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拉的象征符号意义，也许大于她个人传奇的魅力。当追问她是谁时，这个人物身上呈现出她真实的自我和一个被叙述的自我。但无论如何，她代表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进行着抗争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和弱势群体。”

少女马拉拉17岁。与拉宾、曼德拉、特蕾莎修女这些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或慈善家相比，她年轻得似乎难以承载厚重深邃的政治传奇或国家命运。她的故事一眼见底，通透，甚至略微单薄：她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12岁起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乌尔都语栏目撰写“巴基斯坦女学生日记”专栏，因倡导女性受教育权迅速成名：她组织成立马拉拉教育基金会，公然对抗塔利班禁止女孩受教育的政策，因此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枪击，头部中弹，子弹穿过她的头部和颈部，停留在肩膀。她在英国接受治疗，得到康复，也受到西方世界关注：不仅在2013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联合国还将她的生日定为“马拉拉日”。

马拉拉的成名，无疑有强大的名人效应和媒体宣传攻势的助力。她遭枪击的几天后，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将她比作纳粹统治下求生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歌星麦当娜在洛杉矶的一场演唱会上特意为她演唱了一首《Human Nature》;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安吉丽娜·朱莉向她的“马拉拉基金”捐了第一笔款;她在英国伯明翰医院接受救治时，巴基斯坦时任总统扎尔达里前去探望，衣领上别着印有她照片的徽章。没有什么比个人所受苦难和死亡更能塑造一个政治象征符号的了，于是马拉拉迅速成为受到严格保护的国际偶像。也有人质疑，她的人生戏剧也许根本难以与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南非总统曼德拉这样的人物相比，她也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统治下唯一勇敢的女孩——在马拉拉受枪击时，还有两位同龄女孩也受了轻伤，她们已勇敢返校。在巴基斯坦国内，有一些政要说，马拉拉的演讲已经成了全球消费品，更多是为了取悦西方：不少巴基斯坦媒体也评论，马拉拉成了西方“白人救世主”的广告代言人。就在马拉拉受到美国赞扬和褒奖时，巴基斯坦正受到美国无人机的轰炸，这激化了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也让马拉拉一度成为在她的祖国备受争议的人物。

对年轻的马拉拉来说，她的父亲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马拉拉与美国记者克里斯蒂娜·兰姆合著的自传《我是马拉拉》-书中，她讲述了她的父亲齐亚丁的成长经历。齐亚丁进大学的那一年夏天，独裁将军齐亚·哈克的飞机神秘失踪;第二年，巴基斯坦进行了全国大选，贝娜齐尔·布托赢得了大选，成为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齐亚丁加入了学生组织，当时巴基斯坦的官僚机构和政府职位都被旁遮普人占据，齐亚丁的组织的宗旨是为普什图人争取平等权利。英语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的齐亚丁，苦于大学里越来越严的宗教思想管控和在校任教的微薄薪水，于是决定办学。就这样，他们在当时还算一个旅游地的斯瓦特开办了英语小学和中学。办校初期，财政艰难，齐亚丁既是老师，又是财务和校长，同时也是清洁工。直到2001年，齐亚丁和马拉拉听说，遥远的地方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在我们这个房子最多只有两三层楼高的地方，我对纽约和美国一点概念都没有。父亲的学校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在自传中，马拉拉如此写道。在马拉拉的那个村庄里，女性的地位很卑微。她的少年记忆中，村庄里一位16岁的美丽女孩，曾爱上了一位年轻小伙子，当小伙子路过她家门前时，他们眉目传情。但这种“调情”对男人是可以的，对女人来说，则是一种耻辱。后来传闻那个女孩自杀了，最终却发现，她是被家人毒死的。在村里，父亲将十来岁的女孩卖给老男人做小妾，以及家庭暴力，这样的事并不鲜见。齐亚丁给了马拉拉巨大的影响。他让她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简-爱》这样的小说，给她讲穆罕默德·金纳、甘地、林肯的故事，并让她坚信：“马拉拉就像小鸟一样自由。”马拉拉的童年时代，还是民主政治的巴基斯坦政坛上，贝·布托与谢里夫不断轮换着执政，没有谁执政满过届。然后，穆沙拉夫登上了政治舞台。2001年后，同为普什图族的塔利班势力的阴影从阿富汗向斯瓦特山谷推进。齐亚丁的学校规模已扩大到了几百人，他总在夜晚与朋友坐在房顶上谈论政治：奥萨马·本·拉登在坎大哈，美国正向阿富汗派兵，要推翻给予他保护的塔利班政权，因而需要巴基斯坦的帮助，就像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曾依靠阿富汗抵抗苏联一样。然后，穆沙拉夫将军走向了国际舞台，就像当年的齐亚·哈克将军一样，他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受到了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的接见。唯一的问题是，塔利班正是巴基斯坦情报机构ISI的创造物;很多ISI的官员都与塔利班领袖有很紧密的关系，也有同样的信仰。但这一切，似乎与马拉拉还没有发生直接紧密的联系。

