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杨，于芝麦，杜 剑

(1.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 言

在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行的研究中，现有文献大都集中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1][2]、内部控制的完善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3][4][5]、降低公司风险与权益成本等层面[2]。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在梳理企业内部控制与税收战略管理关系的文献中，主要将重心集中于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的研究[6][7][8]，鲜有文献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有效税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与税务有关的薄弱的内部控制可能会直接降低公司税收功能和税务筹划的有效性，并可能间接表明企业存在财务约束[9]。第二，税收安排可以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实现减轻或解除税负的目的，最终促成企业有效税率的降低，税收安排不仅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必将会受到内部控制的影响[6]。第三，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意味着高质量的税务内部控制，能保证企业创造税务价值，而企业降低有效税率的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节税资源从而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增加企业的税务价值，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10]。基于上述分析，对内部控制和有效税率进行研究有较强现实意义。

本文的贡献表现在：(1)断点回归方法是克服内生性、揭示因果关系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而国内少有人涉及，且已有文献将此方法集中应用于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而在企业治理层面的应用较鲜见。因此，本文采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内部控制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关系是可能的创新点之一。(2)本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上证50指数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之间内部控制与企业有效税率的关系。揭示了上证50指数成分股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明显的断点。(3)本文研究是基于现有文献，着眼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是否会对企业税负产生有利影响。丰富了现有领域的相关文献研究，对于企业管理者或者政策制定者来说有较强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使企业管理者、政府有关部门的靶向目标更加明确，即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有效税率，减少企业税负压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企业的有效税率一直受到学术界、大众媒体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在国外研究中，关于有效税率的研究多着眼于盈余管理和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方面。Joseph Comprix(2012)研究每季度的估计有效税率(ETR)是否与年终实际ETR存在系统偏差发现，前三季度估计的有效税率高于年终实际ETR，并且证明在SOX法案通过后的几年中，ETR的变化与盈余管理更密切相关[11]。有效税率的改变对报告盈余有重要的影响[12][13]。虽然大量文献检验了税收安排与有效税率的关系，但大多数只研究了公司的横截面数据[14][15][16]。

综观国内，我国现有文献关于有效税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崔治文等(2011)、王蓓等(2012)、梁红梅等(2016)从消费支出的角度分析了有效税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有效税率对居民消费支出有着动态的影响，提出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的建议[17][18][19]。梁红梅等(2016)运用DSGE模型对有效税率结构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发现，降低税率能够促进产出增加并维持在新的均衡状态[20]。也有学者发现不同税负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机制是完全不同的[17]。

关于有效税率和企业关系的研究中，行伟波(2013)、袁建国等(2015)对影响企业有效税率的各类因素进行了分析[21][22]，发现高管变更会显著影响公司税负的大小，而高管任期的长短、专业背景等个人特征对公司税负都产生重要影响[23]。大多数的管理者们乐于在履行纳税人义务的基础上，使纳税成本降到最低，通过合理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

大量文献表明，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寻求税负降低的重要因素[14][15][24][25]。在具有强大公司治理的公司中，积极的税务筹划能够为股东增值。如果合理的涉税活动能给企业带来净收益，那么股东将会支持这些活动，在此情况下，股东将会采取更大的激励补偿来鼓励降低税负，如果没有这些激励措施来管理代理人，降低有效税率活动的程度将会降低，企业税负随之上升，最后是股东的福利损失[25][26]。Kim et al., (2011)实证研究发现美国企业避税和股价暴跌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具有强大外部治理的企业中是相对减弱的[16]。值得注意的是，税收问题在公开场合中披露的数量远远低于非公开披露的数量。因此在重大缺陷下存在大量税收方面的缺陷，并且从公开披露中得出的推断仅仅是“冰山一角”。Richardson et al., (2013)发现，在澳大利亚公司中，董事会的强监督能力减少了企业激进税收行为[27]。Cheng et al., (2013)认为内部控制缺陷反映了较差的信息质量[28]。在此背景下，管理者可能会面临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问题，这在税收筹划方面可能意味着更低或更高的激进税收行为。而有的企业采用激进的手段进行避税，无疑在加大企业税收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其内部控制水平。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是相互关联的，内部控制信息质量越高，企业避税的可能性更大[29]。从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有效税率的关系认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保证管理层能够实现实体目标，并且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监督这些目标。当内部控制薄弱或无效时，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较弱，股东福利损失(代理成本)增加[30]。因此，治理薄弱可能会降低管理层采取有利于股东降低税负目标行为的积极性，导致较低的降低有效税率行为[27][31]。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薄弱的内部控制将会鼓励管理层采取更为激进的税收安排[15][16]。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实施税收筹划的动机越强大，越容易采取税收筹划行为降低公司实际税负，公司的避税程度越高[6][7]。曹越(2018)在其他条件限定下进行研究发现，在保守型的避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避税程度越高；而在激进型的避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避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有效税率呈负向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具有更低的有效税率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方法选择

