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莉

(三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一、引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日语词汇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时期。沈国威(1994)指出，1919年之后，翻译日语书籍的高潮过去，新进入汉语的日语词汇大量减少，此时汉语进入了一个对已引进的日语词汇进行消化、整理的阶段，因此，对此阶段，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献，我们也应该给予关注[1]。《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舞台，结合其刊行时间和历史影响力，应该是研究日语借词发展后期的重要文献。

《新青年》的历史影响力主要是源于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作者群，从而决定了该杂志高度的时代性和思想性。《新青年》作者都是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且大部分都曾在日本留学。而清末民初大量日语借词的涌入，与当时大量留日知识分子对这些新词的认可和积极使用是分不开的。因此《新青年》作者群的用词特点则是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应该关注的一部分。李大钊(1889-1927)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作品，给中国近代思想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李大钊于1913年12月赴日留学，1916年5月回国，有近两年半的留学日本经历。这段留日经历被称为李大钊的“立始之始”，他回国后的学术生涯都与日本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李大钊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涉及范围较广。在这里单就以“李大钊和日本”为研究主题的成果做以下总结，这方面研究主要分两类：一是对李大钊留学时间及留学期间的史实考察[2，3]。二是日本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形成带来的影响[4，5]。关于“李大钊和日本”的研究，虽然没有涉及李大钊对日语借词的使用情况，但都证明了日本对李大钊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必然会波及到李大钊的语言。德国汉学家Wolfgang Lippert(中文名李博)在《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分析一些具体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引进时，提到李大钊使用过这些词，例如：劳动力、唯物论等[6]，但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对李大钊的用词进行过系统分析，但这更让我们坚信李大钊用词特点的可探讨性。本研究欲从中日近代词汇交流互动的视角，考察李大钊在《新青年》中的用词特点，明确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作者群在近代汉语词汇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李大钊在《新青年》中的用词概况

李大钊的一生虽然比较短暂，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据统计，他曾在近五十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笔者利用《李大钊全集》对其文章发表时间进行了统计[7]，发现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集中在1912年至1927年，这15年占据他创作生涯的大部分。且发表的每篇文章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从现在关于李大钊的研究来看，这些文章都是现代学者研究李大钊思想等的重要史料。

本研究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16篇文章中，先以“汉日同形词”为标准，最大限度地抽出可能为日语借词的词语。由于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主要组成成分，本研究主要抽取二、三、四字词。结果，共抽出中日同形词979个，其中包括二字词640个(65.4%)，三字词151个(15.4%)，四字词188个(19.2%)。

1.李大钊使用的二字词

参照朱京伟(2001)对汉语二字词的分类方法[8]，对抽出的640个二字词进行了出典确认和分类，其中有古汉语出典的词337个，占总数的53.2%；有古汉语出典但近代产生新词义的词(以下简称“新义”词)有93个，占总数的29.5%；没有古汉语出典的词(以下简称“无典”词)有186个，占总数的29.5%；汉语词典未收录的词(以下简称“未收”词)有13个，占总数的2.1%，中日词义没有联系的词4个，占总数的0.7%。

由于本研究的视角是近代汉日词汇的互动交流，所以重点考察“新义”词、“无典”词及“未收”词，对抽出的有古汉语出典的词和中日词义没有联系的词不作具体分析。

抽出的92个新义词，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在早于《新青年》的报纸《时务报》《清议报》《民报》等中出现，例如：社会、权利、革命、主权、主体、影响、思想、理论、产物、经济等，可见这些词已经被汉语完全接受，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当然，还有一些词也可能刚被这些留日作者使用，普及程度还较低。

