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伟男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任务，要求“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同时还要求“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社会科学领域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风险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对环境领域的风险研究较少，同时对于环境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机制及其预防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环境风险感知：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中介机制

研究表明，只有人们感知到环境风险时，环境风险才可能向政治风险转化。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环境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的差异。例如，2014年3月30日上午，部分群众聚焦在茂名市区并慢行通过部分路段，表达对准备建设芳烃（PX）项目的不满。当天下午15：00左右，部分群众聚集到茂名市委门前表达意见。当晚20：00左右，发展到小部分人在市区拦车辆，实施打砸行为，事后开始冲击茂名市委北门和东门，其后更是造成多辆执勤警车及无线电通讯车、拖车被烧毁的严重后果。①百度百科《3.30茂名反芳烃项目游行示威》，https://baike.baidu.com/item/3%C2%B730%E8%8C%82%E5%90%8D%E5%8F%8D%E8%8 A%B3%E7%83%83%E9%A1%B9%E7%9B%AE%E6%B8%B8%E8%A1%8C%E7%A4%BA%E5%A8%81/13476103?fr=aladdin.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的四川雅安地震、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务损失，但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救灾抗灾后，积极恢复重建，并未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风险。由于人为活动与自然活动引发的环境风险特征的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部分特定的社会群体对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风险感知较为强烈，但是对由于自然环境因素导致的灾害类环境风险感知较低。①Kahan Dan M，“Cultural Cognition as a Conception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Springer Netherlands，2012，pp.725-759.Xue Wen，Hine Donald W，Loi Natasha M，Thorsteinsson Einar B，Phillips Wendy J，“Cultural Worldview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s：Ameta-Analysi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4，40，pp.249-258.上述两个案例中，人们对“PX”项目的环境风险感知大于对地震灾害的环境风险感知，进而导致了前者造成的环境风险更可能转化成政治风险。

环境风险感知是分析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机制的关键性解释概念。环境风险感知成为“环境风险——政治风险”的风险转化链条中的重要中介环节。杨志军、梁陞研究表明风险感知偏差能够有效解释环境事件转化为邻避抗争冲突的运行机理，当公众风险感知低于偏差阈值时，政府通过弹性回应空间成功治理邻避事件，当公众风险感知超过社会安全阈值，地方政府的弹性回应空间缺失，导致邻避事件处理失败。风险感知偏差决定了邻避抗争烈度。②杨志军、梁陞：《风险感知偏差视角下城市邻避抗争的运行机理与治理之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也就是说，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环境风险转化为邻避冲突甚至造成政治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在环境风险传播过程中存在放大和扩散的效应。辛方坤的研究表明新媒体传播、污名化认知和差序政府信任导致了邻避风险的社会放大。③辛方坤：《邻避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环境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经过各种放大机制，造成了远超事件影响的涟漪效应，处置不当则演变为群体性事件。④辛方坤：《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理论的邻避舆情传播》，《情报杂志》2018年第3期。

总结起来，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风险感知偏差机制。环境风险感知偏差机制指公众与政府对于环境事件风险的差异性感知可能导致环境风险转化。当风险感知偏差在社会安全阈值内，环境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治理，并不会转化政治风险；当风险感知偏差超过公众承受的安全阈值，政府风险治理空间较小，环境风险有较大可能转化为政治风险。二是环境风险传播放大机制。环境风险传播放大机制指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回应机制失灵、政府干预失当、政策妥协等多方面因素，环境风险在传播过程中被放大，一方面造成公众感知到更大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降低了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耐受程度，降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社会安全阈值，最终增加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可能性。

此外，环境风险感知还对公众的环境行为（环境污染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等）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环境风险感知是影响环境行为和风险转化的重要因素，探究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预测公众的环境行为，并且有助于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的转化。

二、风险、个体与文化：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三种解释逻辑

以往对于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概括为，风险特征、个体特征和文化特征三种解释逻辑。第一，风险特征的解释逻辑认为，环境风险的特征、类别影响人们对于环境风险的感知。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所引发的环境风险具有差异性的风险特征，特定群体对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风险感知更为强烈，对自然因素导致的灾害类环境风险感知较低。⑤Kahan Dan M，“Cultural Cognition as a Conception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Springer Netherlands，2012，pp.725-759.Xue Wen，Hine Donald W，Loi Natasha M，Thorsteinsson Einar B，Phillips Wendy J，“Cultural Worldview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s：Ameta-Analysi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4，40，pp.249-258.例如，费拉里-拜黑指出，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由风险的类别决定。⑥Fleury-Bahi，Ghozlane，“Environmental Risk:Perception and Target with Local Versus Global Evaluation”，Psychological Reports，2008，102（1），pp.185-193.

