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玉敏

地处晋南的运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连接豫西和关中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在这一地区也得到传承和发展，运城博物馆展示的几件佛教造像碑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和见证，现略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造像碑内容概述

1.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造像碑 背屏式造像，青玉石质。1993年4月出土于平陆县张村镇上张村。碑通高17、宽8.5、厚6.5厘米，原表面涂金，现基本脱落无存。碑阳正中雕一坐佛，高7厘米，磨光高肉髻，面形长圆，弧眉突目，双眼细长，下视。悬鼻小口，嘴角内敛，双耳紧贴后颊。细颈削肩，袒胸收腹，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佛身穿垂领式宽博袈裟，下摆呈八字形，衣裾三层重叠，垂覆于座前，服饰表面刻有稀疏流畅的衣纹线。佛头周围浮雕有4层同心圆形素面头光，身后背光呈莲瓣形，表面对称浮雕有数组向上升腾的火焰纹，其中右侧上方有部分残损和断裂痕迹。佛两侧各雕一身胁侍造像，似为菩萨。高4厘米，均束发高髻，顶部均有残损。面形长圆，突目、高鼻、小口，短颈端肩，穿交领宽袖衫，下着长裙，双手笼于胸前，虔恭而立（图一）。须弥座左、右及背后三面阴刻发愿文，竖向，魏碑体，每面4列，每列3字，内容为：“孝昌三年四月廿三日，佛弟子王详为前生父母、因缘眷属、合门大小造释迦像一区，敬心供养。”其中“养”字因没有位置而被刻于须弥座正面左上方。

2.白石龛像 征集于平陆县圣人涧村。碑呈长方体形，青黄石质，高12.1、宽8.7、厚4.9厘米，正面通体开一尖拱形龛，龛高9.5厘米，浮雕弧形龛楣，两端做龙首反顾状。龛两侧各浮雕一龛柱，覆莲柱头，龛上方对称浮雕有山花蕉叶纹。龛内正中高浮雕一坐佛，低平肉髻，面相方圆，弯眉、突目、高鼻、小口，下颌饱满圆润。短颈、宽肩、挺胸、敛腹，身穿圆领通肩袈裟，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半跏趺坐于圆莲台上，袈裟呈八字形堆叠于座前，身后浅浮雕一圆形头光。整尊造像神情恬静安详，体态敦厚挺拔（图二）。佛两侧各浮雕一弟子像，体形敦厚，虔恭而立，因表面风化剥落较为严重，细部已模糊不清。佛座两侧各浮雕一卧狮，半蹲姿，体态肥硕，生动传神，其中左侧一身头部残毁。从佛袈裟下摆及佛座莲台残存痕迹分析，这组造像原通体鎏金，十分精美。

3.青石造像碑 原藏于稷山县博物馆。圆形碑首，青砂岩质，碑残高124、宽68、厚20厘米。碑阳上方碑额高浮雕四龙交尾碑首，龙首下探至碑身两侧上方。碑额正中凿一方拱形小龛，阴刻尖拱形龛楣，龛沿内依稀可辨线雕升腾的火焰纹，两侧龛柱略有残损，其中左侧依稀可辨阴刻“右相菩萨主□□□”。龛内高浮雕一坐佛二胁侍菩萨，佛头部已毁，可见后侧浮雕莲瓣形圆头光及尖桃形身光。短颈、端肩、挺胸、敛腹，内着偏衫，外穿双领下垂袈裟，衣角横于胸腹之际，搭右肘下垂覆膝。下摆呈八字形做两层重叠，服饰表面阴刻稀疏刚劲的衣纹线。双手已毁，可辨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半跏趺坐于龛内。佛两侧胁侍菩萨头部均已毁，身后浮雕尖桃形头光，颈饰项圈，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帔帛搭肩绕臂，贴膝下垂至脚面。双手均笼于胸前，一持宝瓶，一捧摩尼宝珠，面向佛虔恭而立。碑身下部残毁无存，右侧边缘部分亦有残损剥落，碑两侧边缘原各阴刻一竖条状装饰的浅浮雕折枝忍冬花卉图案，近底部内侧竖向阴刻：“右相菩萨主李景□”，右侧边缘内侧竖向阴刻：“司马 郭野赌 右相菩萨主郭男孙”。

