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胡传志

说来辛酸，元好问好不容易在三十五岁那年（正大元年，1224）才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权国史院编修官。“权”，有暂时代理、先期试用的含义。这份工作让他很失望，勉强当差一年，就告归嵩山。缘何至此？李峭仑《元好问史院告归原因之推断》（《晋阳学刊》1994 年第2期）分析原因有三：与李汾唱和《芳华怨》《代金谷佳人答》等诗触犯上层忌讳；可能参与杨奂上万言策，议论时事，遭受打击；拜访贾益谦获得有关卫绍王的评价不为上层所接受。这一推断多从政治因素加以考量，能给人以启迪，但陈义偏高，元好问刚入官场担任临时性质的编修官，未必会犯上述敏感的政治错误。该文对其国史院工作日常注意较少，对其间诗词创作重视不够，未能全面把握元好问当时的苦衷，所以，尚有未尽之意，值得旧话重提，继续探究。

国史院常被简称为史院、史馆，设有监修国史、修国史等职务，编修官品级较低，只是正八品。元好问先进士及第，后中宏词科。按照当时的制度，进士及第，通常授正九品的县丞、主簿、县尉之类职务；中宏词科者，上等可以迁擢两官，次等迁擢一官。元好问的朋友李献能贞祐三年（1215）词赋状元及第，又中宏词科，释褐便是从七品的应奉翰林文字。元好问没有状元的光环，自然不能与李献能相比，初入官场，从正八品开始，也属正常。但他比李献能更有年资，李献能当年只有二十四岁，而他已经三十五岁。所以，起步正八品，元好问多少会有些失落，何况还是“权国史馆编修官”。

如果是重要职能部门的官职，正八品倒也罢了，偏偏国史院编修官是没有多少职权、极其边缘化的一介冷官。如元好问所说：“兰台从事更闲冷，文书如山白发生。”（《阎商卿还山中》）在国史院，几乎没有参政的机会，不太可能展现才华，不太可能做出一番事业，更难有亮点政绩，当然也就不会赢得高层的关注，不会有很好的上升空间。

国史院还是一个清水衙门，编修官的俸禄低微。按照当时的俸给制度，正八品朝官的月薪（正俸），理论上“钱粟一十五贯石，麦三石，衣绢各八匹，绵四十五两”（《金史·百官四》）。钱粟一十五贯石，就是钱十五贯，粟十五石。金末战争频发，财政吃紧，通货膨胀，薪劳常常缩水，实际收入应该远低于这个数字。元好问曾说金王朝贞祐南渡之初，“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岁日所入，大官不能赡百指”（《如庵诗文叙》），连完颜璹这样的王公贵族都陷入生活困顿之中。元好问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有多少俸禄？权国史院编修官与正式的编修官，俸禄上有无差别？现已无法考知，但感觉他仍然没有脱贫。进入国史院之后，他才知道编修官原来是多么的清贫，“一官原不校贫多”（《寄西溪相禅师》），说明比他期望的要少。当官之后，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真是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诗词中不免叹卑嗟贫，“京师不易居”（《李道人嵩阳归隐图》），“世俗但知从仕乐，书生只合在家贫”（《帝城二首》），仿佛书生就命该在家里贫困潦倒，不应该出山当官，这当然是牢骚话。他还有消极的读书无用论，“五车书，都不博，一囊钱”（《水调歌头·史馆夜直》），甚至对多年奋斗获得的科举功名、社会名声也产生了怀疑，“半世虚名不疗贫，栖迟零落百酸辛”（《阎商卿还山中》），可见，贫困使人消沉，使人悲观。

令元好问失望的还有国史院恶劣的办公条件和繁杂的工作事务。他吐槽“城居苦湫隘，群动日蛙黾”（《出京》），大概办公场地狭小拥挤，嘈杂如蛙。他抱怨“文书如山白发生”（《阎商卿还山中》），“悠悠未了三千牍”（《帝城二首》），文案堆积，了不胜了。这哪里符合元好问正值壮年的心理期待？

