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交响乐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自1973年首次访华以来一直是中美两国文化传播、教育与交流的桥梁。2019年，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由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率团的访华之行以北京为起点，经天津、杭州、南京，最终在上海画上圆满的句号。“费交”的这次中国音乐之旅亮点颇多，当属一二的是对于作品的选择：一是他们带来了委约谭盾的新作——声乐协奏曲《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与女高音歌唱家雷佳合作，在中国进行了世界首演;二是，上演作品在内容和题材上贯穿了“民族性”这一核心，致力于传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世界经典之作，包括中、俄（美）、德、奥、芬兰等不同国家的作品。费城交响乐团在同一个舞台上实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隔空对话，以当代声音诠释了历史，以精湛演绎传递了音乐

上海站的演出于5月26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这是费城交响乐团自2016年与东方艺术中心签署战略合作以来第二次来沪举行全团阵容的音乐会。音乐会上半场以谭盾的新作《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开篇，之后是拉赫马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Op.43），下半场是另一部体现民族性的经典之作西贝柳斯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Op.43）。

一、中华文化的当代声音诠释：

《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

为女高音和交响乐团而作的声乐协奏曲《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是谭盾近期的集大成作品《敦煌·慈悲诵》第二乐章《九色鹿》的姊妹篇，作品内容取材于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七窟壁画，也正是大多数人孩童时曾经看过的动画片《九色鹿》的故事原型，讲述了九色鹿舍身救助落水人却被无情出卖的故事。作品的歌词内容由谭盾亲自执笔完成。从视觉层面的敦煌壁画到听觉层面的声乐协奏曲，谭盾、雷佳携手费城交响乐团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声音诠释呢？笔者分别从作曲与演绎两个视角来谈。

先来看作曲的推陈出新。根据故事情节，该作品主要有五个人物角色组成，分别是：九色鹿、落水者、鹿妹妹、国王以及叙事者（旁白）。作曲家按照记叙性的手法展开故事的脉络，从九色鹿的出场、与妹妹湖边散步，到冒着被出卖的生命危险救起落水者，再到落水者因贪财向国王告密九色鹿行踪以及国王下令捉拿九色鹿，最后至九色鹿对“背叛恩人、自私贪婪”的人性之绝望以及对苍天的祈求。谭盾设定这五个角色由演唱家一人完成情节的叙事，虽然这一构思并非是谭盾首创（早在1815年舒伯特创作艺术歌曲《魔王》之时就以不同音区、调性和旋律风格让一位演唱者来表现四位角色人物），但是，该作在体裁的突破、声音的表达以及配器音色等方面将“一人饰多角”这一做法发展至极致。

首先，作曲家将该作设定为“声乐协奏曲”，突出人声与乐队之间的竞奏关系，而非乐队单纯地为声乐伴奏。比如：在国王下令捉拿九色鹿这一场景中，乐队演奏员一边演奏一边唱出节奏分明的“哈、哈”应和之声，用以回应国王的悬赏令。在此，演奏员充当了国王军队的角色，人声与乐队之间营造出中国古代“皇帝宣旨、众臣接旨”场景中的所谓“一人发旨、众人应和”的效果。其次，谭盾将带有中国语言韵味的“说”或“诵”、京剧中的拖腔自然地融入美声与民族唱法之中，将当代作曲技法与民族文化艺术自然地进行衔接。再次，谭盾尝试以不同的乐器音色还原敦煌壁画中的乐器与大乐队音效，用特定乐器形成拟人化的表达，赋予其特殊的符号意义。比如，作曲家用粗旷、厚重的铜管乐器指示落水人。从九色鹿发现落水人，到落水人向国王告密，再至落水人随国王捉拿九色鹿，最后至落水人把剑刺向九色鹿，铜管乐器组在每一次出现落水人的地方均在低音区做渲染，且形成有逻辑的音色发展，结合故事发展主线，铜管乐器的音色一次比一次沉重。