碑身正中偏下开一方拱形大龛，阴刻尖拱形龛楣，依稀可辨龛沿内阴刻升腾的火焰纹。龛内高浮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人二力士。正中为坐佛，头已毁，可见浮雕重层圆形莲瓣头光及尖桃形身光。佛颈饰宽边项圈，内着偏衫，外穿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佛装，袈裟一角搭右小肘垂覆至膝，下摆呈八字形展开。双手已毁，半跏趺坐于龛内，身姿挺拔。佛左、右内侧各一弟子，头已毁。均身穿袒右肩袈裟，下着长裙，一手持桃形玉环，一手持净瓶，跣足立于圆形莲台之上，侧身向佛而立。外侧各一胁侍菩萨，头已毁，均束发高髻，后浮雕桃形头光。颈饰宽边项圈，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帔帛搭肩绕臂，贴膝下垂，璎珞缀饰于腹前十字穿花，周饰全身。其中左侧菩萨下方可见残存一浮雕的尖桃形头光，头已毁，形象无存，推测原可能为护法力士像。龛内两菩萨头光上方各浮雕一天人跪坐于莲蕾之中，身后浮雕桃形头光，其中右侧一身大部残毁。

碑阴螭首正中亦开一方拱形小龛，浅浮雕尖拱龛楣及两侧龛柱。龛内高浮雕二佛并坐，佛头部残毁，身后浮雕圆莲瓣形头光及尖桃形身光，二佛体姿相同，均禅定印，结跏趺坐。其中左侧坐佛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右侧坐佛身穿圆领通肩式袈裟，袈裟衣角自腹前甩出，垂覆于双膝之间，衣裾下摆均呈八字形重叠，垂覆于座前；碑身正中并列开五个圆拱形小龛，每龛内一坐佛，头部均已毁。体态、装束大致相同，均内着偏衫，外穿垂领式袈裟，衣裾呈八字形，衣角自腹前甩出，垂覆于双腿之间。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叠涩佛座上。

碑左侧碑额浮雕双螭首下视，其下凿一圆拱形龛（已部分残损），阴刻尖拱形龛楣，龛沿阴刻火焰纹。龛内坐佛头大部残毁，装束同碑阴正中龛内坐佛；小龛下方并列阴刻3排供养人题名，每排4人，其中上至下第一排因石碑裂隙原因，略有错落。前至后第1～4列依次楷书阴刻：“邑子郭妇安、邑子郭法相、邑子□□□、邑子郭□□”。第二排前至后第1～4列依次阴刻：“邑子景睹仁、邑子□普愿、邑子李忠知、邑子李□登”。第三排下部残毁，前至第 1～4 列依次阴刻：“邑子、邑子、邑、邑”。

碑右侧碑额亦浮雕双螭首下视，碑身上、下各开一圆拱形龛，均线刻尖拱形龛楣，龛沿线刻火焰纹，龛尖两侧线刻流云宝珠。龛内各雕一坐佛，佛头均已残毁，形态、装束同碑阴中间龛内坐佛。二佛龛四周阴刻装饰纹带，内刻连续的折枝忍冬纹。下龛下方残损较多，但依稀可辨横向阴刻一排供养人题名，竖向4列，仅可辨识“邑子”二字。

二、相关问题探讨

关于运城地区北朝时期造像材料公开发表者较少，且以介绍性文章居多，主要有王寄生、卫斯、张国维、张俊良等学者[1]。通过对上述材料的综合分析可知，南北朝时运城地区的造像高潮主要出现在北周时期，并呈现出佛道并举的特点，功德主以平民群体为主。本文所介绍的这三件佛教造像碑仅第一件时代信息明确，其余两件由于本身文字材料缺失等原因，尚需做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1.相关造像碑的时代考释

白石龛像 原定时代为唐，但据笔者观察，这件造像碑龛内主尊坐佛面相方正饱满，体形敦厚挺拔，身穿圆领通肩袈裟，其题材组合亦为一佛二弟子，座前雕二法护狮子。特别是带覆莲柱头的尖拱形龛，以及龛上方的浮雕莲花焦叶装饰，这些特征与西安北草滩出土的北周白石龛像有着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图四）[2]，均系当时佛塔表面或寺院壁面的镶嵌之物[3]。所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雕工细腻、技法精湛，而这件作品所采用本地特有的青白石，刀法粗犷古拙，但其北周造像的时代特征十分清晰。反观运城地区现存的唐代造像碑，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唐代造像呈现出类似的时代特征，造像题材组合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等一辅七身或一辅九身的组合样式，人物造型也更加丰满细腻、婀娜多姿、变化多样、动感十足。故这件藏品应雕凿于北周初年，系当时平陆县境内某座寺院佛塔或壁面上的镶嵌造像之一。