国史院如此不堪，是不是元好问个人的认知偏差？当然不是。与元好问同一年进士及第的赵端卿，释褐为安邑县丞，后来不愿意再做官，正大初年，赵秉文、杨云翼两位大佬连章推荐他进入国史院，担任编修官，“召至史馆，力辞而去”（《奉直赵君墓碣铭》）。他对国史院的工作弃之如敝屣，坚决辞职，丝毫不顾及推荐人的情面。之所以如此，一定是实地了解了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和待遇之类，觉得太出乎意料，还不如当个江湖散人，以教授弟子为业。另一位阎商卿，与元好问一同进入史馆，一个月后就辞职归山，“阿卿去月从我来，今日西山成独往”，元好问还希望他回到嵩山遇到故人时不要谈论国史院编修官，“凭君莫向山中说，白石清泉笑杀人”（《阎商卿还山中》），因为徒有官职，没有作为，待遇微薄，反而玷污了清名，岂不可笑？

正因为此，元好问进入国史院不久，就产生了强烈的出处矛盾，老是想弃官而去，回归山林。他羡慕僧道之人的闲逸。在《寄西溪相禅师》诗中，他说：“青镜流年易掷梭，壮怀从此即蹉跎。……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云山入浩歌。”在《李道人嵩阳归隐图》中，他对照这位爱诗李道人，反思自己的史院生活，也想放飞梦想：“愧我出山来，京尘满山衣。春风四十日，梦与孤云飞。”在观看北宋名家范宽的山水画时，又引发他的出尘之想：“嵩丘动归兴，突兀青在眼。何时卧云身，团茅遂疏懒。”（《题张左丞家范宽秋山横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时，国史院需要有人值夜班，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夜直”是苦差，元好问职务低，又是新人，所以经常当班。夜深人静、百般无聊之际，更容易自我省思，作诗词以自遣。且看他的《水调歌头·史馆夜直》：

形神自相语，咄诺汝来前。天公生汝何意，宁独有畸偏。万事粗疏潦倒，半世栖迟零落，甘受众人怜。许汜卧床下，赵壹倚门边。五车书，都不博，一囊钱。长安自古歧路，难似上青天。鸡黍年年乡社，桃李家家春酒，平地有神仙。归去不归去，鼻孔欲谁穿。

该词作于正大元年进入史馆不久，颇有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等词的放旷风神。上片感慨不受重用、为人冷落的身世，下片抒发误入歧途、有意归隐的意愿。“归去不归去”？正是当时纠结矛盾的心情。《帝城二首》（史院夜直作）与此同调，请看第二首：

羁怀郁郁岁駸駸，拥褐南窗坐晚阴。日月难淹京国久，云山唯觉玉华深。邻村烂熳鸡黍局，野寺荒凉松竹林。半夜商声入寥廓，北风黄鹄起归心。

进入史馆才几个月，元好问就感觉岁月淹留，时间漫长，可见其无聊的心情。他怀念嵩山的自然风光，喜欢农家朴素美好的鸡黍饭局，这时秋风又起，元好问不禁起了归隐之心。

一年左右的国史院工作，多数时光是碌碌无为，但有一经历，元好问终生难忘，那就是正大二年（1225）春他受命去郑州拜访前辈大臣贾益谦。元好问进入史馆的主要工作，是参与撰写《宣宗实录》。金宣宗在上一年病故，按照惯例，要为宣宗一朝十年撰写历史，这必然会牵涉金宣宗即位的正当性以及如何评价之前卫绍王的问题。卫绍王完颜永济泰和八年（1208）即位为帝，至宁元年（1213）八月，蒙古攻打中都时，被右副元帅胡沙虎（纥石烈执中）所杀害，胡沙虎拥立金宣宗即位。从此之后，朝堂不能客观地面对卫绍王一朝历史，要么讳言卫绍王朝之事，要么否定卫绍王，肯定弑君的胡沙虎。贾益谦（1147—1226）曾在卫绍王时期担任参知政事，对卫绍王比较了解。为了正确评价卫绍王，国史院派元好问外出调研。当时贾益谦已经七十九岁高龄，元好问登门拜访，第三次才见到贾益谦，一见倾心，交谈甚洽，元好问流连二十余日，互有诗歌酬答。可以说，郑州之行是元好问国史院一年暗淡生活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金王朝灭亡之后，元好问先在《中州集》卷九《贾左丞益谦》中记载贾益谦对卫绍王精要公正的评价，后又在《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中重复记载如下：

