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嵋

摘要：本文运用卡尔维诺的美学观对《罪与罚》进行分析，从“轻”的角度分析驾驭小说的轻巧节奏与沉重内容之间的辩证，多声部地对生存之重和苦难进行消解。主人公“跃出”超越性形象和索菲亚的信仰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轻盈，从“快”的角度分析小说的紧凑感和危机灾难等突发事件，阐述节奏对叙事的掌控如何呼应、对精神速度和物理速度的把握以及对离题技巧的把握。

关键词：卡尔维诺《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 轻快

一、轻

卡尔维诺认为“轻”包括在故事结构和语言上减轻重量，提出了轻的象征性价值之视觉形象，“应该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①——如帕尔修斯背负现实的轻以及把轻与文学的生存功能相联系，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飞入另一个空间去寻找轻，从而改变现实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理念“小说是诗意的事业”②与卡氏不谋而合，将小说同最轻的体裁——诗歌靠拢，对描写对象进行诗意、抒情的把握，在《罪与罚》中运用轻巧的节奏技巧承载现实内涵，创造狂欢化的“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如拉斯科尔尼斯科夫、索菲亚等，以下将详细分析。

分析《罪与罚》“轻逸”的矛盾之处在于其所描写对象即世界在那个时代的沉重，苦难的现实以及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过程所折射的由超人哲学实践而诞生的“罪”到由天性和宗教而致的“罚”的主题，或者说是时代内容与“人身上的人”矛盾交织的沉重性。但世界的重量、惯性、暧昧性，与驾驭它的轻巧笔触、惊险小说的外壳形成的内在轻快节奏平衡，一定程度躲避了过分的沉重感。它的形式打破了情节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小说被划分为各个主人公视域下的各个世界，世界没有组织、秩序、系统和等级，类似于巴赫金所阐述的狂欢化的媒体。它用冗长的篇幅所叙述的“罚”过程包括自我惩罚与受苦赎罪的重量，自我惩罚总是在理论、立场的纷争与辩驳中怀疑或肯定自己的立场。肉体上的拉斯科尔尼斯科夫由于天性变得沉重（如整日在斗室中生病、晕倒在警察局），而精神上的他敏捷轻逸乃至神经质，智力的游移性和活跃性一直在逃避最后沉重的惩罚;在立场的对话中总绕不开杀人，但主人公的思想又总在消解杀人的沉重性，一定程度源于超人哲学立场上庸人如虱子般的生命价值，唯我论、唯意志论使自我意识与思想成为主导，拉斯科尔尼斯科夫直到狱中都不承认其杀死的老太婆生命的重量。以上可以看出，尽管罪与罚这个母题是沉重的，但是在主人公思想内部转化为超人理论的正确与否，而思想的论争延缓了最后的认罪，精神折磨在帮助他审视跳跃的、轻逸的自我意识;而当他最后相信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拯救时，新的精神力量又超越一切苦难和沉重，受苦赎罪，用苦难（重）赎回幸福（轻），死亡后的新生正如经历了沉重后的轻逸，是一次灵魂的飞跃。这也是轻浮之轻与深思之轻的区别，可以说，当拉斯科尔尼斯科夫把自己看作超人，自以为轻逸地践踏、跨过、超越凡人的死亡，杀死一个原则时，他是沉重的，但最后获得新生成为“人神”时，跨越自己的死亡，他是轻逸的，正是轻浮之轻的沉重凸显了深思之轻的轻逸。

卡尔维诺分析帕尔修斯，其力量在于拒绝直视却随身携带现实，陀氏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他的力量在于把作者意识分散，如巴赫金阐释的：“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真正的复调”③，多声部的主人公个人意识手握不同的世界观对话、争吵，作者仿佛拒绝直视现实，不同视域中的世界与其所延伸的深刻立场，却是作者随身携带现实作为它们的特殊负担，在对话中探寻世界和思想出路的证据。面对生存之重，文学不得不像帕尔修斯那样飞入另一个空间，从不同角度、方法和逻辑看待世界，正如奥托·考斯所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本质和个性决定了复调小说的多范畴性与多声部。④现实如同美杜莎，易使叙述者石化，或者说被生活之重束缚，运用单一的、独白的叙述视角笨重地铺陈苦难;而陀氏多声部、复调、变换的立场与视角使世界被解构为无数主人公的世界，多重视角使苦难的现实更为全面立体。而且运用“明暗法”，将跟随拉斯科尔尼斯科夫行动思想发展的情节摆在台面，而暗淡的色彩所勾勒的苦难现实作为陪衬背景（而当民众的苦难作为潜在原因时，可以说超人的意图是杀死“虱子”成就大多数人的幸福，后来拉氏渐渐悔悟只有基督教人道主义才能达到全人类的幸福，故暗色的背景也为意识发展过程服务），语言、节奏安排这样淡淡的渲染，以溶解陀氏现实经验的具体性。于是轻逸的现实画笔通过淡色的多视域、言外之意而非沉重的揭露和独白，潜移默化在读者心里建构起立体而苦难的现实，同时通过轻逸的观看世界的方式使读者与那现实隔着审美距离与里面的多声部论辩，从而达成巧妙的平衡。

