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笔谈》是亚历山德拉·葛女士于1918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该书是英文书，蓝色的封面上题着“京畿笔谈”四个字。该书收录在1918年7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书目列表中。1919年4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刊登了关于该书的一篇5页的书评，认为该书展示出对中国人深切的同情，对中国哲学由衷地欣赏，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亚历山德拉，1868年出生在德国，后在英国读书，1894年4月嫁给英国人弗雷德里克·葛。二人婚后共育有四子，最为人熟知的是次子葛量洪，1947-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二人的另外三子，长子和四子分别在一战、二战中阵亡，三子夭折。亚历山德拉的丈夫于1915年5月在法国阵亡。一战后，亚历山德拉再婚，嫁给曼德将军，结婚时间不详。曼德，1887年来华，供职于大清海关，1895-1900年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1900年参与解救被困北京的外国驻军。后曼德成为袁世凯的副官，在辛亥革命中，曾代表袁世凯与他国外交官联络。当时担任袁世凯顾问的莫理循对曼德很是厌恶，认为他是个骑墙派。

亞历山德拉算得上是多产的作家，曾出版多部诗集、戏剧诗，大多是关于战争的，如1915年出版的诗集《悲伤的母亲》是为了纪念她的长子。据学者薇薇安·纽曼的研究，她的丈夫和长子均为英国战死沙场，但由于她出生在德国，遭到怀疑和猜忌，被认为是英国的“敌人”，只能通过诗来表达思念及对战争的痛恨。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京畿笔谈》是亚历山德拉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她对中国的兴趣应与曼德有关，因为是在与曼德结婚之后才移居到北京。再者《京畿笔谈》是1918年出版，她不大可能是受到葛量洪的影响，毕竟葛量洪在1922年底才被派到中国。

《京畿笔谈》，全书共七章，章节没有标题，按数字排列。第一章可以算作是总论，像中华文明的特点、中国的历史、近代中国的遭遇、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等等。第二、三章，介绍了中国从伏羲、夏商周再到秦汉的历史。第四章，主要是从唐朝到宋朝的历史。第五、六章，主要介绍元朝、明朝、清前期的历史。第七章，其中部分是关于清朝的历史，部分是围绕北京城来展开，像元明清三代对北京的建设，北京城的价值等。亚历山德拉坦言到20世纪初西方已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来华传教士所写，这些书大部分带有偏见。她在书中以玩笑的口吻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焚书。亚历山德拉看到中国的历史如此悠久，对于究竟应该从何写起，多大的篇幅才能将中国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来，是比较困扰的。尽管如此，《京畿笔谈》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回顾了从有巢氏到清灭亡的中国历史。

《京畿笔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华文明何以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及在20世纪20年代，如何来看待现代与传统。亚历山德拉坦言很多欧洲人看中国是不动的，停滞的，是因为欧洲人习惯了快速的转变，没有考虑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欧洲两三千前的历史、社会和习俗，除了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外，少有普通民众关心，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俗还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人十分珍视自己的过去。中国人珍视历史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其本源，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外来传统的影响，不像北欧和西欧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溃败，被迫接受了外来的希腊文明。直到近代，中国人所思所想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不管是凯尔特人，还是日耳曼人，敬拜从巴勒斯坦来的上帝，遵从从罗马帝国来的法律，他的思想跟他的血统没有关系。

讨论到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不少人会提到地理因素，认为是中国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来自外界的威胁较少。亚历山德拉回顾了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面临来自边界的挑战并不少，匈奴、突厥、契丹、鞑靼等时常侵扰。也是在不断的冲突与调和中，中国与亚洲北部、西亚、南亚等地区建立联系，双方都从中获益。至到清中期，中国选择封闭，或许是因为害怕外来的挑战。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地理位置封闭并非中华文明延续主要原因。

接着亚历山德拉讨论的是家庭的力量，家庭、宗族将每个成员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其中还有一整套的教导，像尊老爱幼，关爱穷人等。家庭是有益的，保守的力量，怎么看重家庭的力量都是不过分的。家庭固然是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家庭不鼓励原创和个性，其弱点也是明显的。对于家庭的重视，在近代是外国人分析中国保守、落后的一方面，如麦高温所说，中国人把全部精力和感情都倾注在家庭之中了，从而使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复存在了。

第三是“顺天”，亚历山德拉不止一次提到她非常喜欢北京的旧称——“顺天府”。她认为使中华文明保持活力的因素是顺天，遵从道、义、理性。国家是建立在顺从天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上。在亚历山德拉看来，中国是为数不多以道德立国的国家，而非军事或商业。她举了几个例子来对比，如元朝的建立，虽军事强大，但缺乏稳固根基;拿破仑激起民众的热情，但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罗马帝国追求利益，催生了高效政府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但主要为物质方面服务;终究都不能长久。