青石造像碑 原定时代为北魏，但这件造像碑无论形制，还是内容都与同时期毗邻的河南、陕西境内现存北魏造像碑都有很大差异。

首先，最主要区别表现在螭首碑额上。就北朝时期中原和关中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碑而言，螭首碑额的采用相对较晚，其中较早者如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院北魏晚期的邰神达造像碑，但其为双龙样式（图五）。而河南境内较早者有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的比丘道唅造像碑，该碑为四方体形，背面顶端浮雕有双龙碑额[4]。可见直到北魏末年，在大型造像碑中，螭首碑额尚未广泛普及，螭龙样式的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流行的还是方额造像碑，以及数量众多的小型背屏式造像。但到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统治时期，螭首碑额造像碑的数量显著增加，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造像碑样式。如河南登封东魏天平二年（535年）的嵩阳寺造像碑、滑县出土的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新郑出土的东魏武定元年（543年）张永洛造像碑、沁县出土的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宋显伯造像碑、新郑出土的丁朗俊造像碑[5]，以及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山西芮城出土的西魏大统年间佛教造像碑[6]、西安碑林博物院藏北周宇文建崇造像碑、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周王文超造像碑等[7]，其碑额螭首多为四龙或六龙组合，即碑额每边浮雕两组或三组龙头。从现存这一时期螭首碑额造像碑数量看，东魏、北齐此类造像碑无论是数量，还是是质量，都较西魏和北周占有明显优势，充分反映出当时东部地区有着非常雄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故运城博物馆收藏的这块青石造像碑在制作技法和样式上更多地受到了河南境内同期造像碑风格样式的影响。

行走在黄骅的乡间田野，处处青翠葱郁，鸟语花香，处处展现出一幅“人在画中走，心浸生态游”的现代农家景致。在东聚馆村，“赏美景、摘冬枣”，越来越多的游人沉醉于快乐之中；在小堤柳庄村，独具匠心、独具特色的乡村游让人在感叹这个小村庄美丽的同时悄然想起童年。据悉，在黄骅，还有农家休闲游、风情游、文化游……依托各精品项目，黄骅的这些美丽乡村，让人享受静好的乡间时光。我们尽量把脚步放慢，因为我走过的每一处风景，都自然地诠释着黄骅农村的幸福、秀美和变迁。

其次，该碑尽管遭到明显的人为破坏，但主要造像特征尚存：龛内主尊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佛装，衣裾呈八字形垂覆于座前，服饰质感厚重，衣纹简洁流畅。佛头部分虽然被人为损毁，但通过痕迹可知佛像肉髻较高。最重要的是，龛内主尊造像体形饱满挺拔，既不同于北魏晚期盛行的秀骨清像，也有别于北周造像的粗壮敦厚和质朴清新。根据碑阳下方佛龛推测，原主尊坐佛座前应雕有香炉、狮子，以及护法力士，故该碑原高应在1.6米左右。这块碑人为蓄意破坏现象非常突出，碑身所有造像头部均被凿毁，碑身右侧的缺失亦主要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考虑到北朝后期晋南一带属西魏、北周管辖，那么，这块青石造像碑应雕刻于这一时期。至于其损毁时间尚不好确定，既有可能毁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的灭佛事件，亦有可能毁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事件，如1987年2月在运城市西姚乡柏口窑村就发现有10件毁于这一时期的造像碑[8]。

第三，从造像题材及特点分析，这块青石造像碑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雕刻工艺，都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地方特色。与东魏、北齐造像碑相比都存在一定差距，后者往往以佛龛为中心，四周浮雕各种胁侍、护法、飞天、弟子等形象，以及经变故事等，显得非常富丽堂皇。供养人形象及题名也被有序安排在碑下部四周或碑座之上，如东魏武定元年（543年）道俗九十人造像碑、北齐丁朗俊造像碑等（图六、图七）。

综上所述，运城博物馆收藏的这块青石造像碑在碑额样式上较多地汲取了东魏、北齐的特点，而造像题材和内容方面更多承袭了西魏、北周造像特征，其雕刻年代笔者判定大致在西魏后期。

2.造像碑反映出的北朝时期运城地区佛教传播与信仰

上述几块造像碑虽属零星材料，但在时间上跨越了整个北朝阶段，对于客观了解和认识当时晋南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北魏孝昌三年造像碑系佛教信徒王详为其父母及家眷敬造的释迦供养像，其雕工较为粗糙，如佛背光上阴刻的火焰纹图案线条凝滞、构图散乱。主尊坐佛无论是神态，还是佛装均表现出较多世俗化倾向，甚至连佛教造像中最常见的双耳垂肩、白毫相等“三十二相”特征也没有体现；主尊两侧的胁侍造像从束发特征分析，雕刻者应是在表现菩萨形象，但其装束却完全是当时世俗人物打扮，而没有丝毫菩萨形象特征。更有趣的是，镌刻于碑底座左右和后侧的供养人题记由于计划不周，最后一个“养”被直接刻在佛座正面。

这些迹象反映出功德主是一名普通的佛教信众，其造像目的在于祈求佛主保佑全家。而造像者显然文化程度也不高，甚至缺乏基本的、必要的佛教造像常识，也没有造像摹本或依据。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件既充满着虔诚心愿，又与真正意义上佛教图像样式相去甚远的造像碑。它表明当时佛教已被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但由于交通闭塞等原因，在造像样式上还缺乏依据和参考，类似现象也见于山西沁县南涅水造像塔和甘肃泾川、华亭、庄浪等县境内出土的造像碑、造像塔上雕刻的佛和菩萨形象。