再具体观察李大钊使用的这些“新义”词的古今释义，发现一部分词是仅词义发生了变化，例如“论证”，在古汉语中表示“论断病情”。证，通“症 ”，现代汉语中却表示“引用论据来证明论点”。同样是动词，但现代汉语中表示的是抽象性动作。还有一部分是不仅词义发生了变化，词性也被改变了，而且词性改变方式又可以分为“动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四种类型。例如：纯化。古汉语中是名词，表示“纯厚的教化”，词的内部结构是“A+N”，现在则是一个动词，表示“使纯粹完美”。现代汉语中，“化”是一个类词缀，接在形容词性的词素后，构成动词，表示“使……具有前词素表示的特点”，“化”具有很强造词能力，类似的词还有“美化”“绿化”等。因此从“纯化”这个词就可以看出，从日语进入汉语的不是单单一个词，而是一种构词法。

李大钊使用的“无典”词共有186个，是“新义”词的两倍，这也可以看出“无典”词是日语借词的主要来源。笔者对这些词进行了粗略的分类，主要有法律(科刑、主权)、物理(动力、重心)、经济(支出、总额)、社会(电报、集团)、语言(段落、被动)、哲学(范畴、哲理)、政治(政界、国会)等领域的专业词汇。

李大钊使用的 “未收”词有13个，例如：商法、窒素、未开、村会、在留、移入、表形、揭出、论式、手造、筋力、商卖、最大。其中“最大”虽然在汉语中使用，但不被看作一个词，是“副词+形容词”的短语结构，“商法”在汉语中也表示法律的一个类别，理应收录在词典中。其他11个词都是日语中特有的词，应该是李大钊受日语影响，直接从日语中搬来的词，这些“未收”词都是当时日语对汉语强大影响的证据，留日作者对这些词的使用也是体现出了他们对日语词汇的引进有着积极态度。

2.李大钊使用的三字词

从李大钊作品中共抽出151个三字词，利用词典、近代历史文献等对三字词的来源进行初步确认。确认结果显示，126个词(83.4%)在所调查的资料范围内日方用例早于中方用例，本研究把这些词视为日语借词，25个词(16.6%)中方用例早于日方，视这些词为汉语自造词。虽然以上判定不能确定完全准确，但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李大钊的用词概况。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李大钊使用的三字词中日语借词占绝大多数。

再从词结构来看李大钊使用的三字词特点，朱京伟(2012)指出由二字词语素和一字语素结合构成的三字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主要有“二字前语素+一字后语素”(2+1)型(共产+党)和“一字前语素+二字后语素”(1+2)型(新+制度)两种类型[9]。李大钊使用的三字词按词内部结构和词源的统计结果具体见表2。

表2 李大钊三字词的来源分类及词数统计

三字词的1字语素部分大都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在李大钊的用词中，2+1型词占三字词的绝大部分，后部1字语素的构词能力体现得更为突出。构词数在5个以上的后部1字语素有8个：～论(本位论、历史论、进化论)，～家(演说家、事业家、改革家)，～制(君主制、贵族制、工银制)，～学(地质学、生物学、经济学)，～力(生命力、生产力、经济力)，～者(劳动者、有产者、无产者)，～界(产业界、思想界、科学界)，～权(所有权、参政权、投票权)。这些1字语素构成的词中除了大部分是日语借词外，都存在少量汉语自造词。这就体现出留日作者对日语三字构词法的积极态度，不断利用该方法造词，在其推广上发挥了推动性作用。

3.李大钊使用的四字词

本研究所指四字词是由两个语素组成，常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字组合，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2+2”型(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二是 “1+3”型(大资本家=大+资本家)，三是“3+1”型(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并非古汉语中已有的四字成语(“明察秋毫、朝三暮四”)。虽然这类四字词的语素之间结合没有成语那么紧密，在现代汉语词汇学界可能不被认为是“词”，但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它们都有受日语影响而产生的可能性，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近代中日词汇互动，因此把本次抽出的对象统一称为四字词。

本次从李大钊文章中共抽出188个四字词。首先利用辞典和近代报纸数据库，对四字词的来源进行初步确认。调查结果发现，有125个词日方报纸用例早于中方，本研究视其为日语借词；有63个词中方报纸用例早于日方，视为汉语自造词。和三字词一样，虽然以上判定不能确定完全准确，但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李大钊的用词概况。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李大钊使用的四字词中日语借词占绝大多数。李大钊使用的四字词按词内部结构和词源的统计结果具体见表3。

