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雅茹

摘要：乾隆时期涉贪官员之多，范围之广为整个封建王朝之前所未有。侵贪方式之多种多样，腐败奢靡之风之盛行，使看似一片大好的康乾盛世正处于衰败的阴影中，贪污腐败现象正侵蚀着巅峰时代的大清王朝。乾隆皇帝尽管多次实行吏治整顿和贪污犯罪的打击措施，但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时宽时严的处理方式，让清朝在廉政的道路上愈发的背道而驰。本文将通过几个方面来研究乾隆时期官吏的贪腐问题，看清清朝极盛背后的隐患与危机。

关键词：贪污;君主专制;奢靡;盛世危机;反思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2-0135-02

被无数历史学者津津乐道的“乾隆盛世”，经济空前繁荣，但随之带来的是乾隆皇帝的自满与奢侈之风的盛行。民间流传一句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知府在任三年，竞得银十万，当然这只是个估数，实际大有可能更高，官吏贪腐的问题逐渐出现在清朝的各个角落。

一、贪污方式多种多样

乾隆时期贪官横行，上行下效，贪污官员上下勾结，环环相扣，多数案件一经查获便涉及多人，贪污范围之广，贪污款数之多，令人瞠目结舌，而庞大体系之下贪污形式更是多种多样，花样百出。笔者在此粗略举例者有五以供参考。

第一，里应外合，私吞赈银。乾隆朝里应外合私吞赈银之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其中比较经典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直望一案。多层官员上下勾结。将监粮改为纳银，虚假汇报救灾的银两并私吞。早在乾隆三十九年，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疏报收捐时，乾隆帝十分疑惑，“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因发‘四不可解’诘勒尔谨，勒尔谨饰辞具覆”，足以见得官员的里应外合之大胆。终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东窗事发，“上甚怒”，前前后后涉及三十多人，震惊整个朝野。晚清薛福成在其作品《庸盒笔记·入相奇缘》中说到，“其非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由此可见，乾隆朝贪污风气严重，到处都是上下交通行贿之现象，官官相护，竟然出现许多中间的官员不得不贪的可怕情形。

第二，贪污受贿，婪索金宝。这一情形，多发生在级别较高的官员身上。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云南总督恒文被劾命令下属买黄金少发价银，贪污收礼，并且还纵容下属婪索捞金，经查情况属实，最终迫令自尽。高恒之子高朴，贪污金银宝器，并偷盗官玉，乾隆大怒，诘高朴“贪婪无忌”，“较其父高恒尤甚”故严惩不贷。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之《如是我闻·三》中提到一官员，“某公自陈俭素，坚拒馈赠，送宾归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其中明写鬼神与因果报应，暗指现世官吏之腐败，从中可以看出其对搜刮民脂民膏，办事不力，买卖官职的官员深恶痛绝。

第三，牟利无度，中饱私囊。许多官员在利益面前迷失自我，贪婪之心也愈发膨胀。如闽浙总督陈辉祖暗箱操作，私吞查抄罪臣王直望府上之金银四万两有奇;又如四川总督阿尔泰，因转运木材却说是花费自己的养廉银后进献的而遭乾隆诟病，又因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为老不尊而治罪。《阅微草堂笔记》之《滦阳续录·二》中，“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管囊逾数十万”，在充分表达了纪昀对官场黑暗的深恶痛绝的同时，也反映出官员贪污之盛行和捞金数目之多，令人咂舌。

第四，狐假虎威，肆无忌惮。贪污受贿的官员是封建社会的一颗毒瘤。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腐败大臣身边的亲信，幕僚，甚至家仆都参与其中肆无忌惮。其中以和珅之仆刘全最为经典。刘全睁主之势而自居，私相授受，小到衣服起居，大到出行车马，都远远超出当时制度的要求。御史曹锡宝惧怕和绅势力，不敢直接说和坤的不是，因此劾其家奴，未料想反被降职。最后还是嘉庆继位大办和珅，才“追思锡宝直言”，还说到“锡宝所核不虚，宜加优奖，以旌其言”。薛福成在其作品《庸盒笔记》中对查办和珅之细节描写详细其中还特别加入了附录清单，其家中雄厚无人可及，足可抵半个国库，珍宝收藏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超乎嘉庆之想象，就连查抄刘全等亲信的住所时也是收获颇丰，珍宝之多无法估计。由此可见，在乾隆的包庇下，大臣及其亲信的猖狂和腐败程度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第五，职位之便，巧取豪夺。湖南布政使郑源鶸，其利用职位之便，生活奢侈，府中上下几百人，自家养着戏班子，并且还经常搜刮民脂民膏，以供上级的官员娱乐，后于嘉庆年间斩首，“率皆搜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这全然不像一个合格的官员该有的样子，窥一斑可见全豹，此时上到王孙贵族，下到州县官员贪污者甚众，腐败问题成了影响清王朝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出现了诛愈重贪愈盛的局面。