第二，个体特征的解释逻辑认为，公众个体特征差异是影响环境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居住地区、收入水平等外在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环境风险感知。⑦Macias Thomas，“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among Race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Ethnicities Forthcoming，2016，16（1），pp.1-19.不同个体也会因为情感、人格特质等内在心理特征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环境风险感知。①Jani Arpan，“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Troubled It Projects：Influence of Project Risk Factors and Self-Efficacy on the Perception of Risk and The Commitment to a Failing Proje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11，29（7），pp.934-945.例如，白人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更低；②Laws，Barton M，Yating Yeh，Ellin Reisner，Kevin Stone，Tina Wang，Doug Brugge，“Gender， Ethnici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Revisited：The Importance of Residential Location”，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2015，40（5），pp.948-955.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高环境风险感知；③Rundmo Torbj?rn，Trond Nordfj?rn，“Does Risk Perception Really Exist ？”，Safety Science， 2017，93，pp.230-240.具有亲和性人格的个体对环境风险感知产生正向影响；④Chauvin Bruno，DanièleHermand，Etienne Mullet，“Risk Perception and Personality Facets”，Risk Analysis，2007，27（1），pp.171-185.有自我超越价值取向的个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更强。⑤Liobikiene，Genovaite，Romualdas Juknys，“The Role of Values，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and Willingnes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Behavior：The Lithuanian Case”，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 112（4），pp.3413-3422.邬兰娅等研究发现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情况并不乐观，学历对于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有显著的。⑥邬兰娅、齐振宏、李欣蕊、黄建、罗丽娜：《养猪农户环境风险感知与生态行为响应》，《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张郁、刘耀东研究发现养猪户个体特征是影响其环境风险感知的。⑦张郁、刘耀东：《养猪户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280个规模养猪户的调研》，《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第三，文化特征的解释逻辑认为，信仰、世界观、信任等社会文化特征对环境风险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世界观，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平等主义者、宿命论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并不相同，其中“宿命主义群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最弱。⑧Dake Karl，“Myths of Nature：Cul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isk”，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92，48（4），pp.21-37.社会信任对于公众环境风险产生显著影响，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⑨Siegrist Michael，Heinz Gutscher，Earle Timothy C，“Perception of Risk：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Trust，and General Confidence”，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05，8（2），pp.145-156.具体来说，部分研究发现，对政府部门的监管具有更高信任的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往往处于较低水平。⑩Carlton Stuart J，Jacobson Susan K，“Climate Chang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s in Florid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3，130（1），pp.32-39.怀特菲尔德等也发现，可以通过提高信任降低民众的环境风险感知。⑪Whitfield Stephen C，Rosa Eugene A，Amy Dan，Thomas Dietz，“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Value Orientations and Risk Perception”，Risk Analysis，2009，29（3），pp.425-437.

以往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首先，较多地从风险特征、个体特征或文化特征的单一解释维度进行分析，缺少综合风险特征、个体特征和文化特征三重解释维度的分析。第二，西方学者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得较为全面，但是国内学者更多的对特定群体（主要是养猪农户）的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研究，或者对特定领域（核风险）的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研究，缺少对普通公众的普遍领域的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第三，缺乏对环境风险感知内部结构及其差异性影响因素的分析。第四，缺乏综合多维分析视角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全国性微观数据，基于综合性系统分析框架，对中国公众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内在结构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进而为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提供理论支撑。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感谢该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本部分问卷为选答题，排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共有1677个有效样本进入分析。

三、双因素理论框架下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检验

（一）“情感-情景”双因素理论框架

美国行为科学家赫兹伯格(Herzberg)在研究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中提出“双因素理论”(Two Factor Theory)，又称之为“激励保健理论”(Motivator-Hygiene Theory)。①Herzberg Frederick，“One More Time：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yees？”，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68，40（1），pp.53-62.在“双因素理论”中，驱动员工满意的因素包括激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②Hyun Sungmin，Haemoon Oh，“Reexamination of Herzberg's Two-Factor Theory of Motivation in the Korean Army Foodservice Operations”，Journal of Foodservice Business Research，2011，14（2），pp.100-121.借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王刚、宋锴业以核风险为例，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情感-情景”双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包括情感与情境两个基本维度。其中，情感因素包括环境亲和感与系统信任感；情境因素包括信息丰富性与利益趋向性。该理论认为环境亲和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正相关；系统信任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负相关；信息丰富性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倒“U”型关系；利益趋向性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负相关。③王刚、宋锴业：《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社会》2018年第4期。

