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离休研究员李纯一先生迎来百岁华诞。先生以学术研究为己任，持之以恒地开展学术探索，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音乐考古学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为表祝贺、学习之意，2019年5月1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中国音乐史学会联合举办了“音乐考古学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暨李纯一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杨荫浏讲坛”①第88期），就近年来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史学领域的新材料、新问题，以及音乐考古学家、音乐史学家李纯一先生的治学思想和学术贡献等展开研讨。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学者。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先生首先致辞，充分肯定李纯一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对先生百岁寿诞表示热烈祝贺，对音乐研究所工作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科发展提出期望。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陈荃有代表史学会宣读贺信;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田青在致辞中总结了音乐研究所前辈留下的宝贵学术财富，希望后学努力将前人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开幕式最后，李纯一先生女儿李青致答谢辞，转达了纯一先生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和与会专家学者的诚挚谢意。

本次研讨会共设“李纯一先生的治学之道与学术成就”和“音乐考古學的新材料与新问题”两个议题，现将会议情况简述如下。

一、李纯一先生的治学之道与学术成就

李纯一先生的治学之道是给予后辈的丰厚馈赠。本次研讨会有多位学者对纯一先生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进行总结，希望年轻后学继承先生优良学术传统，不断推进音乐史学深化发展。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再生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为题，围绕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分享了心得体会。他认为，纯一先生治学之严谨体现在其批判意识上。刘再生以学术研究中的常识性批判意识与争鸣性批判意识为例，指出学术争鸣能促进音乐史学的繁荣发展。他从哲理层面呼唤批判意识的崛起，提出新时代需要有新的学术观念来建立新的音乐史学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在题为《开创与坚守，由治史而考古——敬贺李纯一先生百岁华诞》的发言中对纯一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先生出于为中国音乐史学探求更可靠的材料，由治史而考古，建立了文献、文物、图像一体的研究模式。先生在新研究理念下将目光聚焦于考古文物，长期坚守与不懈辨析，以其新识、新见为音乐史学界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并积累了研究经验，其研究成果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作了题为《“困知”史识之“传神”——续谈李纯一先生的治学精神》的发言。他指出，李纯一先生治学的“困知”史识之传神在于反映了他的独立人格，而其独立人格折射出的学术风采是他始终秉持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由此彰显为对学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纯一先生将做人的体悟化为做学术的智慧，“治学先做人”构成了其“困知”史识的又一传神之处。郭树群强调要倡导独立意志，“宁慢爬，勿稍歇”是践行困知史识的有效途径。

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的发言题目为《李纯一先生治学方法探论》。方建军曾受教于纯一先生门下，在其多年的学术交往中，深刻领会到先生的治学理念。首先，先生强调要有马克思唯物史观;其次，要有科学精神，与时俱进;再者，要对学术有献身精神;最后，要有实践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结合，切忌纸上谈兵。先生认为做学问应与做人保持一致，学术研究不可武断，要多加雕琢，厚积薄发，并不断进行自我反思。