我闻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臣因诬其淫毒骜狠，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卫王勤俭，重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

据《金史·贾益谦传》，朝廷当时决定参照《海陵庶人实录》来编写《卫绍王实录》，而《海陵庶人实录》由史臣迎合金世宗之意，彻底抹黑海陵王完颜亮，导致《海陵实录》成了一部秽史，完全失实，百无一信。如此一来，历史真的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贾益谦仗义执言，尊重历史，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给予卫绍王以正面肯定，称赞其勤俭品德，认为他的治国理政能力在中人之上，这一评价可谓有胆有识，拨开历史迷雾，现出真相，赢得了元好问的敬重。但是，贾益谦的看法是否符合国史院上司及官方的意图，是否被采纳，值得怀疑。元好问随后只是说“朝议伟之”，很大可能没有落到实处，否则，元好问就该继续陈述史官采信、重新改写《卫绍王实录》之类的效果，这样岂不更能突出贾益谦的贡献和自己的工作成绩吗？

如果元好问拜访贾益谦所获得的卓见和文献没有得到国史院的重视和采纳，那么仅有的一点成就感也被摧毁殆尽。元好问再也没有留在国史院的理由了。正大二年五六月间，元好问真的请假告归，随即获得批准。元好问感到一身轻松，如同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那般解脱一样，连续写下多首诗词。其《出京》（史院得告归嵩山侍下）诗曰：“从宦非所堪，长告欣得请。驱马出国门，白日触隆景。……尘泥久相涴，梦寐见清颍。矫首孤飞云，西南路何永。”逃离污浊的京城和官场，重新回到嵩山下颍水畔，开启与白云为伴的新生活。其《浣溪沙·史院得告归西山》曰：“万顷风烟入酒壶，西山归去一狂夫。皇家结网未曾疏。情性本宜闲处著，文章自忖用时无。醉来聊为鼓咙胡。”元好问在这首词中，不怪责朝廷不曾录用，只怪责自己性情与官场不符，文章不合时用，所以只好归隐江山，饮酒自娱。在另一首《洞仙歌》中，元好问于辞官心志坦露得更充分一些：

黄尘鬓发，六月长安道。羞向清溪照枯槁。似山中远志，漫出山来，成个甚，只是人间小草。升平十二策，丞相封侯，说与高人应笑倒。对清风明月，展放眉头，长恁地、大醉高歌也好。待都把、功名付时流，只求个、天公放教空老。

元好问自嘲自叹，在出山之前，似乎还有些理想，就像那种在山中叫远志的草药一样，可一旦出了山，远志就成了最普通的小草，能有什么作为和成就？至于报效国家、功名富贵，更是渺不可及的可笑之事，他的朋友杨奂上万言策，言辞剀切，如泥牛入海，不得不浩然西归，就是现成的例证。所以，元好问现在只希望能够自由地享受清风明月，饮酒高歌，一直潇洒到老。

