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郭力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是我导师刘思谦先生的第一本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而言，该著具有奠基性意义。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发生发展四十年，已经具有了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批评体系，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女性文学研究的性别视角也使文学研究本身向多元化理论空间拓展。这与四十年女性学者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的使命感及治学态度相关。刘思谦先生更是以开疆拓土的学术探索勇气，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做出了奠基性的学术贡献。

刘老师出生在20 世纪30 年代，她经历了新中国之初青春的飞扬、“反右”与“文革”中的生命顿挫，再到新时期80 年代精神的勃发，以知识分子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守望和女性自我生命经验的体认，结合现代女性意识的生命自觉和对女性解放这个时代命题理性的认知，以女性生命迫力般的使命感和学术认知的自觉性，开始了刘思谦“娜拉”言说式的女性文学批评之路，建构起自己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女性文学批评观。

作为刘思谦老师的学生，在课堂上时刻感知的是刘老师“娜拉”言说的精神魅力，是老师的学理与激情。而阅读《“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潜心思考才深刻感知到刘老师当年捕捉到“娜拉”这个形象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真的如同谶言一般道出了中国现代女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求索之路。正因为认识到娜拉原型对于中国女性精神发展和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深刻意义，刘思谦老师才会选取作家传记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写出“五四”女作家群于20 世纪之初以文学创作集体言说的重大文化事件。这一点也决定了这本著作的精神深度和刘思谦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气质。再看副标题“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言简意赅地把本书的创作内容和研究宗旨明示出来。一是凭借扎实的对现代女作家文本细读和女作家创作心理及人生历程的研究，刘老师发现“五四”女作家群不仅是一代“五四”女儿，而且与专制时代传统妇女相比，她们是具有人文主义觉醒和渴望独立的现代知识女性，是脱离于传统的开始精神转换的现代女作家群体。二是娜拉原型具有世纪性的召唤力量，以结构性的功能不仅影响“五四”一代女作家精神蜕变，在后续的时代发展中娜拉也还会与时俱进地演进着精神原型的力量。

了解刘思谦老师学术道路的当代学者都知道，《“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是刘老师的学术转型之作。一定意义上，也是刘老师自我精神洗礼的过程，这本书让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刘思谦重新找回了自我。这种与自我灵魂契合的研究源于刘老师自我学术研究的转型调整和人生经验的反思。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刘思谦先生就以《小说追踪》《文学梦寻》《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等学术研究成果，构成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标识性文献，以犀利敏锐的批评话语著称，被誉为风头正劲的中年女评论家。那时的批评家刘思谦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拥有坚定的人道主义情怀，体现出乐观的80 年代的时代认同感和鲜明的理想主义话语。改革文学“开拓者家族”的命名，表现出刘思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思辨的历史理性思考。

中国学者的学术道路，本就和中国的大时代发展息息相关。有时一个时代的涡流可能就是治学之路的沉潜或者转向。一段时期内感觉自己失语的刘思谦老师偶然间走进了女性文学，从此一发不可收，她谈过自己的女性文学研究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因为她在“五四”女作家这群出走的娜拉们的身上感受到的是自己沉睡已久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她的文学研究进入了性别视野这样一个全新的天地。她后来对学生讲，转向女性文学研究就是转向与人类文化相关联的理论空间，使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发现，对于自己始终是学术的新发现。

