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帅

摘要：徐光荣先生是中国当代十大传记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对传主精魂的把握和对生命的闪光点的挖掘，通过立传者、传主与读者的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与互动，让真正的伟大的英雄人物如星辰般璀璨地闪耀。《蒋新松传》通过人生意义问题的哲学追索、生命闪光点的文学呈现彰显了在当今时代重提人生意义问题的价值。传主形象的成功塑造乃在于立传者对其人生意义的追问与价值判断，这样的立传者就不仅仅是一位传记文学家，而且更是一位文学哲学家。

关键词：文学哲学 徐光荣 蒋新松 价值判断

徐光荣是中国当代十大传记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传记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对传主精魂的把握，同时能准确捕捉到传主成长过程中的关捩点。

其实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阐释一个宏大的哲学主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以《蒋新松传》最为典型。在此意义上，徐光荣是一位文学哲学家。所谓文学哲学源白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erature）中对欧陆理性哲学与英语世界哲学的区分，他认为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主要源自欧陆哲学传统，而文学哲学（philosophyof literature）主要是英语世界的哲学（Anglo-Saxon philosophy）尝试进入美学的领域提出有关艺术或文学作品的意义或定义的问题。而中国几千年文化学术也有着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因此，在本文中，文学哲学的概念具体是指借助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或者对于哲学难题所进行的文学解答。徐光荣先生对哲学问题的追索不是通过概念的演绎和逻辑的推理，而是在文学实践中“努力挖掘与再现人物生命的闪光点”③，存在于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的人生实践中，并以此诠释了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价值。徐光荣的传记文学为回答哲学难题提供一种文学解答的可能性路径，而且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路径。

一、人生意义问题的哲学追索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个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呢？直面生死问题，意义才能彰显。在《蒋新松传》的一开篇，徐光荣就直面了生死问题。他引用臧克家的诗句对生死问题做出了价值判断：“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尽管在1997年，中闫机器人之父蒋新松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在科学事业中、在文学作品中、在中罔科学史册中、在哲学之思中长存。在徐光荣的传记文学实践中，人生的意义是一个真问题，并通过蒋新松“活着干，死了算”的誓言得以呈现。

第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存在着某种“意味深长的模式”。人物传记是“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实践，作家、传主、读者之问的交流与对话是人物传记的特点，也是难点，尤其是科学院院士的传记，因其专业性、学术性、研究领域的高深性，而存在着传主与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问沟通的“天堑”。徐光荣的叙事策略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限知视角带领读者从美目的爱因斯坦雕像引到深夜的蒋新松雕像，远观敬仰;再以朋友问共赏音乐、对话将科学家还原为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近处增加亲切感。但对德彪西的《大海》、贝多芬的《命运》的推崇与欣赏则说明了作为科技帅才的蒋新松的雄才大略和崇高情怀，说明他的机器人研究事业和梦想是与罔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经济的腾飞息息相关的。为了这样伟大的事业立下了“活着干，死了算”的誓言。这种直接干脆、绝不拖泥带水的气象与豪情是对东北抗战精神的继承与延续，也是作为东北振兴与发展基石的“长子情怀”，更是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根基。尽管我们对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智能机器人一无所知，对CR-OI潜深6000米的水下机器人毫不了解，但对因带病工作六十六岁阖然而逝的蒋新松肃然起敬，对七十多岁带病坚持写作的作家心怀敬意，科学家与作家的“心灵脉络”同时向读者敞開，那是大海，也是命运;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更是对“我们要用脚踏住，自己的歌喉”的气概的赞叹。因此，《蒋新松传》是“英雄”的赞歌。“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④。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人的意义和价值存在着某种“意味深长的模式”⑤（significant pattern）。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人生有意义，但其意义并不是某个主体（如上帝）所赋予的，而是“存在着某种意味深长的叙事深植于现实中，即便它不是有任何超人的源头”⑥，即人生的意义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作为文学哲学家，徐光荣开始了对蒋新松的内在的强大生命力和某种“意味深长的模式”的哲学追索和文学呈现，而这也是徐光荣超越其他传记作家的独特之处。

