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 米沃什　闫文驰 译

第二十八章

在转到法律系之前，我在维尔纽斯大学的波兰文学系当了两个星期的学生。当然，在后来学习法律的阶段，我依然活跃于文学圈子，在创意写作方面。我常思索自己对波兰文学如此冷淡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充斥的“测量昆虫腿”①式的琐屑吗？是文学规范独有的限制？在弃文从法时，引导我的是一种后来被称为“相关性”的驱动力。我的选择确实也部分地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时间证明，我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如果能留在波兰文学领域，这会是个长处。最终我还真成为一名文学教授。不那么正统，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当年对波兰文学的冷嘲热讽，不想让学生走弯路。在选了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摩尼教或波兰文学的课程的英语系学生中，有些人看起来像我当年厌烦波兰文学一样厌烦英语文学。

我那时的兴趣是什么呢？不是考热尼奥夫斯基的《安排》，不是斯沃瓦茨基的《莉拉 韦内达》①，也不是古教会斯拉夫语语法。我的兴趣是在二十世纪。我关心的是阿波利奈尔、马克斯 雅各布②、托马斯 曼，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性宣言《友爱婚姻》③（作者的名字叫林齐，他现已不为人知）。倘若我大学时的人文学部讲授的课程是这些内容，我就会留下来了。对先锋诗歌、绘画、电影、政治的最新风向及其他——简言之，对当代的激情将我带往各种各样的势利和做作。但倘若对此一窍不通，就很難被诗人引为同道。和这种激情同时产生的还有某种不信任感，这同样危险，时不时地让我受到极权主义和道德恐怖主义的试探。无论如何，我把这种对这个世纪的文学和艺术的不信任，当作个人智力发展的标度。

当我浏览在波兰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主要是那些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时，他们对当代世界文学的熟稔令我敬服。他们的知识面比美国的任何一个相似背景的人都广。有时，他们的兴趣看似来自一种“失去联系”的恐惧。他们口中涌出的书或人的名字，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不为他们的伯克利同行所知，虽然后者很可能也是这个领域的行家。纯艺术文学的文化是为“追逐自己尾巴”的狗打造的笼子。这是因为艺术家不论国籍，其思想包袱在各处都大致相同的：所有人都是这个世纪之子，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臣服于当今的虚无主义规范。如果艺术家在虚无主义里寻求脱离笼子、脱离魔术圈的希望，他们只会失望。另一种可以预见会衰退的是“纯文学”的重要性，不过它开始扮演“领头”角色也只是近来的事。并不是说，“文学性的文学”会无可挽回地休止，只是说，那里再也找不到对人类命运最重要的内容。

活力与颓废之间的区别难以界定。难，但并非不可能。在顺境时，文学有能力触及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在逆境中，它失去了这项能力，并假装遗忘了那些问题的存在。在过去的二百年里，对人类来说没有比接纳或拒斥一套叫作“科学真理”的假设更基本的问题。在十九世纪，这种“科学真理”还不是必需的（如密茨凯维奇的《浪漫》）。在考虑“科学真理”时，人们关心的也主要是人在不得不接受它之后会产生的后果。如果科学真理的影响可比作巨石击水，那么艺术和文学就组成了波浪和涟漪，传播到那些看上去还没有被科学革命影响的领域。比如说福楼拜备受责备的审美，震动显现于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加速崩溃中，而且，越是高等，艺术家对迫近的虚无主义感受越敏锐，而虚无主义轻而易举地获胜了。二十世纪中晚期的文学，没有人再胆敢假设与物理、生物、心理、社会学的法则不符，它们直接被默认了。如果人的地位一降再降，从世界之王变成人猿的某个亚种，再没有伊甸园，没有天国和地狱，而善与恶也不过是社会制约的结果，那么人类自然也做好了降到最底层的准备，把自己定型为两足虫的行星社会。④

我不打算像个传道人一样，因为这种疾病也驻在我体内;自始至终，我都在分析自身的这种缺陷。从此产生的还有我的怀疑和懊丧。倘若生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我或许本可以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但能觉察到内在的啮齿动物，还有它每日的毁坏，这总是好的。文学的职能当然不仅仅是认知的工具。而如果事先就放弃了警觉，不把疾病当作疾病，那是放纵自己的颓废。

厌倦是一个预警信号。既然已经知道会读到什么内容，为什么还要看这些小说家和诗人的东西呢？无非是又一段对人的无足轻重的嘲弄;存在是肥皂泡，除了肉体的欢愉和痛苦，它的一切都是虚妄。“写一写，浪一浪”，一位现已过世的波兰作家这样谦虚地描述我们在日光下的逆旅生涯。我体内的“小老鼠”也持有相同观点。这就是我回避那位作家的原因：格局太小。