主人公作为“象征性价值”的轻逸的视觉形象，体现在思想的人、狂欢化的双重性与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论辩中。思想者主人公掌握着终极话语权，思想是在对话中产生、论争和发展的流动意识，始终是开放和未完成的，作为重点描写对象显然轻逸、敏捷，从而具有对他人的质疑反应迅速的能力，像拉氏在阐释卢仁对妹妹的不怀好意时所进行的大规模思考。思想者——哲人的形象无疑是轻盈的，就如卡尔瓦罗蒂的轻盈一跃，拉氏也常有“跃出”的形象，如形式上脱离人群与生活（犯罪之后更是如此，连家人都欲与之斩断联系），在斗室里翻天覆地地思考，如幻想自己站在悬崖上“一俄尺宽的地位”，又如从超人到人神，既是灵魂的一跃，而二者本身又都是怀着跃出人类、给予他们普遍幸福的理论。与此同时，索菲亚作为一个典型的狂欢化形象，是最崇高的情感与最卑鄙的行为的载体，承担拯救拉氏乃至拉氏口中“全人类的苦难”，背负着嗷嗷待哺的小孩带来的生活重压与身份带来的精神耻辱，这些重量的承担者形象是如此柔弱而轻盈的女子，信仰的力量超越了她所承担的苦难，使之轻逸而崇高。他们的对话无疑是小说的焦点，无信仰还是信仰上帝更轻逸呢？空虚的信仰若被别的理论，如超人哲学填补，是否能和信仰上帝一样实在？情节的发展在验证着两种理论的实践，不信上帝似乎變得轻松而可为所欲为，杀人只是为事业抹掉一只虱子，但他的天性、道德原则却背叛了理论，常生病与晕倒，被各种矛盾的思想折磨。逃离上帝和世界的举动是虽然想摆脱束缚和重量，却每时每刻都承受着这种行动带来的道德责难与拷问;把他人的生命看轻后，却被行动后果的重压统治。相反，信仰上帝的索菲亚一直强调生命的重量，“人怎么能是虱子呢？”⑤基督教人道主义指导着她的行为，她不自杀甚至是因为承担着别的生命的重量，而坚信苦难能赎回幸福、获得重生——信仰上帝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轻，过度自由反而是人生的枷锁。

轻逸的要素——对有微妙力量起作用的意识逻辑过程进行高度叙述或抽象化描写，如拉氏杀人前恰巧听到的青年关于杀死老太婆的议论，她妹妹那晚必定不在家的对话以及斧头的位置等，巧妙地影响他杀人念头的发酵与发展。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在上文已有论述。最后一点意义精纯而语言变轻，从冗长的篇幅看来，陀氏似乎没有做到，但如描写苦难现实的轻淡笔触也颇见功力。

卡尔维诺最后提出的空桶骑士形象暗示了轻所代表的：匮乏、愿望、寻找与未完成，正如陀氏在结尾所阐述的，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正在开始，新生的愿望与实际的匮乏（受苦）正鞭策着主人公通向无限反省的道路。

二、快

陀氏在《罪与罚》的“创作笔记”中写道：“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是数字，时问是存在对不存在的关系。”⑥正如弗兰克所论述的帕格森关于时间流动性学说在陀氏小说中的运用，陀氏小说中重视作为存在的人体验的时间，其叙事时间随着主人公体验的丰富性而延伸，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接踵而至。而陀氏对共存、空间而非时间的嗜好，如巴赫金所指出，造成了“小说里遵循戏剧的时间统一律”⑦，一个时问尽可能集中很多事件。惊险小说和情节发展的疯狂速度导致陀氏小说特别的密度和紧凑感，速度超越了时问并把时问稀释掉，造成灵活、流动、运动的刺激感。正因为超越了时间而重视空间，又导致狂欢化的情节集中于危机、转折、灾难等突发事件，对话中思想的未完成性也导致了交锋，从而使“边沿上的对话”同时推动思想和情节奔跑。而为了不至于速度的失控，除了将这一切反常事件联结在一起的一条叙述线“罪与罚”富于逻辑上的因果，还需最重要的操纵者：节奏。谋杀老太婆案件这一力场指示的每个人与事件的联系构成了情节，当情节展开时，节奏——如卡尔维诺所指出，像诗歌中的押韵——不仅操纵叙述时问的延续和中断，还造成一系列重复、呼应，或是对位（即同一主题的变奏），包括人与人的呼应：如拉斯科尔尼斯科夫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拉氏和斯氏都有超越的思想，且否定上帝存在，而拉氏最终没有越过障碍，但斯氏为了情欲越过一切，成为情欲超人，同时暗示极端的超人结局是自杀），又如拉氏和卢仁（虽然势不两立，但卢仁的利己主义推向极致便是杀人的合法了，又与拉氏有相通处），拉氏和妹妹，妹妹和索菲亚……事件与事件的呼应：如拉氏三次梦境对应的三个场景（对马的怜惜呼应过去的怜悯之心，老太婆的笑呼应现在拉氏的精神折磨，鼠疫与毁灭呼应将来超人哲学的后果），又如拉氏跪倒在索菲亚脚下与索菲亚跪倒在拉氏脚下时两人主导地位的倒置，外现索菲亚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渐渐占上风的意识发展流程……驱策叙述发展、拉氏理论坍塌、从“罪”向自首前进的动力，更多由节奏表达，从而实现在力场周围节奏基础上的速度和运动。