表3 《新青年》四字词语的来源分类及词数

“2+2”型词占了四字词的66.5%，是本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四字词前部2字语素，其平均构词数为1.6个词，构词较多的语素有：社会～(社会科学、社会学者、社会秩序)，经济～(经济现象、经济构造、经济组织)，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学者、政治活动)，生产～(生产制度、生产关系、生产手段)等。再看后部2字语素，在李大钊使用的四字词中，其平均构词数为2.2个词，构词较多的语素有：～主义(平民主义、唯物主义、家庭主义)，～阶级(社会阶级、资本阶级、劳动阶级)，～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产制度)，～政治(平民政治、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等。这些2字语素构成的日语借词和汉语自造词都同时存在，而且日语借词多于汉语自造词，体现出汉语对日语构词的模仿。李大钊等留日作者通过使用大量的四字日语借词，并主动模仿造四字词，推动了汉语四字结构的发展。

三、李大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

前面分析了李大钊在《新青年》中用词的总体特征，为了进一步明确李大钊在中日近代词汇交流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本节对《新青年》中仅李大钊使用过的词进行抽取和分析。

仅李大钊使用的二字词有5个，三字词22个(日语借词12个，自造词10个)，四字词41个(日语借词18个，自造词23个)，具体词如下：

二字词：论式、科刑、减缩、表形、纯化。

三字词：观念学、利润率、财产法、本位论、民主制、地质学、永远性、赤十字、救护队、试验品、事业家、比例式、推进力、指导力、器械论、王国制、资本说、余值率、定命说、伟人说、唯知论、君国制、集产制。

四字词：表层构造、经济静学、经济动学、公立学校、海陆军务、公开市场、交通手段、正统学派、未开时代、劳工主义、历史现象、人种竞争、决定条件、基础构造、表面构造、根本状态、人间意识、变革时代、供求竞争、实际卖价、价值原则、平均利润、可变资本、不变资本、集产制度、过度生产、企业能力、特别学理、交易价值、法律现象、团体利益、孝父主义、贱女主义、地方议会、商务产业、社会救济、民政官吏、实行机关、少数政治、终极法则、心理表现、政治变动。

李大钊的用词中，马克思主义术语数量较多。德国汉学家Wolfgang Lippert在《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Stuttgart： Steiner Franz Verlag》(译名：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6]一书中，强调了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术语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汉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大都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有的术语是从日语的直接借用，有的是先借用后自己进行了加工改造。那么，在这些术语的借用过程中，李大钊这些留日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发挥了媒介作用。李大钊比较有名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早期汉语的马克思主语论著中比较系统和深刻的文章，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进行了介绍。Wolfgang Lippert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来源做了如下介绍：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详细引用了三部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些引文在篇幅上与河上肇同年发表的「マルクスの社会主義の理論的体系」一文的引用重合，在选词上也紧紧依照河上的文章[6]。

以上介绍就直接告诉我们李大钊的文章中存在不少从日语借来的马克思主义术语。

四、 结语

《新青年》的作者群特点是多数人都有留日背景，《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方面的价值也因此更加明确。本研究以李大钊为代表，对留日作者群在《新青年》中的用词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把个人特点和日语借词结合起来，更加明确、细化《新青年》及其作者群在近代中日词汇互动上扮演的角色。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二字日语借词在《新青年》时期已经进入普及阶段，李大钊等留日作者的文章中，除了已经普及的二字词外，还存在不少直接从日语搬来但最后并未进入汉语的词，体现出留日作者在中日近代词汇互动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新青年》时期是三字词和四字词发展的鼎盛时期，李大钊等留日作者在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的三字词和四字词，经词源判定，这些词大部分是借自日语，还有一部分则是构词法、构词语素和日语词相同的自造词，体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作者对日语词汇、日语构词法积极引进的姿态。第三，李大钊的用词中含有众多马克思主义术语，让我们了解到李大钊对汉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总的来说，跨度近11年的《新青年》时期，其留日作者群在各自领域中，对日语借词的普及和日语构词法的推广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