就风格而言，谭盾的这部作品在语言上有所回归，并彰显出传统与现代的共融这一核心理念。整部作品的基调以浪漫和朦胧的色彩为主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孩童时动画片里那只闪闪发光的传奇般的九色鹿。从乐队的音色与配器而言，我们可以从历史与文化层面感触到另一种“回归”——敦煌壁画中被记载的数百种乐器以及大乐队的演奏形式被重现与激活了。同时，作品又不失现代感，情节的铺陈、高潮的引入以及表现落水人这一反面角色的时候，乐队的渲染与推波助澜又让我们看到西方当代音乐语言的影子。这正是多年来谭盾不断开拓的跨越文化时空的音乐语言！

再来看雷佳如何以当代声音演绎这部难度颇高的声乐协奏曲。自获得博士学位之后，2019年是雷佳艺术之路上的又一个丰收年，先后摘得“梅花奖”和“文华奖”。这次首度与谭盾、费城交响团合作，自然成为这个丰收年中的又一亮点。据悉，雷佳专程赴美与费城交响乐团进行排练，但时间非常紧凑。据雷佳介绍：“这次排练的氛围非常友好和轻松，大家对该作也非常认同。作品中需要乐队演奏员用中文配合说唱的地方也能够得到非常到位和准确的表达，指挥大师雅尼克能够非常精准地说出作品里中文歌词的拼音。”显然，雷佳与乐团均做了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但有限的排练时间对世界首演一部新作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然而，最具挑战的是对这部作品在创作上推陈出新的处理与把握。如上文所言，谭盾在此作中设定了五个人物角色由一位演唱家来担任，为了凸显不同的人物性格，作曲家在音域、音色、唱法、旋律风格等方面均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和尝试：首先，该作品的音域超越两个八度，作曲家结合故事情节的发展尝试运用不同音域代表不同的角色。如，九色鹿多半在高音区，落水人多半在低音区。这就需要演唱者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角色的转换不停地变化音区，整部作品听下来，雷佳能够非常自如地把握不同音区的衔接与过渡，并以最为贴切的音色表达表达不同的人物角色，充分体现出她平日扎实的演唱技术功底。

其次，該作品中“说与唱”交替更迭，紧密连接。如，作品以朗诵的语调开篇，这是雷佳饰演的“九色鹿”角色，她朗诵到“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一只鹿，我身上能散发出九种光色，所以人们都叫我……”，当引出重要角色“九色鹿”时，未做任何停顿，直接由先前的朗诵转为演唱的形式。雷佳自然地将二者形成平滑的连接，尝试打破说与唱的界限，形成极富艺术特色的处理，让听众亲临于“说中唱”亦或“唱中说”的音乐境地。

再次，该作在音乐风格上呈现出旋律抒情的浪漫风格、念唱式的现代风格以及传统戏曲风格等多元并存的艺术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念唱”并非是上述提及的“说唱”，笔者自然更会将其与勋伯格的“念唱音调”或中国戏曲中的“念白”相联系。一种演唱方式，随着剧情的发展，会在瞬间转为另一种演唱方式，这是该作给演唱者带来的一大挑战。如，在一开始描绘九色鹿与鹿妹妹在湖边散步的场景时，九色鹿的角色以优美温雅的旋律为主，带有浪漫的色彩，雷佳能够通过对声音的控制塑造出一个空灵、超脱的形象;随后，情节发展至九色鹿与鹿妹妹争执，决心要去救落水人的场景时，雷佳在乐队的渲染下唱出急促的、凸显节奏韵律的念唱式音调，塑造出九色鹿着急去救落水人的急切心情;而每当落水人的角色出现时，雷佳又尽可能地运用低沉的声音表现这个贪婪的人物形象。

总体而言，雷佳借鉴美声、民族、戏曲、民歌、说唱等五种不同的唱法以及丰富的音色，自如地驾驭和把控角色之间的转换，有效地平衡了该作中音乐性和戏剧性的关系。雷佳最终以其“天籁般抒情且跨度极高的嗓音”（乐团总监雅尼克评价）完美地呈现了该作的世界首演，并完成了自己艺术道路上的一次创新和挑战。

二、民族经典的传承、传播与当代诠释

如果说谭盾的《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还是一部未经历史与岁月洗礼的破壳之作，拉赫马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和西贝柳斯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则已经是从民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世界经典。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1934年为费城交響乐团量身定做的一部作品，也是他为钢琴和乐队这一体裁创作的封笔之作。这部作品作于瑞士琉森，核心主题则来自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a小调随想曲》（第24号）。这种跨越民族、跨越国界的传承、发展与传播在艺术作品创作之初就已立意显赫。如今，中国钢琴家张昊辰的当代演奏与诠释进一步使该作绽放光彩。