南京艺术学院张振涛以《回忆我的温暖集体》为题，回顾了音乐研究所前辈们创造的光辉历史。他回想起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由团体领头人带大家超越狭小，齐心协力，凭借集体的力量，在“音研所”这个得天独厚的平台上完成了许多无法单独完成的大事，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诞生了杰出的音乐学家和丰硕的成果。在为“音研所”第一代学者李纯一先生庆祝百岁华诞时，张振涛表达了对那个温暖的集体以及那段金色时光的怀念。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做了题为《李纯一先生对音乐研究所研究生教学的贡献》的发言。他对纯一先生的研究生教学进行了回顾，指出先生尊重史实，其学术研究带有深刻的批判意识。此外，薛艺兵强调只有继承先生的优良学术传统，音乐史学的发展才有不竭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范子烨的发言题目为《鼓簧斋所藏李纯一文献叙录——兼谈〈说簧〉的音乐史和文学史意义》。他展示了个人收藏的李纯一先生文献，包含先生的个人著述、讲稿、信札等，并表示希望这些文献对我国当代音乐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发言结束后，范子烨研究员现场演奏了口簧。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金经言以《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学习李纯一老师治学做人的一点体会》为题，分享了自己与纯一先生某次接触后的体会。他指出，先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大家，一生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甘于寂寞、淡泊明志，以“宁慢爬，勿稍歇”自策自励，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秦序做了题为《什么是多重证据法？——李纯一先生中国音乐史研究方法的重要启示》的发言。他从“多重证据法”切入，提出任何学科均需反思自己，因为每种证据、方法、学科理念都有局限性。学术研究要有宏阔的胸怀，只有破除自己为大的门户偏见，消减唯我正确的狭隘思维，树立起现代的科学观和大科学意识，加强人文学和科学学的自觉，才能“极广大而尽精微”，在“各美其美”的同时，也能“美人之美”，最终才能实现建构学术研究的“多元一体格局”和学术共同体，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结合纯一先生著述，以《试论李纯一先生的音乐美学研究》为题，归纳了自己对先生美学文论的体会。第一，目标集中，成果厚重，为先秦音乐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两翼展开，多重论证，与先秦音乐考古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先秦音乐史研究的基础;第三，审慎研讨疑难问题，遵循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并重的原则，具有较强的思辨性。最后，孟凡玉指出李纯一先生的音乐美学研究为中国音乐美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河南大学音乐学院张国强以《常（长）反思，成大器：李纯一先生治学思想择谈》为题，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并践行纯一先生“常（长）思考，常（长）自省”的学术精神。他将先生的治学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第二，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理性的自我认知;第三，反思中国音乐史学科的发展;第四，多学科知识交汇。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韩启超做了题为《先觉者的足迹——感悟李纯一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精神与科学意识》的发言。通过对纯一先生学术成果的分析，他深入解读了先生治学中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意识，并阐述二者在其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先生所倡导的科学范式和践行的实证精神对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音乐研究需要科学、创新，要沿着先觉者的足迹继续前行。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赵宴会在《李纯一先生音乐史学成就研究探微》发言中，梳理了李纯一先生在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学术研究原则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并提出要让学术研究“慢下来”，才能铸造学术精品。

二、音乐考古学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围绕“音乐考古学的新材料新问题”，多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报告了音乐考古学的新动向、新材料与新成果。

郑州大学王子初在《巡礼周公——音乐考古与西周史》发言中首先提到，我国的史前考古成果丰厚，考古资料本应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但史前音乐史的写作却依然停留在神话传说阶段。随后，王子初列举了岐周、晋豫、江汉等三大区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实物资料，指出丰富的音乐考古发现为我们认识礼乐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乐悬制度的逐步形成提供了真实的写照。我们要以可靠的实物资料为依据，重新认识音乐史。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孔义龙在题为《语言向真相致敬——写在曾侯乙编钟音乐学研究第一个40年之后》的发言中，从“由点及面、由现象及本质、由个案及学科、由管窥及广角、由史象及史规”等多角度切入，回顾了曾侯乙编钟音乐学研究的四个十年。他强调，语言在真相面前是苍白的，但真实而准确的语言又是呈现真相的重要工具。因此，语言运用时的克制与摸索真相时的敬畏是钟乐探索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清雷以《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为题，介绍了“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一些礼乐重器，如编甬钟、编钮钟、编磬、建鼓等。通过对这些乐器的初步研究，他认为有些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如刘家洼M2出土的B型山字形磬为首次发现;M2出土的4件建鼓，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M2中钟铃与建鼓的组合使用，是考古首次发现的新现象等。此外，他还提出在解读考古材料时，我们要尊重但又不能拘泥于其原始样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以《考古学视野中的古代中国乐制起源》为题，围绕中国古代乐制和乐礼的起源，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他提出仪式要与礼仪分开，民间的仪式是一种范式，而非强制化的规定。作为礼的乐制必须满足以下五个要求才能称之为礼制：一、有社会阶层分级的社会背景存在;二、有形而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三、带有可重复性的、规律性的例证;四、有一定的适用人群、空间范围;五、有一定的乐器种类组合规律。

