会，个体由此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后天潜能被屏蔽而无法彰显[9]56-89。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出于对整个国家战略布局与分三步走的考量，对沿海与东部地区在政策、资金上倾斜，而致使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本来自然禀赋就不高的地区的个体，无法将自身潜能较好地激发出来，某些地区户籍政策的限制或者部门人为设置的门檻，限制了中西部地区的个体向更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对农村及农业在政策制定以及制度设计上的挤压，也会事实性地造成某些欠发达地区个体走向贫困甚至滑向深度贫困[10]。为此，各级政府一方面应努力破解历史上人为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障碍，另一方面应从政策制定、制度设计、社会舆论等方面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法制同时兼顾效率的社会环境，使公共理性与贫困个体的私人空间实现某种程度上的交流甚至交融。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扶贫要从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发力，全力打赢扶贫攻坚战，使由于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或某些结构性的缺陷，致使贫困个体脱离贫困的难度与不确定性的可能性与事实性逐渐减少及至消失。

二、扶贫攻坚中人之向度与人之可能

基于静态分析视阈的社会结构理论，与基于动态分析视阈的社会发展规律交织而成的认识论，一直是社会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分析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目的规定着以人为本之理论维度与实践空间。所有的贫穷归根结底是人的贫穷，中国共产党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一直关注于这个问题并极力破解缠结于此问题的诸多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贫穷的形式与程度有所改变，但改变贫穷以及在改变贫穷的扶贫攻坚中，所折射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的“以人为本”的宗旨没有改变。“以人为本”的要求与目标意味着人的发展要进入到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的自由根植于人具有同他本身的类发生关系的能力，即人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能力”[12]107，而贫困地区的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滞后，导致其与发达地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渐行渐远，既可能发生贫困地区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疏远，更易造成贫困地区的个体与发达地区的个体之间联系的阻隔。此时，人被沦丧为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而将其作为社会属性的一面屏蔽，人的自我创造与实现的价值、能力也无法实现。扶贫攻坚破解因贫穷而造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一种矛盾的破解中，人以美的意识去探寻美的规律，从而使属人的社会属性得以勃发，将改造与生产的不仅仅是属人的自然，更是人居于其中属人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寻与实践开拓中，“人”一直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是以整体而非肢解的方式被历史性地解读着，人的类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理解为应该且能够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对待围绕着人而展开的扶贫攻坚所相应采取的立场、观点及方法。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的关注上与实践的扶贫攻坚中，都注重从“物”与“人”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出发，即一方面为人的发展创造必要且充分的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注重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中价值的揭示与确证上。这种对人的内在与外部同一性的理论探寻与实践开拓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要求与体现。以“人”为视角的前提是正确认识与正确对待扶贫中扶贫对象“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尊严及其关切。

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其环境改造之后社会物质的满足与提高，更需要的是在这种物质满足与提高之后，对自身生命的自我认知与确证。而这两个目标皆可在劳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与实现，因为在劳动过程中，个体将自己的本质与对生命的认知、需求、存在以对象化的物的形式表征出来，从而使自己深深烙印在人的劳动生产这一现实之中。但劳动对象也在人的劳动生产实践中，被纳入到人的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对象不可能是个体或某一群体特有的对象，而个体的人或某一群体的人也不可能独自将劳动对象实现以“人化的自然”之结果，由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实践是整合意义而非某一个或某一群体所能孤立完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占有、共同分享来进一步揭示“人之为人”何以可能。个体在这种劳动生产实践中，已将自然、对象世界、异己的属人的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现实的对象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已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任何历史的因素及现实的原因造成这种整体的分裂或肢解的现象，都要在当下被重新整合，扶贫攻坚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加强由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而逐渐愈合形成有机统一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的目标使人不仅仅成为一种饮食男女意义上的人，更是跃升至人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占据。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扶贫攻坚的时代任务，则预示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现实地存在着人在发展中存在着的不自由、不全面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其着眼点与着力点首先应该是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解放。扶贫攻坚思想的提出，其基础之一，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历程，即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以及发展成果惠及于人的理念。而人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权是人权最为生动、最为直接的证明与体现。

三、以人为本的扶贫攻坚的辩证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294。因此，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在归结到人的层面时，不仅仅是整全意义上的人的群体，更言指个体层面的发展，而新时代扶贫攻坚奔小康的征途中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此的最佳阐释。人民需求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是深层次的，更是全局性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恰恰是美好生活全局意义上的底线思维，同时“东部地区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下更大力气帮助西部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14]102。扶贫攻坚战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鲜明时代特色，即将扶贫的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的目标、扶贫与扶智、整体的扶贫与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等紧密而有机地统一起来。

