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是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古区域民族交融史研究的高质量著作。在论证上，坚持宏观理论阐释和历史细节考索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传世记载与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生動地展现了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生活场景和民族交往融合的复杂历史画卷。在论证民族融合中汉族对游牧族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游牧对汉族及游牧族之间互动的历史观察，集中突出“汉化”与“胡化”两大主题，极富有创见。

关键词：《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汉化”;“胡化”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代玉门关，是介于祁连山、阿尔金山组成的南山和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组成的北山之间长约千余公里，宽约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的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域内高山、草原、沙漠、河流、绿洲交错分布，自东向西分别是石羊河水系的武威、民勤绿洲，黑河水系的张掖、酒泉绿洲，疏勒河水系敦煌、瓜州、玉门绿洲，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河西走廊南连青藏高原，北接蒙古高原，东邻黄土高原，西接塔里木盆地，战略地位突出，既是汉唐王朝向西开拓、经略西域，保卫边疆安全的前沿阵地，也是连接欧亚大陆、贯穿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还是沟通蒙古、青藏高原上的羌胡民族经由祁连山孔道南北互动的重要交通路线之一。

先秦以来，河西走廊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众多民族迁徙、生活、交往、融合的重要场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汉唐时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既有汉族对游牧族的影响，也有游牧族对汉族影响，以及各游牧族之间的互相影响。在以往的河西民族史研究中，虽然相关成果非常丰富，也不乏创见，但主要侧重于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以来内地汉族移民对河西游牧民族影响即“汉化”的讨论，而相对忽略了游牧族与汉族及游牧族之间互动产生的“胡化”现象。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游牧民族对汉族及游牧民族之间互动的历史，在讨论“汉化”的同时，开始关注民族融合中“胡化”现象，进而强调民族之间互动交融的历史复杂性。高荣、贾小军、濮仲远合著的《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一书，正是一部全面反映汉唐时期河西民族交融史的学术力作。

该书是河西学院高荣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编号09YJA770013）和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编号0909-06）“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研究”的最终成果总结，也是作者继《河西通史》之后的又一部河西史研究的力作。全书37万字，主要由“绪论”、“第一编河西建郡前的民族迁徙与社会生活”、“第二编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第三编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第四编隋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作者从阐述历史上民族融合、同化的宏观理论叙述出发，然后具体的概述了汉唐时期河西多元民族结构、相互影响及民族融合同化的条件、类型、特点等问题。第一、二、三、四编，作者在整体把握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汉化”、“胡化”两大主题的前提下，依照河西建郡前、汉魏、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的朝代顺序，具体讨论不同历史时段河西境内各民族迁徙、分布、交流、融合的历史，从而生动的展示汉唐千年间河西民族融合的多彩历史画面。

一、通读全书，笔者有如下体会

1.作者清晰地勾勒出汉唐时期河西民族交融的历史线索，突出“汉化”与“胡化”两大主题，这是本书最富有创见之处

三位作者，长期从事河西史教学和科研工作，分别在先秦汉魏河西史、魏晋十六国河西史、隋唐河西史等研究领域都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研究造诣，能够整体性的分析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迁徙交往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注重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而不再严格区别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指出民族融合的核心在于文化上的取长补短。作者认为，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内各民族的频繁迁徙，构成了河西民族结构的多元化特征，而各民族间在相互交往、促进中，不但游牧族受汉族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汉化”特征，而且汉族也在游牧族的影响下呈现出阶段性“胡化”的趋势。

有关汉唐时期河西民族交融中“胡化”问题分析，作者注意吸收学界已有观点，在借鉴与继承基础上，具体论证中往往有所发挥。第二编中，高荣教授在讨论东汉以来河西各民族融合问题时，借鉴了著名的十六国五凉史专家赵向群先生提出的“羌化”概念，[1]并通过大量翔实论据，将此概念适用时间从魏晋十六国向前提至两汉时期。第三编中，贾小军教授讨论十六国后凉政权民族属性，直接继承沿用了其师赵向群先生在《五凉史探·后凉篇》中提出的“氐族本位政治”概念，[2]而这一概念也早为学者接受、继承和使用。第四编中，濮仲远副教授分析隋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问题，在讨论8世纪中期以后吐蕃统治下河西民族融合时，使用目前学界通用的“吐蕃化”概念;在分析9世纪中期以后甘州回鹘政权的出现及对河西民族融合的历史影响时，又采用了“回鹘化”的概念。

