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元

一、解州关帝庙景区碑记概述

据不完全统计，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民国及以前的碑记接近90余通，主要为明代和清代的重修碑记，其年代久远，饱经沧桑，存世稀有，弥足珍贵。碑记规制或宏阔，有皇家典范；或素朴，有百姓风仪。文字古雅练达，措辞精辟深邃，饱含着不同历史时期上至国家下至普通信众对关公的虔诚敬仰。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的历代碑刻，对研究关公故里关公文化演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解州关帝庙景区碑记内涵

（一）碑记数量与国家倡导极度契合。关公之所以被世人崇拜，与国家的“造神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关公由侯而王而帝，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倍加推崇，在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明清时期，不管是修建关帝庙宇还是举办祭祀关公的仪式，都是前所未有。据胡小伟《关公信仰研究系列》第5卷辑录，历代关庙或与关公崇拜有直接关系的碑刻265方，唐代至元代仅35方，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碑刻计230方。从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接近90余通碑记中，其中明代有17通，清代有57通，明清两代共计74通。参照胡小伟的研究，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明清碑碣数量占总数量的32.17%，这一数字在全世界来看，应该占有的份额最多。透过如此众多的碑记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关公文化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参考。

（二）碑记对关公故里的称谓。运城是关公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成长之地，现存碑碣中有大量提及到“关公故里”。现存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所立的《汉关大王祖宅塔记》中，落款为“直下封村柳园社王兴立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立的《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中称为“下冯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所立的《常平村重修关王故里祠墓碑记》中将常平作为“关公故里”。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村西现有乾隆癸未年（1763年）八月州守言如泗所立的“关公故宅”碑记。当地百姓将常平关帝庙称之为“家庙”，将解州关帝庙称为“大庙”。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所立的《重修关帝庙记》载“解为帝之故里”。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现存有《关夫子故里题名碑》，同年所立的《重修结义园记》称“解梁为关圣故里”。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所立的《重修关帝庙记》称“解为帝故里”。清道光五年（1825年）所立的《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民国7年（1918年）所立的《创关岳庙碑记》中都把解州称之为关帝的“桑梓乡”。

运城是关公故里，现存解州关帝庙景区，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关帝庙古建筑群体系，以及历代帝王加封、拜谒、朝圣的历史，使其成为所有关帝庙中最重要的祖庙，成为表达关公信仰形成发展最完整的体系。“关公故里”这一称谓，不仅仅是地理区位的独特性，从关公文化的发展传承来说，关公故里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和集散地也成为一种共识，关公故里关公文化成为世界关公文化信仰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碑记中体现的对关公的解读

从现存任何一通碑碣，无不包含着对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褒扬或者神化。如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三月立《汉关大王祖宅塔记》：“甲子辅蜀先主，佐汉立功，伏以大王勇略天资，英谋神授，尽忠义于先主，不避艰难，弃富贵于曹公，岂图爵禄？”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重贴关帝庙寝殿金身碑记》：“故炎汉社稷，赖以匡扶，大明山河，藉以□护。精忠贯乎日月，大义参乎天地，所以四海共荷，默佑万方，咸赖康宁。”而更多的碑碣则是对关公的神化，如明隆庆二年(1568年)《重修常平武安王庙记》记载：“汉去今二千有余年，而其灵爽之显赫，恒足以御灾而捍患，禁邪而詟奸，岂非其忠诚之极，有以感人心于不穷。”“民间信仰成三教合一的特色，那么反映在神祇功能上，各路神就成了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各种神祇就不再为他身前的职业所限，而成了能应付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类型的信仰者及各式各样愿望和要求。”关公从一位民族英雄，到集求财、保平安等多种神祇角色于一身的全能神，也成为其信众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碑记中体现出维修庙宇角色的多元化。

从现存碑碣来看，解州关帝庙的维修，是在国家弘扬关公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地方官员牵头，集知识精英、商人、民众等多种角色参与的一场“全民运动”。从关公故里关帝庙宇的修建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解州全志》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年）果亲王谒庙，指写圣像，敬留诗章联额。”和硕果亲王，即爱新觉罗·胤礼，康熙第十七子，雍正之弟。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和硕果亲王题诗》。地方官员把修建关帝庙宇作为提升其政绩的重要部分，如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重修常平关夫子庙引》载：“先生与余产同、官同，所任之地又同，然则继起而新斯庙，安知神之非余是待乎？乃首先捐俸，募诸同志，人多踊跃乐助之，而守兹土，董厥成者，则解州知州万象也。”作为外地官员，也把修建庙宇作为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事项。如现存芮城县事林芬诗碣：“庙貌谁重新，松岚观察使。”松岚为刘松岚，名大观，山东临清州邱县（今属河北）人。乾嘉时期著名文人，时人称其“为官有政声”。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七《送刘松岚为河东道序》称其为“松岚为人伉爽，敦气谊，与人交，然诺不欺；又以松岚为诗人，而有豪杰之风者也。”梁恭辰《北东园笔录三编》卷二“神庙香火资”条对其修复庙宇亦有记载。

