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芳

语序是汉语的重要表达手段;语序不同，表达内容也就不同。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说，在诗词中“语序的变换，有时也不能单纯理解为适应声律的要求，它还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为了增加诗味，使句子成为诗的语言”。（《诗词格律》）杜甫《秋兴》（其八）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句，这两句诗初看有些莫名其妙。按照正常语序，应当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语义平淡无奇，不是“诗家语”，虽然也是合律的。诗圣杜甫变换语序，并非出于格律之需要，而是为了突出香稻与碧梧，照应题目，是他“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探索。是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体”（《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又一成功范例。诗人变换语序，除了为了合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增加诗味，增强修辞效果。

毛泽东的诗词中就有不少有意颠倒语序的诗句。像“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该句的正常语序应为“今君……”。把“今君”改为“君今”，并非声律要求的缘故，而是为了加强语势，突出哀悼对象。状语与主语互换位置，既充分表达了对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又洋溢着满腔的敬重之意。这样由“君”而“国”，把痛失栋梁之才的悲痛异常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毛诗中绝大部分变换语序的句子，是既注意协调音韵，又兼顾表情达意的。像“六亿神州尽舜尧”（《送瘟神》），按常规语序应是“神州六亿尽尧舜”，依平仄规则和押韵的缘故而改为现在的句式。而在这其中更多地则是主要从追求诗美、增强诗味的维度来综合考虑的。

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下阕第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化用唐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按照词谱，这一句的平仄要求为“||---||”，诗人改了一字，并调换语序，改为“一唱雄鸡天下白”，不仅适应了声律要求，而且成为化旧句表新意的佳句。李贺的这一奇句，形象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前途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句诗鲜明生动、音情激越，不可谓不雄奇、不高亢，但毕竟还是打上了这位天才诗人在个人名利方面兜圈子的烙印。而经毛泽东的巧妙点化，上承“长夜难明”，下续“万方乐奏”，“雄鸡”的“一唱”变成了革命胜利的凯歌的象征。这样就使得这一名句变得音义更美，意境高远。“唱”字本就比“声”响亮，诗人又把它调到诗句的最前面，这样不仅声调宏朗，而且还起到了强调作用。

又如《浪淘沙·北戴河》最后两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依词谱，这两句的平仄为“|==||，|--”，所以毛泽东把曹操“遗篇”《短歌行》里的诗句“秋风萧瑟”调换了一下词序，这样的词序安排，除了适应词律外，也是为了突出“萧瑟”，说明秋风古今一也。倘若直接说“秋风萧瑟”，语言虽明白晓畅，却显得平淡乏味。诗人即景缅怀“魏武”，自然带动读者去联想、去想象，让读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自觉进行古今对比，这样就使得结句“换了人间！”水到渠成。诗人变换词序，有意偏离常规，目的就是寻常词语陌生化，做到有意味的表达，以便使得文本更具诗味。

再如《清平乐·六盘山》下阕开篇有“红旗漫卷西风”句。对照词谱，平仄应为“--||--”。这一诗句完全符合格律，但它不是常规表达法。王力先生说，“如果按照散文的语法来要求，那就是不懂得诗词的艺术了”（《诗词格律》）。按常规语序，这句诗应是“西风漫卷红旗”，而诗人特意主宾倒置，变为“红旗漫卷西风”。如此安排，除了为了押韵（“风”是韵脚）外，更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突出、强调“红旗”意象。这句诗最初发表时是“旄头漫卷西风”，正式定稿时改为“红旗”。用“旄头”（古代的旗帜）这么一个失去生命力的文言词汇来指称红军战旗，并不得体。改用“红旗”，色彩鲜亮，形象鲜明，倒很适合。再加上诗人用的是“非常”句式，这样就使“红旗”意象显得更为鲜明突出。诗人新奇地将物象的被动者化为主动者，“反客为主”显奇趣。自由舒卷的红旗在蓝天白云、峻岩高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象征着革命、预示着胜利的红旗为这幅明丽、优美的图画增添了色泽与亮度。“红旗”句是“景语”，也是“情语”：它是诗人逸兴遄飞、斗志昂扬的物化，融注着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过了岷山，豁然开朗”，革命形势“柳暗花明”的欣喜之情，瀟洒自信、成竹在胸的雍容风度也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