无论是东汉以来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所表现出的“羌化”趋势，还是8、9世纪唐中后期民族融合呈现的“吐蕃化”、“回鹘化”特征，均是本书撰写主题之一——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胡化”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具体表现。

2.将传世记载与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多元论证，是构成并贯穿于本书研究的基本特色之一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是支持历史研究的两大论据，自近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成为后来历史研究者遵循的重要方法。甘肃河西走廊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数量可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出土文献，是研究汉唐时期河西民族交融史的重要资料支撑。这些河西出土各历史时期的出土文献、文物资料，既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又能纠正、补充传统记载的不足，无疑是研究汉唐时期河西民族交融史的重要资料支撑。三位作者熟练的掌握各自研究时段的出土文献并能灵活运用，这从他们之前著作或论文中就能明显感觉到。

但由于出土文献时代、性质、内容不同，在具体论证中，作者根据具体研究情况往往有所取舍，反映在各篇章中比例亦各有偏重。例如，讨论建郡以前河西民族迁徙、分布、构成与交往的历史，由于文字材料的缺失在尽量使用传世文献的同时充分利用河西考古资料;分析汉魏时期河西民族融合问题，则充分吸纳了甘肃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汉简资料;阐释魏晋十六国河西民族融合，更多运用了河西走廊出土的各类墓葬文献及壁画、画像砖等考古图像资料;研究隋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历史，除挖掘传统史料的细节信息外，还大量运用了墓志、敦煌文书资料。甚至，第三编第五章“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所见民族融合”，贾小军教授在传世文献基础上，主要利用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画像砖等考古图像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河西各民族生活场景和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第四编第二章第四节“唐朝与吐谷浑的关系——以西北出土的墓志为中心”，濮仲远副教授则主要利用西北出土的墓志资料，复原唐朝与吐谷浑关系的历史面貌。

该书注意使用传世记载与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的论证方法，有助于我们对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直观的理解，也使得研究论证充分、观点有据，读来令人信服。

二、该书在结构体例安排、部分史实表述方面还存在问题

1.结构体例问题

例如，第三编第一章“魏晉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诸层次”、第二章“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大势”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民族的迁徙、分布、交往、融合及其特征等问题，主要涉及理论探讨。但既异于其他三编章节体例结构，又内容上与“绪论”部分章节重复，似乎应该归并到一起。

2.史事表述之误

例如，第7页作者引黄烈[3]先生观点称“前凉时期，氐羌之众已经成为其军队的主力和政权的支柱了”，而众所周知前凉时期汉人的世家大族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军事权力，即便史书记载张琠、宋混军中有胡族兵士，但不能视之为前凉军队的主力和政权的支柱。第19页记“及至南凉立国之时，鲜卑秃发部入居河西已历八世二百多年。”有关鲜卑秃发氏入迁河西的时间，周伟洲[4]、赵向群[2]先生早有专门研究，观点都倾向于秃发部始祖匹孤入迁河西跟曹魏后期邓艾主持雍凉军事期间（256—263年）招纳鲜卑入塞有关，因此至397年南凉建立时秃发部在河西生活时间尚不足二百年。如此等等，不再一一指出。

总体而言，《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尽管在结构体例安排、部分史实表述方面存在一些失误，但瑕不掩瑜，该书无疑是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古区域民族交融史研究的高质量著作。该书在“汉化”与“胡化”两大主题下，生动地展现了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生活场景和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画卷，而坚持宏观理论的阐释和历史细节的考索相结合，重视传世记载与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2]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3]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

[4]周伟洲.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

金玉（1995--）女，甘肃省敦煌市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