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次仁罗布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族群的本色写作，在他者视域和大众接受中是一种异质性的差异呈现。写自己熟悉的藏民族传统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是对边地族群的内部书写，相对封闭、静止，静谧安详中也暗涌着生命的震颤与悲悯，如为他带来荣誉的《放生羊》，发于我刊2018年第5期的《红尘慈悲》，被万玛才旦改编成电影的《杀手》;二是关于交融的现代想象，是一种现代语境下的敞开式书写，写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有人口的流动迁徙，社会的动荡变迁，人心的辗转起伏，如他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那片白云处是你的故乡》，以及本期的这篇《我的汉族爷爷》。无论是内部书写还是外部打开，都蕴含着离去—归来的古老模式与复杂情感，是眷恋者的离开、思乡者的滞留、复仇者的奔袭，是现实的两难与回不去的故土;在现代生活的物性之下，次仁罗布的小说更让人看到了贫寒边地高远的天空下慈悲、宽恕、情义、感恩、救赎这些人类美好品质的保留，因为有信仰，他们更容易接近神性，是精神的升华与想象中的两全。

“今生与你相遇的人，肯定是前世跟你有过关系的。”这是《红尘慈悲》的开头，次仁罗布的文字跟高原的天空一样纯净清澈。藏族人相信缘分，无论是佛缘还是尘缘。因为他们相信生死轮回相信罪孽救赎，认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所有缘分都有关前世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