与刘思谦老师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她对世界真诚的态度，因此她的学术研究不仅是理论探寻，还与时代发展及人的存在真相相关，刘老师批评话语背后是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和价值立场。对“五四”女作家心路纪程的研究使老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周筱沛女士，她说自己的母亲勇敢而了不起，早年是与刘和珍君同学的“五四”现代知识女性，与父亲刘潇然先生一起各自冲破包办婚姻，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后来携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经历了时代风雨考验的父母，本该是相爱相知白头偕老，然而20 世纪50 年代二人感情破裂，黯然离婚。母亲周筱沛女士多年未走出婚姻的苦果。作为长女的刘思谦想起父母的婚姻和母亲精神的孤独无助，总是觉得母亲还应该有话要说，那就是作为女人和作为妻子的母亲，内心深处的真实恰恰被知识女性、女革命干部的社会身份遮蔽了。对母亲生命的反思促使刘老师在研究现代女作家创作时，注意到“五四”女儿们在大时代转折之际的生命事件，从而辨析她们内心的真实，才有了《“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中冯沅君、庐隐、冰心、丁玲等十二位女作家的心路纪程。《“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充分注意到现代女作家生命事件与大时代的密切关系，从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描述之中。从精神品格上指认出与西方女性文学和女性运动不同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过程，以及中国女性解放的不同路径，使刘老师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从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国本土化的特征。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开始强劲地切入当代女性创作与批评现场，女性批评也开始呈现话语激增状态。此时，刘思谦老师的女性文学研究也进入更为深入系统的理论构建中，先后发表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女性文学概念》《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从概念本身诸如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父权制、性别等进行了东西方对比性的辨识理解，从理论构建基石处拓清研究话语边界。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一文中，刘老师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固然缩短了西方妇女那样漫长的酝酿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觉醒的路径格外曲折漫长，使她们常常要承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现实。并指出经过漫长自我真相求索的道路后，一旦觉醒，“五四”女作家群就是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刘老师在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中开始强调“五四”时期女作家作为大写的“人”来认知自己的重要性，就像一道黎明的曙光，不仅点亮了“五四”女作家的创作道路，也照亮了刘老师自己的学术理路。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开始彰显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立场。

在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烛照之下，刘思谦重新思考了母系制与父权制历史的转换关系，认识到对于父权制的认知，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男人压迫女人，从而指出父之法并不仅仅针对女性，父权制与奴隶制、封建制等一切对人进行统治的社会制度及其一整套等级制度、意识形态、行为规范及男女角色并行，因而是与家国天下并行不悖的权力基础及两性性别不平等现实的文化根基。批判锋芒直指权力崇拜的民族深层文化结构，以及父权制从家到国、从私人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运行逻辑，揭示了其貌似合理实则充满奴役压迫的罪恶本性。

作为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社会解放和80 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刘思谦老师从自己的社会经历中总结出中国女性不论是“和男人一样”还是“男女都一样”再到“男女不一样”，都可能陷入做人与做女人的两难怪圈里，是一个双重失落的过程。刘思谦老师经常以自己的生命经历把学生带入历史情境中，她说，现代女性之所以在两难选择中纠结于做人还是做女人的精神困境，是出路方向不明，现代女性的真实要从女人自己的生命实践中探寻思考，在文化立场和精神求证中从类概念中把自己的精神解放出来，走向个人。她认为走向个人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飞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构女性的自我主体。

强调女性作为个人的重要性，是刘思谦先生基于对女性创作的现实与历史思考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对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在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纷繁多元的个人化写作特征的把握，考察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女性的创作现象，来理解阐释个人化写作对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创作不仅具有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现代性价值立场，同时兼具了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另一方面是在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建设中继承汲取“五四”文化的精神血脉，强调女性作为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时代标签式的和男人一样或者男女都一样。刘思谦先生对“人—女人—个人”精神轨迹发展的强调，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源流中走来，并从社会化、阶级化的类概念中破茧而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百年的“娜拉”走到了个人大写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来。刘思谦认识到，这是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的一条自由之路。坚守“人—女人—个人”这一理念的价值立场和视角，体现出女性文学浓郁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色彩。刘老师对于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深入思考与阐释，体现出她这一代学人治学理路的精神轨迹，也隐含着刘思谦感悟到的源于女性经验的生命意识和女性现代意识。强调女性创作与批评的“女人—人—个人”的三元格局，不仅是女性人文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同时也是抗拒来自父权与男权文化观念精神压迫的手段。唯其如此，女性才能自我言说，抗拒失语。