当地普通民众在参与庙宇修复中，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载：“知入国朝，一修于成化丙申，再修于嘉靖癸未，继修于庚寅，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常平、蚕坊和曲村（今属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为关公故里关公信仰圈最为核心的区域）三村民众在庙宇维修过程中参与度最高，而这种极高的参与度，让关公文化成为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为传承弘扬关公故里关公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碑碣中体现的乡规民约禁忌。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所立的《新立清明节会捐输银记》：“恐日久弊生，中有染指侵渔废弛其事，仍令三村之民，互相稽查，一村有侵，两村举报；两村有侵，一村举报，鸣官不利追还，仍治侵克之罪。请文立石，以垂永久。又坟成之年，卑职等募化柏柳椿槐共五百一十一株……三村居民不得为无碍之物砍伐，裔人不得借祖茔之名而擅取，主持不得假焚修而窃用，或有老枯者，通知公伐，贮庙以备修理之用。为此，今将前由理合申请伏乞堂台电阅。做发碑文，批示遵行。”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载：“解州正堂加一级纪录一次陈蒙，本府正堂加二级祝为谕饬事，仰州官吏文到即查，康熙二十九年奉抚院批，按察司饬将关帝庙会场租税银两，着管庙道人经收，修葺庙宇，不得侵吞。原立碑文督令该道官照依旧式，刊碑监立，以垂永久。”

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的此类碑碣，充分说明了哪怕是国家统治者所倡导的庙宇修复，也有一小部分人企图从中获益，面对庙宇的利益被侵占，只有制定严苛的乡规民约，并严格执行，才能确保关帝庙宇的正常运转。

（六）碑碣中所体现的对传承关公文化践行者的褒扬。

在现存解州关帝庙碑碣中，有大量的具体事例，来阐明后来人是如何在关帝的感召下，践行关公文化，参与慈善义举的。如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郭宠与妇谷氏肩铎募众建庙碑》记载：“夫汉寿亭侯，精忠大义，熌灼当年，迄今业越数千载，凡含生辈犹尔口碑载道，心歌震靝，甚至负香叩步，千里谒庙，其至德感人神若是哉！吾蒲叟有曰：郭宠者与妇谷氏，当肩铎募众，建庙于吾郡外郭北隅，踰秊业就，载出余赀货□，铁铸圣像二，香炉一，回子狮子各二，贡解梁置大庙之两廊。是固甚盛举哉！………以一叟募之，众士襄之，创庙于郡未几也！复进贡于解，立碑于解，令万世而下目石者，咸知募若众者，郭宠也！”郭宠夫妇的捐赠行为，不仅达成了对关公的敬重，也让地方官员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加褒扬，以引领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平阳府解州安邑县□□□□□□□等施茶记》记载：“有安邑南乡善人解□捐□□得□，□岁于西□下施茶十□年，已□而春秋于兹，虽□□□所□几何而惓惓□□□□洧之思也，用题于石以志不磨。”从碑碣后附的施茶者名单来看，有二十人之多。

笔者在解州关帝庙景区工作二十余年，尤其对这块施茶碑碣印象最为深刻，解州关帝庙祖庙作为官方所倡导的建筑，其规制和布局严格按照皇家建制，处处彰显帝王的尊严，可唯独这块碑碣，材质低劣，虽规制短小，位置偏僻，碑碣文字如今已漫漶不清，可是这才是关公文化关公信仰深入广大民众心中最好的证明。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关公信仰者中，女性这一角色不仅仅是随从者，她们正通过施茶等小事来践行关公文化，而这种力量是巨大的。

笔者仅仅从几个方面对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碑碣进行了粗浅的解读，其实现存的这接近百余通碑碣，还蕴含着大量的信息，等待我们来解读。碑记，貌似一块块冰冷的石头，可是却饱含着前人对关公的敬仰，对关公文化的传承。这些“会说话”的有温度的文物，用无声的言语，和古人对话，让我们在触摸传统文化中延续文脉。

1.《解州关帝庙景区现存碑记资料汇编》，未刊本。

2.乔润玲《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