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志军在《秦汉雅乐系统的因袭与创新发展》发言中，列举大量考古资料，阐述了秦汉两代因袭周代雅乐的观点。他指出秦人崇周的心理，使其在音乐与祭祀活动中遵循周代的礼乐规范，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归宗认同感。而汉初雅乐器音乐性能式微，民间俗乐舞渐盛，因而两汉雅乐系统产生了创新诉求，其用乐形式、乐队规格，礼乐观念和音乐风格发生了改变。但汉仍因袭了周礼乐传统和观念，钟磬雅乐的核心象征地位依然存在。

沈阳音乐学院贺志凌做了题为《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发言。她介绍了2010年哈密市五堡乡艾斯克霞尔南墓地所发现的11件箜篌。除数量之最，艾斯克霞尔南箜篌还是集有刻绘装饰、琴颈弦杆一体、共鸣箱尾端带有骆驼造型装饰、粘贴与绳捆混合蒙皮（发掘者认为）、具有明显拜火崇拜等特征于一身的出土箜篌。她以较有代表性的四件箜篌为例，从形制、演奏方式、文化解析等方面进行分析，概括出其区域性特征和个性化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王友华在题为《先秦青铜编钟音列演进的不同步现象》的发言中，打破了学界以往将编钟作为整体单位进行研究的模式，按类型分析其音列的演进。他分别梳理了编铙、编甬钟、编钮钟、编镈的音列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发展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不同种类编钟音列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乐悬制度兴衰的轨迹;西周至春秋晚期甬钟音列的统一性是乐悬制度约束力的体现;西周末钮钟的诞生标志着乐悬制度的牢固不再;春秋中期各类编钟音列的潜能集体释放出来，标志着乐悬制度的崩溃。

泰州学院音乐学院倪高峰的发言题目为《唐代法律文书中的涉乐史料研究》。他以交叉视角围绕唐代法律文书中的相关音乐史料，揭示唐代礼、乐、刑、政的统一性，提出唐代乐籍以“罪名入籍”的配没方式为主，还多有“良人在籍”情况;根据乐人与恩主的经济关系初步将唐代的乐人分为“官属音声”“寺属音声”“私属音声”三类，另对唐代音声人的赋役状况及其性质，也有所厘清。

除上述关于音乐考古学的发言外，还有一些其他音乐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交流。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陈欣的发言题目为《圆转而无穷：选样测音分析民族乐器演奏音高的动态性》。他以音高的异动及微动现象为切入点，对9类民族乐器的演奏音高进行了测音分析，揭示了音高在音乐实践中的一些圆转变化规律。

沈阳音乐学院计晓华的《东北鲁艺音乐研究》一文介绍了从1946年到1953年东北鲁艺在音乐教育、艺术实践、音乐创作、民族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她指出，东北鲁艺既秉承延安时期发展民族音乐的传统，又兼具东北音乐的地域性和反映解放战争的现实性。这一时期的文艺活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后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泉州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秦太明做了题为《〈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当代思考》的发言。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进行探讨，提出如何让其音乐精神与当代大学生產生情感共鸣，是每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他通过教学实践，从课堂教学的几个重要环节，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贯穿。

会议结束之际，方建军做总结发言。他认为，只有研究学术史才能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本次会议既探讨了李纯一先生治学之道，亦借庆贺先生百年华诞契机，对音乐考古的新材料、新问题进行探讨。此次会议意义有以下几点：一、继承优良学术传统，树立史家风范;二、对于推动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研究有重要历史意义;三、大家交流各自成果，不同学术观点产生碰撞;四、年轻学子积极参会，对弘扬学术传统有现实意义。秦序在闭幕致辞中强调，我们要在尊敬、学习前辈的同时努力超越前人，不断提高音乐学术研究水平。

本次学术研讨会组织有序、气氛热烈。中国音乐史学和音乐考古学建设任重道远，相信在李纯一先生“宁慢爬，勿稍歇”治学精神的感召下，音乐学术研究定将稳步前进，不断涌现新的更多成果。

①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设的“杨荫浏讲坛”，是该所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学术平台，旨在与国内外优秀音乐学家展开广泛交流合作，围绕音乐研究所的学术传统、科研建设和学术界核心热点等

展开研讨，推动音乐学术事业新发展。

赵丹蕾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