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林丹娅

与刘思谦老师的认识，一定是起于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因为她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醒目而强大的存在，可以说，凡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人，必然要与她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不管是经过何种渠道与方式。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她对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所具有的开创拓展之功、所付出的孜孜矻矻之力，固然不能不令晚生后辈的我由衷钦佩，油然起敬。但除此之外，总好像我们之间还有种特殊的情愫在，尽管我们相距天南地北，见面的次数亦屈指可数，可每每想起她来，她总以一种特别鲜活的精气神，特别蓬勃的生命力，给我一种惊羡之外的强劲感召。我细细想来，也许这样的印象是来自于学术研讨会上她的身影、她的声音，不仅在她陈述主张、观点与看法的时候，更在于她澄清与辨识问题的时候，一种倔强中的坚持，一种韧性中的激情，特别散发出那种属于自我确认后的主体性，一种生命体悟后的自主性所融合而成的作为知识女性的强大魅力；而令我深深触动的是，来自于母辈那代知识人对这个世界与自我性别的认知，是在很严肃很缜密的思绪与思考中，深深蕴含着一份压抑不住的对生命求索的激情、对学问探索的热情，喷涌而出的是她对实现性别平等愿景的责任与使命感。同时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学术领域接近钢性的、锋芒的、较真的知识女性，却在与我并不多的日常交往中，让我体会到另一种来自长辈的十分恳切的慈祥，她温和，她聆听，她包容，她有教无类，让接近她的人都能立刻感受到她如忘年交般的亲和与知心。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够拉近时空阻隔的且能够更深层地认知一个人的，就是那人的文字。是的，给我留下最难以泯灭的印象的，就是刘老师关于“女人”的文字，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

关于她自己这个女人她说的两句话，对自以为“始终活在女性世界里”的我，不啻有醍醐灌顶之效，至今深铭不忘。一句话：“我身为女人，就从来不知道女人是什么。”这样一句貎似懵懂之语，却深藏着一种石破天惊的觉悟之力。在此之前或之后，我都听了太多地位或高或低的女人自认为很懂得自己是什么的话。殊不知，她们大多知道的都是他人镜像中的自己，包括或明以骄傲或暗以炫耀的“我虽为女人，但在工作中生活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女人”的说法。这句话常常令我在女人堆里审人省己，引导我从外来式的、书面式的、抽象式的、文学式的、感性式的“女性关注”，走向了中国的、实践的、具体的、文化的、知性的“女性观察”中，并令我从此深信提出问题的确要比回答问题，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情境下更为艰巨，更需要大智大勇，也更为可贵。

另一句话是：“于是我听从了智者的告诫：对于那不可言说的事情要保持沉默。”（见刘思谦序、谢玉娥主编：《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这句话几乎是反讽似的陈述了自有史以来沉默在人类地平线下女性群体的历史境遇，从而有了这样重要的现实与未来意义，那就是类似于“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思。它不仅促使我对“告诫体系”与“沉默体系”产生洞窥欲望，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使我从此对一切热闹的言说保持着相当警觉的怀疑与探寻。窃以为这对我的“女性观察”来说，不仅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同时还有着现实主义立场指向的意义。

也许就是从能清晰地提出此类问题始，刘思谦老师即迈进了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处于身份未明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界说暧昧的并注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必承受理论之重的女性文学研究。尽管如此，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女性文学设身处地的境遇为出发点的理论探寻、理论建构乃至理论勇气，总使刘老师的理论思维生机勃勃，理论视野丰满充沛，理论效果立竿见影。我想这也是使她能够对自己所扬之道有如此自信的认定的原因所在。她说：“我们需要一种清晰的能说明我们自己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的理论，我选择了女性人文主义。”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篇论文中，刘思谦正是以其女性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梳理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从中国女性近百年来探寻并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价值这个角度切入，分析概括了“人—女人—个人”这一反映在女性书写中的人文思想及发展理路，提出了中国女性文学应有的本质特征——现代性，从而为中国女性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对“妇女”与“女性”这两个常被相互混淆或模棱两可的概念内涵，刘思谦心明眼亮地把二者置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层面上来剖析，精到地阐述了与二者相对应的文学在成分、内涵与发展演变过程中错综复杂的轨迹，不无精辟地指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

刘老师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解析，无疑是建立在对女性现代性的解析上。她在1993 出版的论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中，就已具体分析了“女性”在中国出现并产生的历史过程，判断没有这么一批含有“现代性”的知识女性的出现，便显然不会有中国女性文学的出现。刘思谦以为中国女性现代性的内涵是和人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争取和实现息息相关，和批判父权专制对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基本权利的践踏息息相关，和女人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觉悟和努力息息相关。女性文学便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现代人文价值内涵的女性的新文学。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基本价值判断，她指出优秀的女性文学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当然，正如刘老师所意识的“女性”这个概念其实又是一个未完成的正在进行和发展变化中的概念一样，她对女类从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文化中所得命名的诸多符号所指的剖析可能还有未穷尽她们精细而微妙的全貌之处；关于女性文学的言说亦在有待于更全面的分析与更完善的论证过程，但显而易见，此篇论文凝聚了刘思谦多年来对女性文学的系统研究与孜孜不倦的思考，它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与理论建设——一如她既往所述——具有十分重要与可贵的贡献。