二、君主专制成为贪腐盛行的温床

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固有模式下，主独治于上而无所治也，是非对错皆由皇帝自己决定，乾隆在位时虽曾定下：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贿赂、挪移等贪污问题，一经发现，必当严惩。这样严厉的规定在皇帝的主观能动性面前似乎也略显无力。乾隆在处理贪腐问题时的主观能动性总体有二。

第一，时而雷厉风行，时而宽限处置。总体来看，乾隆断贪腐之案多有不公。从乾隆执政二十余年中断大案七起，且执法较严来看。其早期以严厉为主。如早期时兵部尚书鄂善，曾经屡立战功“寇来犯，击之退”，后来还是因贪污一万两于乾隆六年（1741年）被处死等。即使是大学士蒋延锡之子的蒋洲，乾隆也一样不留情面，说出“若不大加惩治，国法安在？”的话，可见其执法之决心。可到了晚期就较宽容娇纵大臣，如于敏中等人，乾隆一直宽容待之，直至许多年后才加以处理。

第二，包庇赏识的亲信。对于同样是有贪赃枉法之罪的大臣乾隆的处理态度也不同，如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一案与闽浙总督伍拉纳一案，乾隆皇帝皆依法处置，然而乾隆所赏识的亲信都逍遥法外，被宽恕后仍官居要职。

这就要提到李侍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被揭发罪状时，从“以大学士、九卿改和砷所拟李侍尧监候为斩决，”到皇上“定李侍尧斩监候，”再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撒拉尔回人反清爆发，将李侍尧从狱中请出，“宥李侍尧罪，上三品顶戴赴甘肃”，贪污受贿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虽说乾隆对李侍尧的宽恕和他超强的能力是分不开的，但这些也从反面说明，这样的一位股肱大臣都不可避免地走上贪污之路，可见当时的清朝的腐败气息是多么的浓烈。与此类似的还有闽浙总督陈辉祖，也颇受乾隆皇帝喜爱。在陈辉祖与江苏巡抚闵鄂元同遭连坐之罪后陈辉祖还私吞部分查抄银两，乾隆皇帝也都从宽处理，在“布政使盛柱疏言检校直望家人官物与原册异同”的情况下，乾隆还是说：“辉祖罪固无可赦，然与亶望较，终不同”，于是将陈辉祖改为斩监候。乾隆皇帝对贪污犯罪区别对待，以及其在晚期多对贪腐事件加以宽容、骄纵，致使更多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泛滥严重，贪赃枉法现象慢慢走向无法控制之地步。

三、贪腐之下的隐患与反思

封建社会的腐败必然是从吏治腐败开始的。清朝在乾隆年间走入空前盛世，乾隆皇帝渐渐也喜欢上铺张奢侈的生活。和砷等大臣善于揣摩乾隆意图，每每能将奢侈为之合理化解释，乾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上行下效，民心不稳，内忧外患，从而引起人民起义等威胁国家安定，《庸盒笔记·入相奇缘》中：“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教匪之变”正是反映于此。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天津时，王亶望就曾送过上面镶嵌着精美宝石的玉如意给乾隆，然而“上拒弗纳”，虽然乾隆没有接受，但王亶望敢这样给皇帝送礼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对于受贿的默许。大到朝廷命官，小到自家随从，皆奢侈无度，殊不知再多的钱财还是取之于民，再庞大的奢侈都是剥削属吏和广大农民的后果。加之乾隆皇帝后期满足现状，安于享乐，和珅等人“善伺高宗意”，为了迎合其奢侈而婪索钱财，乾隆对此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也无人敢言。乾隆认为自己的“康乾盛世”坚不可摧，对于整顿贪腐，肃清朝野的问题也是时勤时惰，长此以往，恶性的后果也不难想象。

长此以往，乾隆尽管施行过很多改善吏治，整治貪污腐败的措施，但仍然无法改变在清王朝由繁盛中的腐败逐渐转向矛盾升级后的衰落的趋势，以至于人民起义，经济浮躁等一系列隐患出现。抛开后来的列强入侵等外界因素，侵贪奢腐为后来的统治带来了根本性的伤害。所以说，不论什么时代，保持清正廉洁，心系人民，拥有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变法则。吏治腐败可直接造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问题，尤其是在封建君主专制时期，腐败对国家的影响更为深远直接，乾隆朝的贪官污吏犹如一个个吸血虫，在暗处慢慢地侵蚀着整个原本健康繁荣的社会和政权，最终拖垮经济、政治，甚至整个国家。今天，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优良作风，以保证政府血液之新鲜纯粹，所以我们应当重视腐败问题并引以为鉴。

（责任编辑：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