第二，追问人生的意义是哲学基本问题之一，是元理论问题。无论作为“类”的本质，还是作为单个个人。比如，米兰·昆德拉认为“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而且，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童年时期的颠沛流离使蒋新松对祖罔强大的认知有了深刻的体悟;母亲的教诲使她养成了“持之以恒”的精神品格;自小长在长江边的优美自然环境中使他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心。小学毕业照后面蒋新松白评：一个伟人在成长。中学时代，蒋新松已经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作文中立下了远大的志向。这是蒋新松的自我叙事，就像每一个孩子在启蒙阶段所经历的一样。徐光荣却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发现了其中不平凡的价值，这从徐光荣的传记叙事从蒋新松喜爱贝多芬的《英雄》、德彪西的《大海》开始描述，从爱因斯坦雕塑的联想，从同属于江阴人的徐霞客的历史文化追溯，从蒋新松阅读《达尔文传》《哥白尼传》《爱迪生传》开始产生的价值判断，最终落脚点于蒋新松对人生意义问题的自我追问和求索：

他走出教室，此刻，正是皓月当空的午夜，静静的夜空里，闪烁着数不清的星星，他想，一个人的一生，是做个闪烁光芒的星星呢？还是做一闪即逝的彗星呢？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呢？“人生到底为什么？”

这是一个古老的富于哲思的课题，几乎历史上每个人物都曾面对其千思百虑。英雄一世的曹孟德，既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也曾发出“人生如梦，为欢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叹息。蒋新松这时觉得，追求权欲者，是不足取的，暴君虐政给人留下的是千载骂名;追求金钱，也不值得，贪欲者往往在纸醉金迷中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他特别崇敬科学家，他觉得科学上的重大成就，造福于人类，也影响着世界的进程。于是，在一次作文课上，他在作文中写下了自己的志向——

人生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班主任老师的启发下，我逐渐萌生出了自己的理想，我要做一个科学家，一个发明家，像牛顿、爱迪生、哥白尼一样……

二、生命闪光点的文学呈现

从这样的叙事来看，徐光荣是将“一个伟人在成长”的“意味深长的模式”归因于志向远大，而远大的志向源自自我反思。人类的独特性在于：具有反省自身存在的能力;知道终将面临死亡;拥有语言以及把自身的存在对象化的能力。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是人类的本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长为伟人，蒋新松从少年时代关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到成年后立下“活着干，死了算”的誓言，连遭挫折而矢志不渝，壮怀依旧，除了父母的熏陶、老师的教育之外，还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呢？‘蒋新松为什么能够成为具有科技帅才的‘中国机器人之父呢？”这是徐光荣的创作理路，也是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和反思能力的体现，更是立传者、传主与读者的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与互动。当然，徐光荣自己并没有说他是一个文学哲学家，也没有说过他对传主的人生意义的追索，而是努力挖掘与再现人物生命的闪光点。他认为闪光点是人物生命的支点和人物精神的亮点，是读者畅达地走进传主的精神世界、提升传记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启迪意义的关捩点。因此，他在创作时，除了传记文学创作前期的准备工作之外（如采访、搜集资料），经常陷入哲思：是什么力量支持师昌绪在苏联专家撤走时独立完成了研制任务？最后找到了答案：强烈的爱国热情！而杨仁凯的闪光点是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不畏权威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女作家张雅文的闪光点是对人格、尊严和权利的坚守，等等。他认为传记文学的判断标准是：“评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在关注其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塑造出一位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和启迪价值的人物形象。”我们认为，传主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激起读者的共鸣乃在于立传者对其人生意义的追问与价值判断，这样的立传者就不仅仅是一位传记文学家，而且更是一位文学哲学家。

不同作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也各不相同，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如乔治·艾略特通过小说《米德尔玛契》“要把内含于现实中的隐藏的故事逻辑表现出来”，以此揭示人生的意义;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生意义的叙事策略是意义被投射到宇宙之中去，如乔伊斯通过小说《尤利西斯》赋予这个偶然的、杂乱的世界某种秩序的假象。但作为传记文学家，徐光荣通过传记文学独特的表现形式将人生的意义投射到一个具有英雄品格和强大内在生命力的科学家的人生历程中;作为文学哲学家，徐光荣将人生的意义的追索投入到蒋新松真切的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蒋新松传》与徐光荣的其他传记作品不同，传主蒋新松与徐光荣有着深厚的情谊和密切的交往，而2016年出版《蒋新松传》之前，徐光荣已经创作了《魂系人工智能王国——蒋新松传》（1991）和《科技帅才蒋新松》（1996）。1983年徐光荣为蒋新松所作的诗《为痴情者歌》更是充满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激情与梦想、壮志与热情。蒋新松在沈阳工作了四十年，徐光荣在沈阳生活了一辈子，这是生他养他的土地，他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充满着热爱和激情。他所偏爱的传主的人生都有着某种类似的“意味深长的模式”——平凡中的伟大，伟大中的平凡。其实所探求的无外乎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正如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从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身上所发现的“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三、重提人生意义问题的价值