人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价值指向与终极目标。贫穷虽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一种社会事实，但却并不应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现象。换言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人的应然状态具有同一性。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问诊，都是将人的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文化上的贫穷的根除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托，采取的方式是先富带后富，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的中西部的发展，因此，扶贫攻坚与全面决胜小康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同一战场上进行的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而打响的两场不同的战斗。而在此战斗中，人既是战斗的主角又是战斗的对象，这种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战斗所要摧毁的主要目标是贫穷。为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社會主义时代的哲学命题，而扶贫攻坚、全面决胜小康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义阶段之前中存在的，“以物为本”“以权为本”“以资本为本”而产生的人与物、权、资本之间对立的一次历史性超越之后，继续在更高程度、更深层次上的展开。而在这种展开中，人在褫夺了物、权、资本而占据的本应属于人的位置之后得以真正地回归，这种回归凸显的不仅仅是对贫穷与匮乏驱逐的一次胜利，同时又彰显了人的平等、自由、独立、个性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之包容特质，因为以人为本视阈出发的贫穷的广义涵义，既包括基于人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而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又涵括作为社会属性的人在精神层面满足上的缺失或不足。

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界定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而与之相对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是全局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前提与条件之一是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极大富足与充盈，即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与精神上的共同富有。因此，新时代扶贫攻坚全面小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境界，更是马克思主义继续保持充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障与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根据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贫困个体的历史与现实归根结底是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所折射出的一种状态而已。具体而言，是贫困个体在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该个体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筑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关系）之中而改变个体自身的贫困及贫困程度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以人而展开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作为具体而社会层面上人的最为本真与生动的环境，也是人能够展现其自身意义与价值的条件与可能。人何以为人的实践上的正确解答，与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谐具有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真正回归是构建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基础之上的，并且是整个人类在此目标的追寻，而非仅仅某一部分或某一具体个体的追寻上，但整个人类在此目标探寻过程中的实践，是以个体人的目标完成为基础来实践与实现的。而这个实践与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必然要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所谓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到达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并不十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并不十分完善的社會生产关系这个事实基础之上的，并且这个事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将长期存在，由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解放与发展，必然要以社会生产这一维度在个体层面展开。而个体的多层次性与差异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之时个体指向上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开展扶贫攻坚时为何要“精准扶贫、精准施策”之缘故，而这个“精准扶贫、精准施策”的指向是人，具体而言是以个体为视角而依次展开的。

扶贫攻坚中在“制度”上针对贫穷个体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具体的任务安排上，“要搞好政策设计，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科学编制帮扶规划，细化帮扶举措。”[14]102“各级财政要加大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形成有利于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加快发展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15]19“要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的体制机制，贯彻落实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牧区、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等政策举措。”[16]10这些理性决策的根据非但没有遮蔽整个扶贫行动中情感的作用，相反加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方有困，八方支援”的情感因素与政策体制之间的关联。扶贫攻坚过程中监督行为的监督理性，使被监督的人、群体以及行为过程的执行状况处于一种强制性与规范性之下，也使社会主义中人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得以构建与完善。“要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强化县级党委作为全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的关键作用。”[2]49各级政府是扶贫攻坚的主力军，对于贫困地区人员在扶贫之后是否脱贫，除了应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检验标准之外，更应有一种对这种标准体系践行的专业而独立的力量来力保其结果的公正、有效，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作为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的政府，在整个扶贫过程中是否能够有一套真正严格而又科学的评估体系[17]29。而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应将外在输血与内在造血在不同阶段根据具体情况而加以调整，尤其是贫困地区自我造血过程中，应重点突出市场机制这一作用，从而使贫困地区从“携手扶几程”到“放手自我行走”，逐渐增加其在市场大潮中的生存能力，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的方式”[18]。打好扶贫攻坚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进一步确证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为此，“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支持政策……这些政策要加紧细化、落到实处”[14]104，而扶贫攻坚要在“准、实”上下功夫，即一是领导工作要实，二是任务责任要实，三是资金保障要实，四是督查验收要实。以人民对脱贫的诉求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与工作前进的方向，扶真贫、真扶贫，“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决不搞花拳绣腿，决不摆花架子”[19]117。

弹指一挥，共和国走过了近70年的风雨历程与40年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从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到1978年中国人民开启的改革开放，再到当下中国人民发出要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美好诉求，历史阶段虽然不同，但相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不懈追求与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抓手之一即是精准扶贫[20]5-11，扶贫攻坚全面决胜小康，正是奠定强起来的坚实基石与弥补最短那块木板的“历史之笔”，而此蓝图中“人”是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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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