利用上述“情感-情景”双因素理论框架，结合研究数据特征，笔者选取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和环境知识四个维度分析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其中环境关心和系统信任是情感因素，对应于原理论中的环境亲和感与系统信任感；利益损失和环境知识是情景因素，对应于原理论中的利益趋向性和信息丰富性。

第一，环境关心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环境关心是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或者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④Dunlap，Riley ＆ Jones，Robert，“Environmental Concern：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2，8，pp.482-524.环境关心与环境亲和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重要的环境情感之一。而环境亲和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正相关，那么环境关心程度越高，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越低，因而环境风险感知越高；反之，环境关心程度越低，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越高，对环境风险感知度越低。

第二，系统信任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既有研究表明信任对环境风险感知产生显著影响。⑤Bronfman Nicolás C，Cisternas Pamela C，Esperanza López-Vázquez，Cifuentes Luis A，“Trust and Risk Perception of Natural Hazards：Implications for Risk Preparedness in Chile”， Natural Hazards，2016，81（1），pp.307-327.但以往的研究往往着重于分析某一类信任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例如，政府信任对环境风险感的减小作用；⑥Carlton Stuart J，Jacobson Susan K，“Climate Chang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s in Florid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3，130（1），pp.32-39.社会信任对环境风险感知的作用。笔者认为环境治理是一个包含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性活动。单一的政府信任或社会信任对于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小，而包含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市场信任、专家信任等的系统性信任可能更能够影响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体而言，当公众的系统信任更高时，能够有效降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当公众的系统信任较低时，则提示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

第三，利益损失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环境现象或问题与公众的利益关联程度对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感知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双因素理论认为，当公众认为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或设施可能带来短期或长期的正向利益时，公众会主观地倾向于认为该项目或设施的环境风险较低，因而环境风险感知较低；当公众认为该设施或项目不能带来利益，反而会带来利益损害时，公众会倾向于认为该项目或设施的环境风险较高，因而环境风险感知也较高。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当为了保护环境需要公众付出更多，做出更多的利益让步时，公众会产生较高的环境风险感知；反之，则环境风险感知较低。

第四，环境知识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双因素理论认为对特定风险信息匮乏，经由电视、报纸、网络的“污名化”，容易产生高环境风险感知；而对信息了解比较多，容易形成理性认识，从而维持较低水平的环境风险感知。本文研究一般性的普遍意义的环境风险感知，而不仅仅是特定领域的环境风险感知。环境知识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反映公众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当公众的环境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会引发公众对于环境现象和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因而引起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增加；当环境知识进一步增加时，理性的认知代替感性的认知，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面临的环境风险，此时公众环境风险感知降低。

造成列车通信网络故障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表面上来看，故障主要表现为整个网络通信不稳定、多个设备频繁离线，或者某一个设备离线。对于第一种故障情况，故障原因往往较为复杂，这里不做详述，本文将重点针对第二种故障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结合现场实际发生的故障深入探究。

（二）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模型1.1分析控制变量对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F值为11.646，R2为0.078，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P=0.000＜0.001）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成立。模型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的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年龄越小者，其对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受教育年限越长者，其对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东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中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

模型1.2在公众个体、家庭及区域特征后，分析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和环境知识对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F值为19.973，R2为0.163，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P=0.000＜0.001）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成立。具体而言，对环境越关心者，其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对系统不信任者比对系统信任者的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越能够为保护环境做出利益让步者，其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环境知识越丰富者，其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

模型2.1分析控制变量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F值为6.136，R2为0.042，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P=0.000＜0.001）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成立。模型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越多者，其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身体越健康者，其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东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中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

模型2.2在控制公众个体、家庭及区域特征后，分析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和环境知识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F值为12.002，R2为0.104，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P=0.000＜0.001）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成立。模型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的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身体越健康者，其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东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中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自变量中系统信任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不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关心、利益损失、环境知识对公众的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对环境越关心者，其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越能够为保护环境做出利益让步者，其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环境知识越丰富者，其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