对马拉拉成名于世界起了重要作用的这部自传《我是马拉拉》，也在这时呈现出它的两层意识：一层是马拉拉自己的，另一层则是代笔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娜的。谁是马拉拉？寻找“马拉拉”这个自我的旅程，始于塔利班入侵的斯瓦特村庄，是一位10岁的小女孩;而在这趟试图追寻个体人性的旅程中，两个明显有区别的声音始终在书中若隐若现地交织。正如英国《卫报>所评论的那样：“马拉拉的声音很纯真，但也有些僵硬;她很热情，对女性教育信仰坚定，对父亲充满敬仰，在暴力中的痛苦以伊斯兰教义的名义呼之欲出。但有时却又难以将马拉拉与她的影子写手的声音区分开来。比如，当她提到2005年地震中巴基斯坦受破坏的规模时，读者被告知，‘这场地震破坏的范围达3万平方公里，与美国的辛辛那提州差不多大小。那种外国记者僵硬的、全知式的声音总是时不时回响。”这也许也是马拉拉这个人物本身的矛盾：一个真实的她，和一个被包装和被叙述的她。自塔利班的势力渗透进她所在的、曾有很多佛像的斯瓦特山谷，这个小女孩坚持上学受教育的梦想，在政治大环境下，便逐渐转化成公开对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的象征，并在很多时候被定义为“世俗的精神力量”。

马拉拉所在的村庄，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曾用沙特的大量资金建立了很多宗教学校，年轻男人在这些宗教学校受教育是免费的。“9·11”以后，军事宗教教育越来越成为主流，从这些学校前经过，经常会收到“联系我们，接受圣战训练”的传单，并留下一个供联系的手机号码。塔利班的势力加强后，他们试图抹去村里所有的女性化特征，对服装和头巾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2003年，齐亚丁的学校有了男女合上的高中部;保守的毛拉来到学校，要求女性不得从正门进入，为此齐亚丁与毛拉发生过冲突。到了2005年，塔利班的軍事控制越来越严，也越来越压迫女性的权利，比如，要求女性不得工作，而是在家打理家务。塔利班的精神控制日趋紧凑和肃杀：先是电视和音乐被禁止，然后是女孩被禁止上学。学校里的女孩越来越少，但马拉拉还是坚持去上学。在她所在的开伯尔一普赫图赫瓦省，已经有至少两位女性遭到了塔利班的枪击：一位名叫沙布娜姆（Shabnam），她因为不服从塔利班的道德法令，被武装人员从家里拖出，在市场上被枪杀。第二位是妇女权益活动家阿弗里迪（Afridi），她在上班途中被打死，年仅25岁。她上学时参与创立了在联邦直辖部落区推进女权的非政府组织，她因头部、颈部中弹而亡。但马拉拉仍然去上学。直到有一天，她和另外两位女孩在校车上遭到了袭击。

在马拉拉受枪击时，她其实已经是位有媒体知名度的名人了。这个对马拉拉来说至关重要的转折，发生在2009年。当时一位BBC记者联系了马拉拉的父亲、已是几所学校校长的齐亚丁，请他向学校推荐一个女孩，为BBC乌尔都语博客写一写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齐亚丁找了另一位女孩，但女孩的父母担心塔利班报复，要她退出，马拉拉就顶了上去。刚开始，马拉拉是匿名撰写，后来齐亚丁同意以马拉拉的真名参评“国际和平奖”，于是马拉拉开始在当地和全国媒体上出现。《纽约时报》的记者由此找到了马拉拉一家，拍摄了关于马拉拉的纪录片，接着，更多国际媒体开始关注她。通过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些羞涩的马拉拉的形象，获得了国际关注。拍摄纪录片的美国记者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10岁、11岁的马拉拉，根本还没有理想主义活动家的观念，更多是受她父亲革命式的理念和热诚努力的感染。夜里，两个弟弟上床后，马拉拉被允许可以晚睡，与父亲谈论政治，齐亚丁在这个时间里给马拉拉讲了很多人的传记，比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特蕾莎修女等等。2011年，她获得了巴基斯坦“国家青年和平奖”，仅仅不到两年时间里，马拉拉彻底改变了在拍纪录片时所说的想当医生的愿望，而表示希望从政，“成立自己的政党，推动教育进步”。父亲的设计、媒体的造势和时局所需，马拉拉迅速地与政治和女性教育权利斗争建立了关系，然后17岁的她被国际力量快速地推动着走上了联合国的演讲台，直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马拉拉获奖的意义，远超出了她的个人荣誉，而成为一种女性权利的象征。她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后，一个名为“马拉拉一代”的权利运动便开始发育成熟，其参与者包括被强奸的印度女孩迪亚、揭露巴西教育系统严重问题的巴西女孩伊莎多拉、争取女性权利的南非妇女瓦伦蒂尼、受过性奴役的柬埔寨女孩凡·西娜。她们各有自己的故事，并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展開了对女性命运的反抗与革命。许多支持保护女性权利的人认为：“19世纪，最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隶制;20世纪，是反对极权主义;而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将是全世界的性别平等。”无论这个观念是否得到全世界的公认，诺贝尔和平奖都给了它一次宣示的机会。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42期。

[阅读导引]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1997年出生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一个普什图穆斯林教育工作者的家庭，以争取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闻名。2014年10月10日，因“为受剥削的儿童及年轻人、为所有孩子的受教育的权利抗争”，与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