此外，亚历山德拉花了不少篇幅来论述中国人的信仰。西方人总是认为中国缺乏信仰，亚历山德拉则认为“中国人什么都拜，是否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相”的问题。在她看来中国人不仅认为众多神是神圣的，看祖先、父母都是神圣的。这里提到的“祖先崇拜”的问题，据杨庆堃的研究，是中国本土宗教体系中四个关键部分的其中之一，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到近代，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及其信仰，视“祖先崇拜”为偶像崇拜，甚至“是解释中国一切缺点的关键”。除此之外，中国人看大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是神圣的，更能欣赏自然之美、自然之和谐。

亚历山德拉十分看重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她看来，中国圣人看重的是天、地、人，对应精神的力量、物质的力量、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一整套详尽、庄严的仪式。孔子就出生在中国，他更了解民众的需求，也教育得更好。传教士到中国才多长时间，况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都算不上眼界开阔的人。孔子的教导不是超自然的体系——在各种神迹的基础上，用未来的重生来面对今世的苦难。孔子的教导是一套规则，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富有经验，品格高尚，引领跟随他的民众过好每天的生活。

亚历山德拉也推崇儒家对仪式的看重，认为孔子坚持隆重的仪式，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达到在冲动的想法和付诸行动之间有停顿，使中国人不至于一时头脑发热就去行动，学会控制自己，这恰恰是欧洲欠缺的。她看到20世纪的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仪式，觉得十分可惜，失去的好像只是外在的礼貌，实际上失去的多得多，自我修养的支柱动摇了。

到了近代，中国在中西交涉中屡屡受挫，开始怀疑自己的传统，这棵滋养了无数代人的老树，是否应该被砍了，给外来的植物和种子腾出地方。亚历山德拉用日本的例子来说明，现代与传统并非对立，可以学习欧洲的科学、管理的力量，而不破坏本国传统。她认为日本是融合新旧、东西的典范。日本学了铁路、汽船、电话、机器、枪炮，各种设备;建立了议会，但是没有推翻皇室，保留了天皇，也没有否认古老的信仰，只是在旁边按照最新，最有效的标准建立了新学校、军营、工厂。日本不仅将新酒装在旧瓶里，而且将有价值的新枝接在老树上，需要高超的技巧，也需要老树供养新枝，直到新枝成活，成为老树的一部分，给久经风霜的老树带来新的美。

与日本相比，外国的发明和机构，铁路，邮局，议会，同样介绍到了，却给人悲伤的印象。它们作为舶来品，和中国民众的真实需要没有多少关联。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引进一些机器和管理方法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一种信念，根植于民众血液中，一旦触动了民众的心，能够释放出他们潜藏的力量。这种信念，是爱国主义，能影响到全国各地，各阶层，使得理想中强大、独立的中国得以实现，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中国尝试了最坏的，不是出于对国家的爱，而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恨，不是出于国家的责任，而是盲目、骄傲自大，就像1900年的义和团。不仅不能展现国家的尊严和力量，带来的后果是屈辱和灾难。很快发生了革命，看似是补救，到1918年仍处在实验阶段。在亚历山德拉看来，中国的危机远远比表现出来的严重，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换领袖是很少会有效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思想是混乱、分裂、摇摆不定，中国这艘大船没办法再按照古时的方法靠岸。中国需要和平，内部和外部的，需要喘口气，去想想自己失去的和得到的。不是靠卑躬屈膝或是表面模仿外国的发明，抑或是时断时续的武力冲突，能帮助中国经受住暴风雨。亚历山德拉用普魯士的例子来说明，在危机中将爱国情怀转换为力量需要根植于传统。爱国精神是微妙的品质，根植于自豪，需要自力更生的意识或是潜在的伟大信念长期滋养。它不会来自现在或是可见的未来，只能到过去寻找。中国无比辉煌的过去，足以成为爱国精神的持续动力。中国人更应从自己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力量，需要分辨历朝历代给“经典”做的注解，不都是有价值的。中国还是需要去自己圣人的教导中寻求指引。

亚历山德拉的《京畿笔谈》，视野宽广，将中国放入世界之中，古时的历史与罗马、希腊等比较，近代的发展与欧洲、日本相比较。《京畿笔谈》在很多外国人都轻看中国，甚至中国人怀疑自我的时候，看到中华文明的闪光点，分析中华文明存续的原因，发现传统文化的力量，难能可贵。亚历山德拉看重传统的力量，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时至今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且走向世界，《京畿笔谈》无疑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除《京畿笔谈》外，亚历山德拉还写了多本讨论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著作和小册子。如1927年出版《中国历史画卷：从起初到乾隆》，1934年出版的《一位满族皇帝：嘉庆帝传》，还曾写过关于“天坛”的小册子，出版年份不详。从学界的研究来看，目前外国学者多关注她作为诗人和女性的研究，国内学者关注不多。总体来说，亚历山德拉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从史料还是专题研究的角度，这些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著述，亟需得到学界的重视。

作者简介：

王静（1983--）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