模型3.1分析公众个体、家庭及区域特征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F值为10.017，R2为0.067，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P=0.000＜0.001）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成立。模型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的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年龄越小者，其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受教育年限越多者，其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中部地区的公众比西部地区的公众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的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

模型3.2控制公众个体、家庭及区域特征后，分析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和环境知识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F值为14.770，R2为0.125，且模型在置信区间99%（P=0.000＜0.001）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成立。模型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的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年龄越小者，其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少数民族比汉族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受教育年限越多者，其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烈；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的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更强烈。自变量中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对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不产生显著影响，环境知识显著提升了公众对技术性环境风险的感知。

析分归回OLS的素因响影知感险风境环众公1表0.227★★★★14.770 0.125 0.057 0.000★1677 2.336★★★型模★0.067 0.067 1677 B 48.467★★-1.679★-0.072★-2.918-0.574 0.804★★★0.631-0.043-0.817 0.262 1.014 2.351★4.873★★★10.017 0.000★S.E.3.268 2.2 0.570 0.023 1.081 0.890 0.087 0.782 0.283 0.983 0.211 0.755 0.760 0.670 0.519 0.398 0.282 0.131知型★★★感 模12.002 0.104 0.061险B 0.000★★★风-1.028★0.017 0.827-0.165 0.062 0.749 0.646★-0.022 0.054 2.776★★★1.884★-0.134 4.055★★★-0.386 0.874★★★0.499★★★1677境45.125★★环性染S.E.2.241 0.587 2.1 0.023 1.112 0.912 0.086 0.805 0.291 1.012 0.217 0.765 0.776 0.689 0.1。污2.★★型★P＜模★★★★6.136 0.042 0.042 1677 B 63.318★★-0.903 0.011 0.177 0.014 0.293★1.266 0.494★0.415 0.138 3.200★1.637★★0.306 0.000★示表S.E.6.291 1.092 0.044 2.062 1.719 0.169 1.495 0.543 1.887 0.404 1.449 1.461 1.292 0.993 0.763 0.543 0.253 0.05，＊P＜★★1.2示知型★★★★★★★★★★1658表感模19.973 0.163 0.085 0.000★＊险B 2.007 0.981 0.106 0.191 0.739，＊风35.851★★★-2.498★★-0.095★★-1.957 0.539★-2.115 3.253★3.637★8.822★2.569★0.790★境-3.687★★★0.01环性P＜般S.E.4.373 1.142示0.046 2.155 1.790 0.170 1.561 0.566 1.970 0.423 1.492 1.511 1.348一1.1.1★★ 表型★＊＊模★★★★0.078 1658 B 66.200★★★-1.999★-0.126★★★0.988-2.115 1.066★1.864-0.477-1.243 0.343 4.767★3.737★1.716 11.646 0.000★；＊量变照参为））））)）数）））内性 他教限员 婚对部部村心任失识平 号量 量女龄其信年党康在入西西农关信损知2水 括变 常 （育非F R2 0.078性N(（年（ 健（收（（（境统益境 ：性 族 教教（ 婚人部部 市环系 利环 ΔR著 注男 汉信受员 显不 党 未个东中城

（三）环境知识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倒“U”型关系检验

前文检验了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以及环境知识与一般性、技术性和污染性共3个维度的环境风险感知的线性关系。那么环境知识与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技术性环境风险以及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呢？将环境关心、系统信任、利益损失、环境知识以及环境知识的平方作为自变量，同时控制个体、家庭及区域特征变量，分别以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和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作为因变量，进入OLS回归分析后，得到模型4、模型5和模型6。

模型4中，环境知识以及环境知识的平方与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说明环境知识与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模型5中，环境知识与环境知识平方都对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产生显著性影响，同时环境知识的系数值为正，而环境知识平方的系数值为负，这说明环境知识与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倒“U”型关系。模型6中，环境知识与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呈显著正相关，但环境知识平方与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说明环境知识与技术性环境风险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

表2 环境知识对环境风险感知倒“U”型关系的OLS模型检验

四、以降低环境风险感知预防环境风险转化的政策建议

环境风险具有向政治风险转化的可能性，而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感知起到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在环境事件中，如果公众感知到较高的环境风险，而政府又没能较好地回应公众需要，那么环境风险就会向政治风险转化；如果公众感知的环境风险较低，那么环境风险则不会向政治风险转化。降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能够有效阻断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为了分析如何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路径，本文基于“情感-情景”双因素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总体上环境关心促进环境风险感知，系统信任降低环境风险感知，利益损失增加环境风险感知，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呈倒“U”型关系。