北周白石龛像系当地石材雕造，造像特征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如前所述，它极有可能是北周时期当地某座佛塔或寺院壁面的镶嵌物。从西安发现的此类白石龛像分析，其题材组合十分丰富，有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佛并坐等形式，运城博物馆藏的这件白石龛像显然是幸存品。其通体鎏金的工艺技法可知原属佛塔或寺院的壮丽与辉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运城境内佛教信仰和崇拜的滥觞。而与西安北草滩白石龛像的相似性特征，也表明北周时期运城境内佛事活动更多受到了长安地区佛教造像样式的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

西魏造像碑由于近底座部分残毁，相关功德主及供养人信息缺失严重。但从残存供养人题记情况分析，这是一块以郭氏家族为主体的功德碑。值得注意的是，碑阳小龛边缘残存的“右相佛主、右相菩萨主”等题名方式与前述东魏张永洛造像碑十分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在造像碑供养人题名方式上有较多相似性，联系到其发现地点为黄河边的平陆县，隔黄河与河南三门峡一带相望，故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另该碑左、右两侧原来至少有4列供养人题名，题头均为“邑子”，涉及“郭、李、景”等姓氏。“邑”指邑社，是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农村地区最常见的以血源、家族或村镇为主体的基层宗教组织机构，他们经常在僧侣指导下，由宗族首领牵头开展诸如造像、立碑一类的供养活动，“邑子”指邑社中的普通成员。故这块碑应是由郭、李两个家族共同负责捐建的造像碑，它表明西魏时运城境内已经出现佛教邑社，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已非常普及。

此外，这通造像碑的造像题材主要有释迦说法、释迦多宝对坐，以及暗喻释迦五智分身的五佛等内容，集中表现出释迦崇拜的思想倾向，这与当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土的平陆县隋开皇元年（581年）和开皇三年（583年）释迦单尊像[9]、运城市柏口窑村北周天和元年（566年）释迦立像和隋大业二年（606年）释迦三尊像[10]等，以及前述的孝昌三年（527年）释迦三尊像共同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释迦造像体系，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小乘佛教“唯礼释迦”的特征，而表现大乘佛教思想的法华、维摩等图像内容相对较少。同时，这一带北朝晚期以来道教单体造像碑数量也相对较多，形成了释道并举的局面，而且当地信徒的信仰崇拜行为界线也非常模糊，如运城博物馆收藏的隋大业年间天尊造像碑发愿文曰：“大业□年四月□日，佛弟子李通国为亡父见存母敬造天尊一区，弟舍国、弟相国、弟定国”居然是佛弟子家族为父母造道教供养像。可见在当时普通信众当中，佛与道是没有区别，只要能满足他们对现世和未来的精神需求就可以，这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北朝至隋初信仰崇拜杂糅现象非常相近[11]。

三、结 论

通过以上个案材料的分析，我们大致可知：北朝时期晋南地区所属的佛教传播与发展相比于毗邻的渭南、三门峡所属的华州、同州、陕州，甚至与晋南、太原所属的唐州、并州等地区也有一定差距。其信仰主体多为普通民众，缺乏本地世家大族的参与和支持，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北魏末年以来，以晋南为中心的河东地区是东、西魏政权对峙的前线阵地，导致时局动荡有一定关系。由于没有出现或形成区域性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在造像艺术样式、造像题材和佛教思想体现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滞后性，或多或少地受到关中长安地区和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佛教造像艺术影响。

[1]王寄生《山西运城柏口窑出土佛道造像碑》，《考古》1991年第12期；卫斯《山西平陆出土北魏至隋佛教造像》，《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张国维《晋西南地区发现一批小型佛道石造像》，《文物》1994年第8期；张俊良《芮城北周隋唐佛道造像》，《文物世界》2005年第6期。

[2]韩伟、陈悦新《中国石窟雕全集·陕西宁夏卷》，图132～140，重庆出版社，2001年8月；西安博物院编《西安博物院》，图121～126，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7年3月；冀东山、韩建武《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196～197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

[3]孙晓峰、曹小玲《长安与麦积山石窟北周佛教造像比较研究——以西安出土的北草滩白石龛像为中心》，53～61页，《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

[4]王景荃主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94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5]王景荃主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145、155、165、186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4月。

[6]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图83，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7]俄军主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193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

[8][10]王寄生《山西运城柏口窑出土佛道造像碑》，《考古》1991年第12期。

[9]卫斯《山西平陆出土北魏至隋佛教造像》，《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11]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128～200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