2002年发布的上证180指数和2004年发布的上证50指数，具有外生性，改变了企业市值指数的价值加权，假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差异会受到市值指数的价值加权构成的影响，属于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由于受到更多的市场监督，因此其内部控制水平会更好，而这为本文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研究内部控制与企业有效税率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制度背景。1969年，Campbell首次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引入了断点回归设计，之后，RDD研究中对工具变量的依赖也见于Van Der Klaauw(2002)关于财政援助对高校招生影响的论文[32]。但是在税收领域使用RDD进行研究是比较罕见的[33]。对不同的股票市场投资者适用不同税率的不连续性是对断点的首批分析之一[34]，故而此分析适用于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断点回归设计。断点回归方法分为两种：清晰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其中，模糊断点回归适用于以下情形：当给定某个协变量时，处理状态的概率呈现不连续性的变化，此时该不连续性就可以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断点回归可以避免参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在克服随机试验局限性的基础上，能有效的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分析并真实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其结果也十分接近随机实验结果。在本文中，企业进入上证50指数和上证180指数的概率从a跳跃为b，其中0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了2008年以来的上证180指数调整样本股的变动信息，但并未披露全部的成分股企业，而现有数据库中仅能获得2011年以来的上证180成分股企业，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2011～2016年上证180和上证50成分股企业为研究对象。 由于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包含了当年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因此本文以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为初始样本(共1080个样本)。根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将初始样本拆分为两部分：(1)属于当年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50个样本；(2)属于当年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但不属于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130个样本。即在本文中，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家市值最高、流动性最好的公司，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则是其随后的130家最优质的公司。在此分类基础上，对样本进行筛选处理、剔除缺失项之后，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包含47家公司，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包含127家公司，最终样本为1044个。本文中，所用的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样本对象来源于瑞思数据库，为保证样本的真实准确及完整性，结合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上证180指数调整信息进行比对。此外，本文所有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

(三)模型设计

上证50指数和上证180指数是根据流通市值、成交金额对股票进行综合排名后选择排名靠前的公司而得。在这两个指数中所有公司的股票交易量和流动性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上证50和上证180都是价值加权指数，使得在这两个指数中市值排名靠前的公司都会赋予其较高的价值权重。这样一来，尽管这些企业在规模上是相当的，上证50成分股公司和上证180成分股公司之间的资本差异相对较小。在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中排名靠后的企业将接受一个相对较小的权重，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中排名靠前的公司将接受一个较高的权重。笔者假设在阈值附近的资本加权指数分配是准随机的。根据随机性假设，企业无法控制自身排名的边际变化[35]。因此，在上证50和上证180指数门槛附近的明显差异被作为内部控制中的外生变量。笔者使用该指标的不连续性作为两阶段回归模型的工具。参考Lee and Lemieux(2010)、罗胜(2016)设计RDD模型的方法[36][37]，构建如下两阶段实证模型：

Stage 1: IC=β1+β2Indexi,t+β3Market Value Ranki,t+β4CONTROLSi,t+β5Year+εi,t

(1)

(2)