20 世纪90 年代末，河南大学获批中国现当代文学招生博士单位资格，其中女性文学方向是全国首个招生方向。1999 年9 月，我来到了刘思谦老师身边，开始感受刘老师严师与慈母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第一堂课是在刘老师家里，老师侃侃而谈纵横捭阖的理论视野对我形成了心灵的冲击，也知道了未来三年的读书压力，好在有刘老师探索创新的治学态度总是引领我们向女性文学批评实践深度掘进。这时刘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开始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思考与建设过程。《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女性生命潮汐》以及《学理与激情》三本著作的出版，是刘老师在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文学学科化建设两个方面获得的新收获，呈现出女性文学批评深化的学术视野与整体意识。

《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是她计划性地开展师生对话教学模式的成果。从女性文学批评话语探索出发，刘老师与我们的讨论涉及女性文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等西方现代理论。在对西方现代理论的认识与理解中对比中国创作实际，爬梳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关联的各种可能性，建构带有中国本土化的女性批评理论体系。

刘老师以旺盛的学术激情跟踪当代文学创作的热点问题，与学生一起探讨了《以个人名义进入历史书写：关于李洱长篇小说〈花腔〉及相关问题对话》《新历史小说与历史诗学》《女性新历史小说》等一系列针对创作实际的理论探讨，并以一篇篇笔谈的方式先后发表。十三个专题研讨集结成《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出版，受到文学界的重视与肯定。历届参加课堂讨论的学生们都知道，这本书不仅是刘老师博士生教学实践的成果，同时也是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实践的理论成果，更是以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方式对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实际贡献。正是通过教学实践对女性文学批评话语的一次又一次的思考建构，使刘思谦的女性文学人文主义批评观一步步夯实，把女性文学创作和文化思潮及历史理性思考，纳入人学的视野。而学生在讨论中每一次观点的发表都让刘老师很高兴，她说从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成长的快乐。

“成长的快乐”也是刘老师给我出版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写的序言，一想到“成长的快乐”这几个字，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那是我一生难忘的学生时代。

毕业后，刘老师始终抱有的学术探究的热情感染着我这个远方的学生，《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一书第二部分就是我完成的又一份作业。至今忘不了师生电话交流中刘老师对我的启发，她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女作家“代际”的问题。她认为引入“代”的范畴会把作家创作发生在“代际”和“代属”关系中的生命事件构成批评思考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会透过历史帷幕把女性命运看得更为清楚。我知道老师又有了研究女性文学的新视角，“代”概念如同社会文化岩层会把阶级关系、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社团关系一层层辐射开来，这个概念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人文学科、女性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就这样，“代际”与“代属”关系问题，又成为刘老师研究20 世纪90 年代女性散文的一个重要视点。新的理论思考和女性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建构，总是带来刘老师女性文学与文化批评实践的新视野，和解读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与中国女性精神成长过程的多种可能性。

2012 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思谦的自选集《学理与激情》，这本书第一部分收录了从1979 年至1989 年刘思谦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评论；第二部分收录了自1989 年以来刘思谦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这两个部分不同内容不同主题的研究，以时间跨度三十余年的方式，标示出刘思谦学术思想的流变和重要的学术贡献。回顾老师的学术道路和治学思想，领会刘思谦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所做出的理论探索与贡献，特别是对女性人文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的坚守，感受她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对女性生命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真实的追问，就会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精神主体的表达方式，更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是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批评中践行价值立场的理性思考。坚守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对文学的个人化的独立思考和言说，是刘思谦先生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品格。

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必须面对中国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刘思谦老师以“‘娜拉’言说”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女性存在的勇气。这种女性文学研究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向度，走向了中国女性自身在一百年所遭逢到的切身实际问题，而刘思谦先生始终以生命的真诚和理性的思考直面并追问这份真实，恰是我们后辈学人应该汲取的一份永恒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