我希望以上论述足够解释我对文学外的追求，也就是说在书籍中，那些更难解读但是蕴含着希望的作品，总之，是在界限分明的流派之外，另凿河床的那种。在这类作品中有一套叫作《先知书》的诗歌，它们的作者威廉 布莱克将“科学的世界观”放置于基本的讨论中。

布莱克出生于一七五七年，也就是斯威登堡所说的末日审判之年。这个年份的意义他自己也知晓。在他的一生中，甚至到逝世（一八二七）半世纪后，布莱克事实上仍不为人知。只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的声誉才建立起来。关于布莱克已经有很多著述了。这里，用波兰语写作的我遇到了一个困难。总结他人的评论，像个英语文学评论家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通过直接引用来阐释布莱克也极少有成功的，而把他的作品翻译为波兰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选取那些与我的主题直接相关的来说。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昆虫腿测量员”带给我们的怪癖。他们，不论是波兰、英国还是美国的人，会这样说：布莱克是久远的过去的人物，是应当放在时代背景中研究的“现象”。研究他，应当把他放在他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中，放在美术里的古典主义运动，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中。诸如此类。这样的考虑或许是有用的，但偏离了本质。比如说，有一位出生于瑞士的画家叫福赛利①。他与布莱克是同代人，也同样住在伦敦。两个人的作品或许看起来有几分相似，但迷惑人的表面下，可以看到他们本质迥异。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布莱克的艺术风格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风格流派。既然连布莱克本人都把古往今来所有擅长“想象力的神圣工作”的人都称作《旧约》先知，我们也不应该把布莱克限制在时代背景中。这样我就避免了像波兰作家一样的羞人之举。他们无论何时说起一位外国诗人，就变得像苜蓿地里的蜜蜂，为他们祖国文学的蜂房采集不休。过去我也干过这种蠢事，但我发誓现在再不会试图使任何人转向布莱克。由于预见到他会在翻译中被如何扭曲，我就更不打算这样做了。我是自由的，有权依自己的意愿浏览各个世纪留给我们的基础文本——不管作者是圣奥古斯丁、帕斯卡还是布莱克。

从文学角度看，在文学技巧方面，我从布莱克那里所学极少，况且他也不适宜于模仿。我从奥斯卡 米沃什那里所学也一样少。布莱克和斯威登堡在我的思想成长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彻底否定之前所看重的东西。正相反，我现在辨认出一条联系我的思想发展的线。对我的思想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源头包括：天主教教义、布热佐夫斯基、奥斯卡 米沃什;通过我的朋友塔杜施 尤利乌什 克伦斯基②了解黑格尔、斯威登堡、西蒙娜 韦伊、舍斯托夫、布莱克。而将各路思想连为一体的线就是我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憎恶。这条线的线头是我在学习教会史时对摩尼教产生的兴趣，线尾是我在伯克利关于摩尼教的课程。也许这些经历的总和可以方便我比盎格鲁-撒克逊老乡们更接近布莱克，因为我在他之中发现了个人的契合。

布莱克不喜欢自然。在这个环保主义者为保护“自然环境”奋斗的时代，这句话可能会造成误解。他不喜欢自然，正如自然不喜欢其自身。如保罗所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22）美国有位知名的布莱克研究者有一次对我说道：“布莱克本心是一位瓦伦丁派的诺斯替主义者。”这是他未尝敢于在自己的任一本著作中提到的观点。那时，自然神论者③把自然当作精妙的机器;卢梭把自然比作治疗朽坏的文明的药方;感伤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诗歌吟唱与泛神的自然相通达到的灵魂狂喜，与此同时，布莱克坚定地反对所有这些时髦的新思想，而是与保罗一起等待着“神子的显现”。他相信，神必将以人的形体降临，并把我们与自然一起从患难和死亡中解救出来。

我曾说过，斯威登堡通过人化上帝，提供了一剂反黑格尔主义的疫苗。公开说出黑格尔这个字眼，就立刻显得像个哲学家一样;因此我要赶快承认，我不懂黑格尔。虽然我也间接地受他影响，而且比多数同时代的人受到的更深。如果说斯威登堡探访语言内在的冶游有时已在疯狂的边缘，使雅斯贝尔斯将他诊断为经典的精神分裂症，那么黑格尔，将宇宙降低为人类语言的逻辑操作，其无瑕的推理背后可能是隐藏着更严重的疯病。理性的疯子总会搬出一套铁打的，人人都能懂的系统。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我对黑格尔“采取立场”，因为如我始终坚持的，我不是个哲学家。在波兰有一套思想的定规，我是为在其外思考的权利斗争。不然，我的文学生涯就看上去相当无望了。在这里，至少，作为一名教授，我总可以在“思想史”这个标题下多说几句。