笔者主要分析拟合后的内部控制指数对有效税率的影响。借鉴李万福等(2012)的研究，有效税率(ETR)的定义是，将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利润的值，其大于1的部分设为1，小于0的部分则设为0，处于0与1之间的部分保持不变，从而可以很好地解决极端值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的问题[38]。IC用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用内部控制指数/100的比值来衡量[39]。CONTROLS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本密集度(CAPINT)、存货密集度(INV)、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LEV)等。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下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第三到第六列中分别报告了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从表中可知，有效税率的平均值在28.2%左右，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平均值在7左右，在样本企业中，公司资本密集度与存货密集度都较小，平均值分别在18%和16%附近。而企业之间的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资产负债率的最小值为4.61%，而最大值却为95.18%，绝对值差异高达约90%。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小值为-43.02%，最大值为61.79%，绝对值差异高达约105%。描述性统计结果初步表明，即便是在沪市市值及流动性排名最好的前180家上市公司，个体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方面。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模糊断点回归图

为直观的体现上证50指数和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之间断点的存在，在这一部分本文将通过样本的断点图形来说明相关问题。本文的断点设置在原点处，也即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分界线的门槛。位于断点左边的属于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越靠近原点，企业的市值排名越靠前；位于断点右边的属于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越靠近原点，企业的市值排名越靠后。

1.基本的模糊断点回归图

图1显示的是最基本的模糊断点回归图像。在左侧图中，纵轴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横轴为企业市场价值的排名。在右侧图中，纵轴为企业有效税率，横轴为企业市场价值的排名。从左图中可以看出：首先，上证50指数与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企业在内部控制质量上存在明显的断点。这也表明本文所采用断点回归设计进行有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具有可行性。其次，在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中，企业市场排名靠前的公司比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中市场排名靠后的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要好，即最大的上证180成分股公司与最小的上证50成分股公司相比，上证180的成分股公司显示出更强大的内部控制水平。而右图中，上证180成分股公司与上证50成分股公司的有效税率在断点处也存在不连续性，虽然与左图相比，其断点并不明显。但图形分析仍证实了上证180成分股公司的总体税率更高，在断点处的税率下降。

图1 基本的模糊断点回归图

2.带置信区间的模糊断点回归图

图2的图形坐标含义同上图，左侧图中纵轴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横轴为企业市场价值的排名。右侧图中，纵轴为企业有效税率，横轴为企业市场价值的排名。图2绘制了在95%的置信区间上，在断点存在的前提下，总体参数落入此范围内的可信度。从图中可知，左右两侧图的曲线与未加置信区间的图形相比都更为平滑，从而上述结论也更为清晰直观。

图2 带置信区间的模糊断点回归图

(三)回归结果

为了与模糊断点回归的结果进行比较，本文首先对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结果进行了报告，并与Fuzzy RDD回归分析控制的变量相一致。如表3所示，本文先未控制年度虚拟变量，对模型(1)即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与解释变量指数成员(Index)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指数成员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市值排名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对年度虚拟变量进行控制后，虽然上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第四、第五列报告了模型(2)，即被解释变量有效税率(ETR)与解释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之间的回归结果，在对年度虚拟变量进行控制前，有效税率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但不显著，有效税率与市值排名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在对年度虚拟变量进行控制后，有效税率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仍不显著，但相关性得到加强；而有效税率与市值排名在5%水平上仍呈负相关关系，虽然相关性减弱但仍显著。通过上述分析发现，虽然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不符合预期，但OLS回归结果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说明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一般地，内部控制质量与指数成员正相关，有效税率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因为越是市值排名靠前的公司越可能成为市场重点监督的对象，在此压力下，这些公司会加强对其内部控制质量的监督管理，有利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最终会使得企业有效税率下降，故可以得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降低企业有效税率这一结论。

表3 内部控制与有效税率的关系——OLS回归结果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4 内部控制与有效税率的关系——Fuzzy RDD回归结果

通过对比Fuzzy RDD 回归结果和OLS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回归实际上就是OLS回归，内部控制质量与指数成员等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无变化，而第二阶段的回归即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有效税率等变量之间的回归结果却有显著变化。总体上说，在采用Fuzzy RDD进行回归后有效税率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得到改善，特别是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有效税率的关系变为显著负相关，更加合乎情理。表明采用OLS进行回归分析确实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而采用Fuzzy RDD 进行回归不仅能克服内生性的问题，还能更好的揭示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与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之间真实的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偏误，在借鉴国内外主流文献所采用的指标衡量方法进行变量估计外，在此还实施了下述两种方法对结果稳健性进行敏感性测试：

