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超

(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 四川 泸州 646000)

0.前言

在过往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公共行政运作模式普遍契合所谓的层级模式，所有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官僚组织内部直接提供，官僚体制或层级节制很自然也就成为政府或公共行政的最佳代名词。不过到了20世纪后期，层级节制似已不再是满意或唯一的公共问题解决途径。公私部门协力网络开始出现，其主要深受“第三政府”、“协同政府”、“数字革命”以及“消费需求”等趋势汇流所影响。[1]32过去数十年来，政府日益透过私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来提供服务和实现政策目标；不仅如此，也倾向联合若干政府机关，甚至是多元层级的政府共同提供整合性服务。通讯科技日益发达，促使组织运用过往不可能的方式与外部伙伴进行即时合作。公民日益期望对政府服务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促使政府服务必须更为多元化。为了回应公民选择，需要逐渐发展出一种新兴的政府模型。Salamon 多年前也建议：“政府工具在执行上，很大程度不宜使用传统的权威命令，而是必须依赖沟通与游说；且有别于过往政府的直接行政，政策工具操作上必须更依赖民间资源的合作。”[2]

无论是理论或实务，在政府财政资源有限而民众需求却有增无减的年代，政府通过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可谓是解决此等困境的一种策略手段。尽管伴随组织间工具（如民营化、签约外包、公私合伙、特许、补贴等）的兴起，层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