在上面的短暂离题后，现在该回到斯威登堡这剂疫苗上来了。相比之下，让布莱克做黑格爾主义的解毒剂会更好，因为他看上去与德国唯心主义更吻合。布莱克从斯威登堡那里学得了神人一体的概念，也认为基督是独一神。但如果认为布莱克只是个一般的人文主义者，说他的神人一体彰显了对人类本身的信仰，那就错了。布莱克受斯威登堡影响颇深，深到不读后者不足以理解前者的程度。但布莱克与他的老师有一点关键的不同：布莱克极力推崇能量和永恒的运动，因为它们同时带来对立面的碰撞。①

我在这儿和其他地方所努力的目的，是极富雄心的，甚至是在追求不可能：用可读的语言，表达经常是不为人知，但与我个人极为相关的概念。塔杜施 克伦斯基，波兰少有的几个用自己的方式体验思想事物的人之一，在天上对我眨眼。我也感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他的妻子伊莱娜仿佛就在我身旁。她对他的爱巨大、持久，在他死后她又活了许多年，并且至死是一位忠实履行信仰义务的天主教徒。她深信，自己的丈夫思想深刻，灵魂必然能够得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一九四三到一九五一，克伦斯基在普世观念和波兰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问题上对我施加了恶魔般的影响。现在，在投入于研究布莱克后，我认出了灵魂中的一些运动，它们反复出现，顽固，曾吸引我趋向黑格尔式的克伦斯基。

反对自然。意思当然不仅仅是抵制外在的、使我们倾向于盲目的决定论的东西，也是反对把人当作动物的一种，以及当作基因决定下只能非此即彼的生理学对象。我不打算详细论述布莱克攻击“自然宗教”②的理由，或者为什么布莱克称所有歌颂或圣化自然的人为“无神论者”。我自己的反感根源于一种病态的负罪感，在于对自己内部的“阴影”的恐怖。于它我已无药可救，只能以写作自医。

如果布莱克只是悲哀于人类灵魂自神圣光芒堕落为物质，并渴求在光明之国里的来世故乡，那他只不过是个摩尼教徒，或者新柏拉图主义者③。确实，还真有人想声称他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比如英国相当知名的布莱克评论者凯瑟琳 雷恩④）。但是如在布莱克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我们旋即可以打开他的另一卷作品，而其中满满都是反例。他是，终归是，《瑟尔之书》的作者。该书是关于人类灵魂赋予形体之前的神话：瑟尔，因着渴望从缥缈虚空的状态中释放，想要承受创造之苦，生、性、死之苦。但在最后一刻她失掉了勇气;贫瘠而无用的纯洁是给她的惩罚。许多年之后（《瑟尔之书》创作于一七八九年），诗人密茨凯维奇用波兰语表达同样的意思：

请你们听着并要牢牢记住，

因为按照上帝的命令，

谁若是没有尝过人世的艰辛，

那他就不能享受天堂的幸福。①

对自然的反叛，在布莱克，不意味着希冀理想国度，或“理念的天堂”，相反地，他的伊甸园是地球，天国之乐是五觉，救赎在永恒之“今”而不是生命日落后的某个明天。忽视对立面之碰撞，没人能懂布莱克。自“否”生出每一个“是”，反之亦然。这在他几乎是公理。无论如何，布莱克在分辨对立和否定之间非常坚决。后者是他谴责的。他也不用任何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以及这种三段式在时间中的发展。反面因其自身存在，正反面互相因对立的结合裨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布莱克的天堂，和斯威登堡的一样富于运动，建立在对立面的碰撞上。但是对立面是从自我欲望中释放的：被拯救就是去参与，既在现在，也在永恒里，在“心灵的战争”也在“心灵的捕猎”里②。

这儿就藏着我在布莱克那里找到共鸣的秘密。作为一名公开地倾向于摩尼教（今天我们说摩尼教，不是在其严格定义，而是在各种程度上）的人，我总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不能如同西蒙娜 韦伊，把地球看作纯洁的、不可抵达的善的倒影。我翻译过她的作品，也写过她，但她过于新柏拉图主义，过于摩尼教，对我粗糙的东欧皮肤来说过于智慧了。我作为浪漫的自然爱好者，在维尔纽斯郊外的帕内里艾③山里为药草园采集标本，在夏天与约瑟夫 马舍夫斯基④一起在鲁德尼克森林的边缘打猎，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只是在以梦充满脑袋，以诗装点生与死的庞大机器。对世界的双重性的信仰，我当初只是直觉地感受到，后来才在布莱克那里发现。我们时代的严肃文学未能涉及这个领域，更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之作，但这不是我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

（“蓝色东欧”第3辑的《乌尔罗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