那一年，我们相逢在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颁奖会暨第四次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她对我说的话也一如既往深铭我心。她说：“自从进入了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我真正感到了生命的意义与欢乐。”这是一句朴素到不能再普通的话，但是它像一颗石子，打在我这个“女性”的生命总是茫然与僵滞的地方，激起我与她在那一瞬间共有的“热泪盈眶”的情状，我一下领略了与她共通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用“悲欣交集”四个字来形容。

作为“女性”，我太少感觉到来自同类的生命能动力。作为“女性”，她们在社会历史的场景中可以活得特别容易，可要生活却特别艰难。女性的生命总是与即行生活相互疏离，无法契合。女性的生命往往在活得很好中消隐不见，或枯竭死去。如果“女性”有一部自己的生活史的话，你会看到在那上面，其实只写满了这四个字，那就是“事与愿违”。

如果要考察“女性”为何会有如此低质量的生活，刘老师本人的生命体验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原因，她说：“我奇怪自己做了大半辈子女人竟对女人是怎么回事浑然一无所知；奇怪自己写了十余年文学评论动不动便是人的发现和觉醒什么的，可是女性的发现女性的觉醒在我的视区里竟是一个大盲点。”尤其具有论据意义的是，有这番生命经历的女人，还不是一个普通缺知少识的大众女人，在她的生命意识结构里，应该有她早在“五四”时期就具有现代知识女性身份与位置的母亲所赋予的“家学”渊源，更有她自身所具的高级知识女性的认知素质，这样的“女人”对“自己”及所行之事尚且如此无知无能，更遑论其他？女人做“女人”是这样，“女人”做“文学评论”以外的任何事也是这样，这就是“女人”生命最核心的大悲。而更悲上几分的是，有的“女人”终其一生也不会发生刘思谦的这个“奇怪”，于是活着有懵懂上的自足与快乐；有的“女人”虽能有感“奇怪”，但却见“怪”不“怪”，很善于将错就错，于是活着有聪明下的外强中干；有的“女人”也能深知“奇怪”，并且一直都在寻找“别样的生活”，但却不是苦无出路，就是苦于“别样的生活”与她的若即若离，于是活着有清醒中的无奈与痛楚。

所以，我们看到的刘思谦老师，尽管生命已在浑然无知中流逝大半，但毕竟有恍然开悟的这一天，“找到感觉”的这一天。“这是一个同我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一切都是如此亲切如此容易理解……冥冥之中我觉得她们早就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了，可惜我来得有点晚了。”这真是相见恨晚，又是千年等一回，言出由衷，情心可鉴。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对自我对女性群体共有的感知，刘老师在文体中找到最能够自由表达心声的散文，作为她考察中国女性生命与心路历程的对象，也作为她向世界传播中国女性的对象。20 世纪90 年代，正是中国女性散文创作风生水起的年代，刘老师几乎先知先觉，在1996 年就以此申报成功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此后，她用八年的时间完成对20 世纪90 年代女性散文的编选和研究工作，最后的成果呈现为七十万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和三十七万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两部大著，正如作为主编的刘思谦老师所说：“四代女人风云际会于20 世纪90 年代女性散文之树，端的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盛事。”它呈现的就是这一盛事的原生态，它“让你切实感受到时间之剑在女人身体上刻下的生命之轮，感觉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和想法；但是一代人之间的每一个人又是如此不同，这进而使你体悟到该如何对待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的选择、承担和救赎——恰如伍尔芙所说‘成为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见《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 期，第99 页）

从无意闯入到有意探寻，刘思谦老师的生命意识才获得与她的学问意识、生活意识同步共融的良好生态，这实在也就是人生在世能够达到的最理想的栖居状态。心灵因之而获得归宿。一个人能活成这个状态就极不容易，若这个人是“女性”的话，那就更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为年逾花甲的知识“女性”刘思谦——也为自己能如此贴近地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在生活中发生如此“能动”的契合——深刻欣喜的原因。虽然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未能获得如此体验，但刘老师女性文学研究工作的实践成果，与她本身所具有的女性生命的实践成果，就像一片绿洲，预示着我们的生命可能达到的境界，我们生活可能达到的质量。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虽方兴未艾，但各种曲解与误读、遮蔽与误导仍比比皆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沿革所具有的复杂性，注定了女性寻找自我、追求性别平等的努力，不仅是“最漫长的”，同时还是特别错综复杂的。尽管从文学艺术扩展至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女性话语，已成一定程度的态势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正因其虽成势而非定势，更因女性话语所涉的源远流长并关乎到每一个具体人、具体家庭、具体社会组织的性别文化成分，在文学文本乃至社会层面的阅读、理解与实践上，都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所以，对性别平等新文化的建构与相关学科的建设工作无疑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望着经历过许多身体病痛仍睿智依然，意态谦和然意志坚韧的刘思谦老师，油然涌上心头的一句话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我马上意识到此类习惯性话语根本无能表现刘思谦老师的工作与学问境界，也许正是在被既定话语描述为地狱之混沌的地方，她启迪我们进入天堂之澄明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