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在2018年，有多部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印度电影出现在了国内的银幕上，比如《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厕所英雄》《印度合伙人》等。再加上之前风靡于网络的《我的名字叫罕》（2010）等，印度的社会题材电影俨然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国内电影中，社会问题也是娄烨、贾樟柯、张猛等第六代导演所热衷选取的题材之一，他们拍摄了大量流传于银幕或网络的社会题材片。相比于国内普遍将社会问题片拍成悲剧的习惯，印度的片子更热衷于以喜剧结尾，戏剧类别的差异构成了中印之间最显著的不同。

戏剧类别的选取差异并非源自中印导演所面向的社会问题的差别——印度固然有很多独特的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遭遇困境的共同感要大于独特性——诸如家庭暴力、贫富差距、子女教育、宗教问题等，这种共同感也是我们能够接受印度社会题材电影的契机所在。类别差异体现的更多是双方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因此，追问中印双方是从哪个层面处理社会问题的提问，会更具有价值。

印度电影会将社会问题放到家庭层面而非个体。这与印度当下宗族式的生活方式有关，印度导演对这种生活方式非常重视，很多社会矛盾都是通过家庭矛盾表现出来的：比如在《神秘巨星》中，导演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问题转换成了子女眼中的父母矛盾;《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是将宗教矛盾放在了一個“倒插门”女婿处理翁婿关系的背景中进行的;《起跑线》将阶级问题安置到了父母教育理念的冲突中，《厕所英雄》和《印度合伙人》更是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放在夫妻关系当中去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