元好问及时抽身而去，事后证明，这是个明智的抉择。国史院除了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人事纷争。刘祁《归潜志》卷九记载，元好问与李汾是同乡，都有诗名，不相上下，性格不同，李汾容易愤怒，元好问喜欢滑稽，二人在国史院共事，“颇不相咸”，很不和睦，元好问作《芳华怨》，李汾作《代金谷佳人答》以对。刘祁这一记载可疑之处很多，李汾是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怎么会“颇不相咸”？诗名方面，李汾哪里能与元好问相比并？不过，李汾“好愤怒”，愤青的性格是激化国史院人事矛盾的重要因素。李汾当时是国史院“书写”，是国史院最低级的职务，“特抄书小吏耳”。国史院官员等级分明，平时可以一起饮酒赋诗，可一旦工作起来，“则有官长、掾属之别”，而有的官长水平很差，几乎是外行，李汾向来恃才傲物，瞧不起上峰，从而引发激烈冲突。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李讲议汾》中生动地记载了事情经过：

长源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高、张诸人率以新进入馆，史家凡例，或未能尽知，就其所长，且不满长源一笑，故刊修之际，长源在旁，则蓄缩惨沮，握笔不能下。长源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畅，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座，漫为一语云：“看！”秉笔诸人积不平，而雷、李尤所切齿，乃以谩骂官长讼于有司。然时论亦有不直雷、李者，故证左相半，逾年不能决。右丞师公以伤风化为嫌，遣东曹掾置酒和解之，不得已，乃罢。

此事发生在正大三四年之间，旷日持久，沸沸扬扬，直到惊动上层，御史中丞师安石出面调解，都未能息事宁人。其中原委，难得其详，是非曲直，亦难分辨。双方应该都有责任。一方是李汾，一方是李汾的上司，包括雷渊、李献能，还有“高、张诸人”（失考）。冲突的结果是李汾以“病目”（《归潜志》卷二）的理由被免职。

元好问虽然在事发之前就离开了国史院，但国史院的积弊由来已久，元好问初入史馆，担任临时代理职务，不可能不受到“高、张诸人”甚至雷渊、李献能等人的轻慢。可以肯定，国史院缺乏和谐、愉快的工作氛围，如李汾所说，是个是非之地，“扰扰王城足是非”（《西归》）。这是元好问史院告归的又一重要原因。

李汾被逐西归长安，受到很多人的同情，一批名流写诗为之送行。途中他专程绕道内乡，拜访担任内乡县令的元好问，停留多日，向元好问诉说一番，临行之际，元好问为他饯行，作《水调歌头·长源被放，西归长安，过余内乡，置酒半山亭，有诗见及，因为赋此》。上片说：“相思一樽酒，今日尽君欢。长歌一写孤愤，西北望长安。郁郁阊门轩盖，浩浩龙津车马，风雪一家寒。钟鼓催人老，天地为谁宽。”这时，李汾的“孤愤”仍然没有完全纾解，元好问在词的下片中又好言安慰：“行路古来难。松柏在南涧，留待百年看。”希望他能着眼长远，以松柏品格自持。

除此之外，元好问还有一首《感事》诗可能与李汾史院被逐有关：

舐痔归来位望尊，骎骎雷李入平吞。饥蛇不计撑肠裂，老虎争教有齿存。神理定须偿宿业，债家犹足褫惊魂。且看含血曾谁噀，猪嘴关头是鬼门。

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卷九引用元好问《闲闲公真赞》，认为该诗是针对师安石等人诽谤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献能等人为“元氏党人”而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此论，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亦持此论，将之确定为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之后所作。降大任《元遗山论·元遗山交游考》此前曾提出质疑，认为上述观点与《金史·师安石传》“颇不合，当存疑”，惜未展开，故未引起注意。现略说如下：

