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龙，张美艳，陈华文，蔡创能

(三明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贫困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世界的一个社会难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逐年加大扶贫的力度，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为实现在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更大力度地推动了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精准扶贫也被列为我国新时期几大攻坚战役之一。近五年来，我国有6 600万以上的人口实现脱贫，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消除了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也明显降低，从17.2%降低到5.7%，所取成绩举世瞩目[1]。

为制定和不断完善具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政策，对各种精准扶贫政策进行科学、合理、客观的绩效评价，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满意度研究通常作为政策绩效评价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也被应用到扶贫政策的绩效评价[2-4]。我国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曹军会等[5]通过对陕南地区贫困农户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其收益是影响贫困户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肖云等[6]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贫困群体的年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对政策的知晓度、扶贫过程的公平性是影响农村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刘裕等[7]通过对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研究发现，影响贫困户对扶贫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贫困户人均收入增长情况及退出精准度。另一方面是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评价。汪侠等[8]、张春美等[9]分别对贵州朗德和江西婺源的旅游扶贫政策进行了满意度评价。孙晗霖等[10]用结构化方程模型对重庆市酉阳县异地搬迁扶贫的满意度进行了评价。

综上所述，现有精准扶贫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区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旅游扶贫、异地搬迁等扶贫项目的满意度评价，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的5 575万贫困人口就集中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和重点保护的地区，这些地区作为我国的主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是这些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些地区的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明确指出“生态补偿脱贫一批”，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改善生态环境指明了方向，因此，研究主体功能区贫困户生态补偿扶贫政策满意度是极其重要的。本文以福建省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三明)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研究影响生态主体功能区贫困人口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脱贫攻坚过程中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典型研究对象的选择是研究贫困户对生态扶贫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依托，评价指标和变量的选取是研究的前提，方法的选择是结论准确的有力度保证。

(一)研究区域

三明市是福建省主要的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级扶贫改革示范区，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辖区内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11 处、森林公园 25 处、风景名胜区 7 处、地质公园 5 处、湿地公园 1处、世界遗产 1处、种质资源保护区 2 处。林地 2 843.6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6.8%，是南方重要的生态公益林保护区。全域均为中央苏区范围，人口 250万，2015年全市有贫困人口 10.7 万人，占全省的 11.5%；有5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的 21.7%；有省、市、县级贫困村 380个，占全省的 17.3%。2017年，三明市人均生产总值8.3万元，人均公共财政收入0.5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万元，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研究方法

1.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获取

本次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三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选取梅列区、三元区、永安市、沙县、大田县、尤溪县、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宁化县、清流县和明溪县12个县市所辖主要生态功能区29个乡镇的88个村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涵盖了偏远山区、非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在2017年7-8月，课题组对所抽取的参与生态补偿扶贫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行入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问卷涉及户主的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和实施的认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350份，剔除有严重逻辑错误以及数据不完整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85份，问卷有效率为81.4%，其样本详细分布情况如表1。

表1 选择样本分布情况

2.变量选取和赋值

本次研究中，考虑到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满意度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参照专家学者对精准扶贫和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满意度研究的部分成果[2-4]，结合三明生态补偿扶贫实施的实际情况，主要从三个方面选取了解释变量。

一是贫困户户主基本特征，主要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社会保障，其中，健康状况是指户主存在残疾或生病被视为不健康，否则为健康，因为在调查中发现，所有的贫困户都享受不同的社会保障，均缴纳新农保和新农合，低保户这两项社保也由政府统一代缴，所以在本次研究中社会保障变量用社保缴纳方式来表示。

二是贫困户家庭基本特征：主要选择劳动力、主要收入来源、人均纯收入、致贫原因，家庭人均收入根据国家贫困线标准划分为三类。

三是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认知，主要选择贫困户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居住环境的改善、扶贫方式、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贫困户退出精准度和政策实施的公平性等，具体变量的定义和赋值详见表2。

表2 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统计

续表

3.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有序Logistic回归主要应用于因变量为顺序数据的差异，本文研究主要是判断主体功能区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自变量为贫困户户主的基本特征变量、家庭基本特征变量、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认识变量。鉴于本次研究因变量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故选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11]91-92，其模型如下：

(1)

(2)

(1)式是指因变量第一类变量的概率估计值，(2)式的含义是因变量第j类j类变量的估计值。模型中πj表示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概率的估计值，∑πj=1，X=(X1，X2，…，Xn)为自变量，n为变量的个数。αj为常数项，βi为回归系数，k为其水平。根据本次研究的内容为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其有序回归的具体模型为(3)式。

(3)

(3)式中，y为因变量，在本次研究中是指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由“1=不满意,2=一般,3=满意”来表示；β0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i为第i个影响满意度的回归系数。

二、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结合调查的三明市12个县市区参与生态补偿的285户问卷调查数据，对贫困户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表3 受访者基本特征分析

从表3可知，在参与生态补偿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户主为男性的占绝大多数,占76.14%，女性占23.86%；46.32%的贫困户为60岁以上的老人，43.86的为40到69岁的，这两个年龄段的占90.18%；普遍学历偏低，小学以下学历占80.35%，高中及以上学历仅仅占2.11%；绝大多数贫困户不健康，占77.54%；有76.85%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其中绝大多数(66.32%)人均年收入低于2 000元；主要收入来源为种养业(30.88%)和临时务工(32.63%)，63.51%；家庭主要致贫原因为因病和因残，占73.33%。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是有高龄、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存在健康问题，这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二)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