上述结论对如何降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进而阻断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强化环境治理，减小环境风险。环境风险的出现是以环境事件或环境问题为源头的，例如垃圾焚烧站的修建，核电站修建，PX化工厂的修建等等。减小环境事件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将有助于减小环境风险。环境风险的减小使得公众能够感知到的环境风险减小。那么环境事件或环境问题导致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风险也相应地减小了。那么为了能够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就需要积极开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环境治理。

第二，提升环境关心，增加环保行为。环境关心促进了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同时环境关心也能促进公众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行为。一方面，环境风险感知的提升增加了风险转化的可能，另一方面，环境友好行为能够从根源上减小环境问题和风险的发生。提升公众的环境关心和环保意识，从短期来看可能增加风险转化的可能性，但是从长远看来对于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构建系统信任，重塑生态信任。系统信任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信任程度，包括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市场信任、专家信任等。系统信任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事实上，较高的系统信任，也说明了公众对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性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的信任，对于公共性主体能够较好地治理环境问题有较高的信心。公众生态信任是公众应对各类生态事件的心理机制，是公众对社会生态治理网络、政府生态公信力的一种心理认可状态。①彭皓玥：《邻避危机中的生态信任：从流失到重塑——“邻避冲突”的探索性解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生态信任的流失是公众高环境风险感知的重要原因。通过构建系统信任，一方面能够直接降低环境风险感知，另一方面能够提升公众生态信任，进而降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因而，构建和提升公众的系统信任，重塑公众生态信任，进而减小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能够有效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

第四，强调利益关联，构建补偿机制。利益损害增加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因此需要强化环境治理与公众的正向利益关联，同时减小对于公众的利益损害。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减小风险转化可能性；另一方面，增加利益关联、减小利益损害本身就能够降低政治风险的发生。此外，强调利益关联的同时，还需要构建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在环境事件和邻避设施中，针对可能利益受损的居民，政府应该制定健全、合理的利益补偿政策。充分考虑环境事件和邻避设施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将利益补偿纳入成本预算，依据实际情况提供多样化的利益补偿方式，例如补偿现金、房屋搬迁、就业机会等等。

第五，促进环保教育，增加环境知识。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知识的增加，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增加；当到达拐点后，随着环境知识的增加，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随之降低。环境知识的增加只要到达拐点就能够降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同时较多的环境知识也有助于公众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增长。因而，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教育，增加公众的环境知识。

第六，推进政策营销，及时披露风险。公众感知到加大环境风险的原因，一方面是可能真的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但更多的可能是对该环境事件相关环境知识的缺乏，进而以讹传讹，导致高环境风险感知。在环境事件和邻避设施建设中，政府、专家掌握着更多的专业信息和知识，但在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中，政府更多的还是一种管理型思维，而不是服务型思维。政府更多的采用直接通知、媒体告知的方式与公众进行单向互动。公众并不能很好地掌握政府传递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环境政策和设施建设的推进可能并不顺利。因此，政府应当改变管理思维，构建服务思维，积极与公众双向互动，并采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对相关政策进行解释，推进政策营销，弱化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职能研究应当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引导型职能的优化提供必要理论支持。②参见郑家昊：《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议题——职能转变路向与研究范式变革》，《探索》2017年第1期。此外，政策营销并不意味这隐瞒风险信息。及时、有效的披露风险信息，有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同意的权利，让公众感受到获得感和参与感。

第七，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公众参与。已有研究表明，环保社会组织通过促进公众认知调解、理性引导公众参与、增强政府回应能力、疏导公众集体情绪等途径对环境风险及冲突治理产生明显积极作用。③张勇杰：《邻避冲突中环保NGO参与作用的效果及其限度——基于国内十个典型案例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政府应当积极培育环保类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发挥相应的作用，社会组织对于公众参与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公众参与对于环境风险感知和环境风险转化都产生重要影响。

第八，建立协商途径，多元协商治理。环境风险及其风险转化治理过程中包括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关键性主体。建立畅通的沟通协商途径，促进多元有效互动，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专家及媒体信任，弱化多方主体的成见，降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进而减小环境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基于此，需要发挥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联合大众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构建多元协商平台、建立多元协商治理机制，促进各治理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最终促进环境风险及其风险转化的多元协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