1.更换变量的衡量方式

(1)参考陈军梅(2014)的研究方法，本文用GOOD_IC来代替内部控制质量(IC)。其中GOOD_IC定义为，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大于其中位数时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6]。

(2)参考陈骏(2015)的研究，在此又用公司有效税率(ETR)的中位数来界定公司有效税率(ETR)程度，并用GOOD_ETR来替代之[7]。如果公司的有效税率(ETR)大于其中位数，则GOOD_ETR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下表5为更换变量的计量方法后，对模型(1)和(2)重新进行模糊断点回归。本文对不纳入控制变量与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进行了列示，从回归结果可知结论与正文结果保持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1——替换变量定义的Fuzzy RDD回归结果

2.根据断点回归模型的设计要求，从原则上来说加亦或不加控制变量对运行的最终结果影响不大。因此，在这一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将不再纳入控制变量进行模糊断点的回归，据以判断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下表6所示，显见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内部控制质量与指数成员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企业有效税率与内部控制质量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相一致，故而验证了本文结果的有效性。

表6 稳健性检验2——不加控制变量的Fuzzy RDD回归结果

五、结 论

本文采用时间窗口为2011～2016年的上证18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初始样本，并从中分离出上证50指数和上证180指数成分股公司，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对其进行内部控制与企业有效税率关系的分析。由于上证50指数中最小的成分股公司与上证180指数中最大的成分股公司类似，因此围绕断点归入具体的哪个指数是准随机的。由于指数成员是由一定的机制决定的，企业本身对是否纳入指数没有影响，故使用该准随机指数作为两阶段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

采用断点回归设计旨在建立内部控制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随机联系。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内部控制水平对上证50指数与上证18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税收管理产生了影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降低企业的有效税率；(2)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指数成员显著负相关，即上证5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要低于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3)在断点处的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存在显著的不连续性。与市值最小的上证50指数成分股的公司相比，市值最大的上证180指数成分股公司显示出更强大的内部控制水平；(4)图形分析证实了上证18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税率更高，在断点处的税率下降。

本文的研究结果，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降低企业的有效税率，对于关注企业税收收入的政策制定者及管理者来说都具有政策启示与参考借鉴意义。一方面，宏观上，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是构建积极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对于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降低进入壁垒，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我国可以选择性的借鉴国外先进国家成熟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加以细化、完善、“因地制宜”形成“中国特色”，鼓励企业积极加强内部控制。微观上，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的管理不仅应该加强对财务报告部分公开披露事项的监管，更要加强对不公开披露事项的监管，从而切实全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为企业树立税收筹划观念和意识、推动企业合理安排涉税业务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不论是企业管理者抑或是股东，都应该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构建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立内部控制企业文化。可以在企业内部定期组织开展相关知识的培训或讲座，让管理层了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健全对企业和个人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有利于减少管理者的短视行为。股东也应该给予管理者一定的激励机制，以激发管理者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的热情。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及政策制定者来说，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强税法宣传力度，提升企业对税收工作的重视，引导企业自觉遵从税法，规制企业的税收行为，科学合理进行税收筹划。(2)加强税收监管与税收执法力度，构建标准、严格的奖惩评估机制及等级评定工作，并对税务部门的履职进行相关指导，明确企业要加以配合有关部门履职的具体责任。同时要密切监督企业通过各种渠道采取的降低有效税率行为，对于企业进行违规避税的做法及时制止并进行严惩。(3)加强对税收征管人员和税收中介机构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专业胜任能力，并务必保持加强工作人员的独立性。(4)进一步优化税制，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通过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税率，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促进企业更好的内部挖潜。(5)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控制监管水平，并巧妙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水平。当前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内部控制制度多为“救火式”，制度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过分强调控制成本，将效率作为弱化或逾越内部控制的理由、内部控制制度没有有效执行等。政府有关部门应构建高水平的内部控制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大惩罚力度，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企业压力，使企业在外部监管下积极主动的开展自身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有效防范潜在风险，加强对生产经营过程中薄弱环节的控制和监管，在有效防范税收风险的前提下合理降低有效税率，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