通过对285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的调查表明(表4)，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整体比较高，满意程度达到90.9%，评价一般的占7.7%。

表4 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

(三)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在模型建立时，为提高检验的可靠性，首先用SPSS18.0软件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的检验，检验中17个自变量的方差的膨胀因子(VIF)在1.061

续表

1.户主基本特征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影响

贫困户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社保缴纳方式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主体功能区参与生态补偿扶贫的建卡立档女性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是男性的6.175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依靠种养业，女性的体力劳动相当男性弱一些，贝克尔的理论认为，因女性照顾家庭而积累的人力资本相比男性更容易贬值，生态补偿扶贫为她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女性对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比男性高。年龄越大的贫困户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越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劳动能力在逐步丧失，经济收入减少，精准扶贫政策可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所以，年龄大的人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较高[6-7]。相对60岁以上老人，40以下的人满意度降低，调查发现，年轻贫困户整体谋生的能力相对较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生态补偿标准明显低于营林、农耕等的收入，所以满意度会降低。在健康状况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方面，不健康满意度比健康的满意度高，这是因为不健康的贫困户主要是残疾和重病，劳动能力偏弱，主要靠亲戚朋友的接济，经济收入不稳定，国家的扶贫政策帮助他们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因此他们对精准扶贫比较满意。在社保缴纳上，由政府缴纳社会保险的贫困户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高于自己缴纳社保的，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代缴减轻了贫困户的经济负担，同时又提供了医疗或社会保障，所以，政府缴纳社保的贫困户比自己缴纳的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

2.家庭基本特征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影响

家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致贫原因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在家庭收入来源方面，从事种植养殖业的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偏低，相比依靠政策兜底等扶贫保障维持生计的贫困户，其他家庭收入来源的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降低，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种养业的生产周期长，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完全依靠种养业的贫困户增收不明显，导致其满意度比较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呈负相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贫困户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提高0.996，其原因可能是生态补偿扶贫推动了贫困户的发展，提高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故在生态主体功能区，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越高。在致贫原因方面，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最高，相比缺劳动力的满意度高达10.686倍，因残致贫的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较高，相比缺劳动力的满意度高6.244倍，其原因可能是因病可以享受扶贫补偿金，减少了看病的经济压力，所以这部分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较高。

3.政策认知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影响

政策的了解程度、生态补偿扶贫方式、识别的精准度和政策实施的公平性对生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从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了解程度来看，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政策越了解，满意度越高，非常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贫困户是不了解政策满意度的24.728倍，比较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贫困户是不了解政策满意度的17.982倍。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76.5%的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相关政策并不了解，甚至对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也不高，他们只知道政府指派人员进行帮扶工作，具体扶贫的相关政策却不清楚。在生态主体功能区，贫困户普遍对基础设施的扶贫方式满意度较高，是现金扶贫的7.738倍，其原因是主体功能区大多数在山区，基础设施扶贫使他们交通相对便利。贫困户的识别越精准，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越高。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越公平，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就越高。

三、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主要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福建省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12县市区的285户参与生态补偿扶贫的建卡立档贫困户入户调查，并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态主体功能区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在生态主体功能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普遍较高，通过Logistic回归实证女性的满意度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中青年人，因病因残的贫困人口满意度明显高于健康人口；依靠政府兜底扶贫的满意度较高，而从事种养业的相对较低，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越了解，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越高；政府对贫困识别越精准，生态补偿扶贫政策实施越公平，贫困人口对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就越高，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方式更受贫困人口的欢迎，也更能体现生态补偿扶贫的公平性。影响贫困户对生态补偿扶贫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贫困户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社保缴纳方式、家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致贫原因、政策的了解程度、扶贫方式、识别的精准度和政策实施的公平性。

为进一步提高生态补偿扶贫的满意度，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提升贫困户综合素质。要加强对贫困户的教育，整体提高劳动力素质，树立脱贫致富的志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既是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层面，更是脱贫致富，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载体。二是实施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扶贫模式。在实施异地搬迁、生态公益林补偿、水源补偿、矿产资源补偿等传统生态补偿扶贫的就基础上，充分发挥发展当地的生态资源禀赋优势，积极探索林业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水权交易、产权入股等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扶贫模式。三是提高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实施差异化的扶贫策略。对年龄大，残疾等缺乏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实施“政府兜底”脱贫。对中青年贫困人口要根据其自身情况，为其提供就业岗位，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和操作技能的培训。四是加大健康扶贫的力度。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大病统筹救助制度，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实行医疗次精准补偿，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同时开展医疗救助，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因大病致贫返贫的贫困户进行精准救助。五是大力宣传生态补偿扶贫的相关政策，提高贫困人口对生态补偿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主流媒体及其他宣传载体，广泛宣传生态补偿扶贫的决策部署、政策举措，生动报道生态补偿扶贫的丰富实践和先进典型，提高贫困人口对生态补偿扶贫的知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