陀氏对精神速度和物理速度的把握也精彩绝伦。马尔美拉陀夫讲的故事让人无精打采，“这家酒馆、那副颓废的样子、宿在干草船上的五夜、一希托夫酒以及对妻子和儿女痛苦的疼爱，使他的听众弄得如堕入五里雾中”⑧，他笨拙的缺陷在于将琐屑全盘托出而毫无重点，破坏节奏和风格的连贯性，反映其精神速度也即思想和表达的不灵活。反之，拉氏在思考中的对话、多声部却不仅没有拖慢思考、接踵而至的意念，却证明其精神的活跃和敏捷，加速思想发展并提高逻辑严密性，猜想对方所说并反驳的对话性思想体现了伽利略的推理像追逐的观点，即通过一个立场与另外一些立场的追逐来实现对真理的追逐，使读者的心灵拥抱错综纷繁的意念。对伽利略来说，出色的思考就是快而巧妙的推理、扼要的论据、富有想象力的例子⑨，这也正是拉氏精神所在，譬如想象拿破仑遇到老太婆来为自己辩护。然而如此充满轻快、活力与生命力的拉氏的精神速度却为波尔菲里所控制，在审讯的时候，波很注重掌握犯人的精神状态，在拉氏注意力集中时讲无关紧要的话拖延，又突然编造谎言，其中混杂着足以使拉氏不知所措的证据，从而使拉氏无法知道自己在波心中的确切位置和其掌握的证据，在糊里糊涂中陷入猜疑而临近精神崩溃，可见波是操纵精神速度的高手。而物理速度——诸如杀人那一部分，也是通过叙事时问掌控得淋漓尽致，杀人前慢吞吞的磨蹭，直到进了老太婆家时间突然加速，杀人后又慢吞吞地洗斧子、翻箱倒柜等，直到又一个小高潮差点被人发现时加速，最后安全逃出，速度的安排使读者欲罢不能。物理速度毫无疑问是与精神速度挂钩的，大量思考和犹豫导致缓慢的磨蹭，而紧急情节是精神速度高度紧张的结果。前面说过，狂欢化情节多表现为危机、骤转等，由此可进一步了解陀氏小说风格的飞快紧凑及其带给人的愉悦感和刺激性。

轻快导致的从事物飞跑到另一个事物的结果，即“离题”技巧，使叙述时间繁复化，且正如卡尔维诺所欣赏的只有开头的小说，远离、躲避死亡和结尾，复调小说亦然，多范畴多声部的思想永远处于深刻的争论之中而未有结论，所以永远未完成。《罪与罚》的独白式结尾也带有未完成的成分，因为他的新生正等待另一部小说去捕绘，即展开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世界。小说里波尔菲里曾吓唬拉氏说，只要让凶手知道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给他一定的自南，最终他也会发慌找上门来，这正是离题的最好注脚，给飞奔的叙事线条一定的自由，但仍处于叙事者的掌控之下，最终也将编织成围绕力场的大网回到中心。小说仿佛与拉氏莫不相关的情节叙述，也正是运用“明暗法”，蔓生的枝节最终都指向他的自首，尽管长时间躲避“罚”，这些蔓生的、看似离题的情节都重重压迫，舒缓叙事时间的同时又是“慢慢地赶”的体现。

当文学的功能是沟通不同事物，在兼容中锐化差异时，速度带来许多观点的相遇和争论，复调使思想加倍扩大其空问，可以说是“自身的开平方”。陀氏精神电路的电光联结时空中最远的点，故惊险小说外壳、大场面和一瞬间的捕写总能刺激读者神经的跃动。他顺利地操纵着各种节奏，既有土星气质（专注、技艺），又有水星气质（冒险、变形），每个主人公有不同的精神和物理速度来思考和行动。而卡尔维诺最后杜撰的庄周画蟹，十年逍遥后一瞬间的直觉和灵动，类似于拉氏在狱中悔悟而信仰上帝的一瞬，快得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卡尔维诺提到了陀氏的小说，作为以繁复的题材、声音和世界观取代独白的单一性的文本，即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狂欢或对话体式写作，上文已有论述。在“罪与罚”这个看似被规定好的神学框架里，源源不断的关于话语的发散倾向于各种可能性的繁复化，同时又没有远离陀氏的自我和他内在的世界观，从而在繁复多样的解释方法、思维模式和表达风格的聚合与冲突中，把自己自由地开放给整个世界。

①⑨[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44页。

②⑥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第159页。

③④⑦[俄]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20页，第31页。

⑤⑧[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第17页。

参考文献：

[1]伊塔洛·卡爾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4]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赵亚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张变革主编.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