有意思的是，张昊辰正是毕业于坐落于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因此，费城交响乐团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06年，他在费城交响乐团举办的阿尔伯特·格林菲尔学生音乐比赛中脱颖而出，就曾首度与该团合作。综观本场的演奏，张昊辰的演奏彰显出两大特色，充分显示出他的内在音乐修养和超凡的琴艺：一，他以其狂放不羁的情感细致生动地诠释了该作品的体裁风格特性。据史料显示，作品面世之初，拉赫马尼诺夫特地强调：“这并非是一部协奏曲，而是基于帕格尼尼主题的交响性变奏曲”，并将其定为“幻想曲”。因而指挥家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在指挥该作世界首演时，用“狂想曲”的表述将其推向观众，并沿用至今。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一部“四不像”的作品：它不是协奏曲，但却有着协奏曲“快—慢—快”三乐章思维的整体结构与速度布局;它是一部“主题+24段变奏”的变奏曲，但却以狂想曲来命名。张昊辰自如地游刃于狂想曲、变奏曲、协奏曲、幻想曲四种体裁之间，并尝试打破它们之间的界限，从而赋予该作品独特的个性特征。二，他以炉火纯青的技巧刻画表达了帕格尼尼的“魔鬼般炫技”。据悉，拉赫玛尼诺在创作该曲时有意表现传说中帕格尼尼的舞台形象和传奇色彩——魔鬼般的躯壳、深入灵魂的热情、光芒四射的演奏。帕格尼尼与“魔鬼”之间的契约，在张昊辰的超凡技术和完美驾驭之下表达得淋漓极致，让听众感受到了一位狂热的、勇于超越的帕格尼尼，照亮了整个音乐大厅。

被贴有“民族乐派”标签的西贝柳斯，其《第二交响曲》是一部基于古典与浪漫传统框架却又彰显着浓郁的芬兰风土气息的经典之作，它有着维也纳交响曲传统四乐章结构，又折射出北欧民谣的情调与色彩。西贝柳斯在谈及其交响曲的创作时曾提到：“上帝从天堂的地板上扔下马赛克碎片，并嘱托我拼贴成型。”

纵览全曲的演奏，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费城交响乐团以独特的艺术逻辑将这些“马赛克”进行了艺术的拼贴。音乐始终维持在一根隐形的主线之上，不断积蓄、顺势发展，从未超越任何边界，这条主线串联起整部交响曲，并形成张力极强的内在逻辑：一是将主题的构建、衍展与变形编织成一张逻辑严密的树状图，在上下文紧密关联的乐句与语境中传递新意、不断增长;二是巧妙地平衡与把握芬兰民间音乐的民族情调与维也纳乐派交响乐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将气质不同的乐章框定于延续发展的整体作品之下，将第三乐章的“谐谑曲”与末乐章中高亢号角奏出的民族主义烈焰自然地衔接于一体。可以说，费城交响乐团以其独树一帜的“费城之声”有效地实现了德奥交响乐传统的四乐章模式与北欧民谣性色彩的拼接。

音乐无国界，谭盾、雷佳、张昊辰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本场音乐会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以当代声音诠释民族文化，使不同民族的文化汇流为一件具有新生命的艺术品。谭盾的新作彰显出音乐创作中“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无限空间，指明了世界语境下中国音乐已成为这个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雷佳的演绎开拓了声乐艺术发展的新方向，集“美声、民族、戏曲、民歌、说唱”于一体的多样化声音造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彼此之间的边界，这意味着她正以一种“包容”的态度不断探索与打造着“新声音”;张昊辰与费城交响乐团以当代声音诠释了历史、再塑了经典。正是这些艺术家们为“民族文化的世界传播与当代诠释”架起一座沟通中西的宏伟桥梁。

[基金项目：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项目《音乐文本分析与符号学跨学科研究》（14ZS050）;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作曲理论学科建设（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成果。]

郑艳   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系主任，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柔性专家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