传记文学的名声现在不大好，在商业化浪潮和资本逻辑的运作之下，某些人失去初心、忘记使命，热衷于走穴、圈钱，但是徐光荣的人物传记让真正的伟大的英雄人物如星辰般璀璨地闪耀。20世纪90年代，徐光荣在写完《魂系人工智能王罔——蒋新松传》时，自叙道：“当时，我正在以这种心情为著名金属学家师昌绪、玻璃专家童粤明、归国华侨高级工程师黄万仪、青年发明家秦政以及小孔钻技术能手张绍阳等写了报告文学。因为我觉得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介绍歌星、影星的声势相比，我们的新闻与文化传媒对于这些在科技上有重大贡献的人过于冷落，过于不公了。”这是针对传记文学创作现象与主题选取中存在的问题而言，也是关于社会价值观的判断。

而从创作语境上看，西方现代以来，“宗教、文化和性”等传统人生的意义的承担领域被扭曲、病态，无力承担。人们传统上探寻自身存在之意义和信仰价值时往往追溯到“爱、宗教信仰以及对家族血缘与文化的眷恋”。在前现代社会它们既属于公共领域也属于私人领域;在现代社会，这些“象征维度”已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工具性经济制度所边缘化为私人领域。但当“宗教、文化和性”成为人生的意义的担当时，又被扭曲为精神的噱头、艺术的物化、文化的资本化;当“宗教、文化和性”沦为私人领域时又受到资本的侵袭时，意义也已流逝。在此寻找与追问生命的意义变得非常必要。追问人生的意义表明人类的生存境遇遭遇了危机或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型期。伊格尔顿认为，西方世界在前现代时期受宗教影响，强调信仰的价值，“个人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你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发挥的作用”。而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了“人生”等总体性概念，从而也消解了意义，意义在当今时代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此，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个人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相同，它表明人类可能集体丧失了生存之道。比如，危机时期或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人们更倾向于思考意义的问题。“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身份、信念和规则陷入危机之时，人生的意义之类的疑问就会浮现出来，变成严肃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动乱时期的人们命薄如纸，因为一战和二战，20世纪“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遇害”，生命贬值，自然追求理论上的意义，而且由于宗教、文化和性等人类生命的所谓“象征维度”被边缘化，即“一旦传统信仰在历史危机面前瓦解，人生的意义问题就会把自己推向前台”。

中国在现代时期同樣遭遇了重大危机，命运多舛的艰难历程促使个人在国家、民族、自我之间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文化传统的断裂也是现代中国人探寻中国出路和个人出路的开端。徐光荣铺陈出在战乱中度过童年的蒋新松的生命轨迹，他是一个“民族危亡关头诞生的生命”“背井离乡去逃难”，其后更有着“跌宕的命运”“带着枷锁跳舞”的曲折经历。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蒋新松的个人命运已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人生价值从“钢城岁月”开始就已经牢牢地同自动控制装置、自动化领域、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1号）、“巍然矗起的科学城堡”“征服太平洋的壮举”“推动机器人产业化的大手笔”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与其说《蒋新松传》是一部传记，不如说是一部中国科技发展史，以个人从学生、普通科技人员、一所之长、学科带头人、走上领导工作岗位、首席科学家、科技帅才、中国程院院士的成长过程，以及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发展轨迹，带出1956-1997年四十年问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

蒋新松的事业也是罔家的事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徐光荣在撰写前两部蒋新松传记的采访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感性直觉和理性认知，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解答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哲学难题：

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的作用。

这位文学哲学家仍然是将落脚点放在了对人生意义问题的价值判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