第一，师安石品行端正，并非靠巴结权贵上位。师安石，字仲安（《归潜志》卷五），又字子安，《金史》《归潜志》均有传记。承安五年（1200）词赋进士，以尚书省令史跟随完颜承晖守卫中都。完颜承晖战死，师安石将他安葬之后，带着他的遗表逃回汴京，上奏宣宗，得到宣宗的重用，被提拔为枢密院经历官。元光二年（1223）任御史中丞，正大三年（1226）权左参政，因弹劾近侍触怒金哀宗，“疽发脑而死”。《金史》卷108 称赞其品行，同情其不幸结局，曰：“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第二，元好问对师安石较为尊重。在上引《中州集》卷十《李讲议汾》中，元好问称他为“右丞师公”，没有任何仇怨情绪和贬低之意。至于元好问《闲闲公真赞》所说“宰相师仲安班列中倡言，谓公与杨礼部之美、雷御史希颜、李内翰钦叔为元氏党人”，未必就是师安石本人。师安石当时任御史中丞（从三品），他的“班列”包括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十多位官员，掌管监察事务。“元氏党人”说很可能出于师安石的部下。

第三，如果元好问《感事》是针对师安石系统诽谤之事，那么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地位更高的杨云翼、赵秉文，而不是雷渊、李献能，如此一来，次句就应该是“骎骎杨赵入平吞”。

由此可见，将《感事》诗确定为批评师安石之作，理由不足。笔者以为，应该是针对李汾史院被逐之事。理由有三：

首先，“舐痔归来位望尊”符合“高、张诸人”的特点，“率以新进入馆，史家凡例，或未能尽知”，他们没有真才实学，很可能是靠巴结权贵而获得的高位。

其次，“骎骎雷李入平吞”符合雷渊、李献能的生平及在史院打压李汾之事。“骎骎”，是马儿跑得快的意思，比喻仕途进步得快。雷渊至宁元年（1213）进士及第，曾任遂平县令、徐州观察推官等职，元光二年，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英王府文学记室参军，正大四年（1227）升任监察御史。李献能历任应奉翰林文字、鄜州观察判官，正大四年迁翰林修撰。可见，与李汾纠纷之时，正是他们升官之际。“平吞”，是一口吞没的意思，尤其符合元好问所说“雷、李尤所切齿”的愤怒情状。“入平吞”，不是说雷、李二人受到了迫害，整个事件中，雷、李一方占据强势，属于施害方，李汾才是受害方，是“平吞”的对象。“骎骎雷李入平吞”一句是说，仕途精进的雷、李二人也加入了驱逐李汾的行列。

其三，第二联“饥蛇不计撑肠裂，老虎争教有齿存”，以蛇、虎这些动物来比喻对方，与李汾《西归》诗中所言“日暮豺狼当路立，天寒雕鹗傍人飞”一致。第三联“神理定须偿宿业，债家犹足褫惊魂”，借因果报应思想，诅咒对方不得善报，“债家”指的是放债人、施害方。“褫惊魂”意谓报应之厉，足以让对方失魂落魄。末联“且看含血曾谁噀，猪嘴关头是鬼门”用典，举例证实报应不爽。根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五所引《桐江诗话》记载，北宋元祐年间，山东东平人王景亮与一批仕途失意之人组成一个民间社团，专门嘲讽讥诮士大夫，无论贤愚，只要被他们看见，就被封上一个不雅的绰号。因为缺少口德，王景亮等人被称为“猪嘴关”。一次，权臣吕惠卿察访京东，由于他身材清瘦，说话的时候肢体语言较多，“喜以双手指画”，王景亮等人就送给他一个绰号“说法马留”（“马留”是猴子的意思），还凑成一句七言诗，“说法马留为察访”。后来，另一大臣邵箎上朝，不慎放屁，冒犯天威，被贬出京城，出任东平知州。因为他“高鼻卷髯”，故被嘲为“凑氛狮子”，又被编成一句七言诗，“凑氛狮子作知州”，正好与吕惠卿那句相对仗。吕惠卿受此侮辱，耿耿于怀，便找了个理由，一举粉碎了王景亮及其社团，“举社遂为齑粉”。猪嘴关因此成了鬼门关，那些血口喷人者最终没有得到好下场。

元好问此诗痛诋对方，措辞狠重，有失忠厚之道，实属罕见，应该是元好问于正大四年刚听到李汾被逐之初、义愤填膺时所作，所以难免愤激，爆出粗口。

史馆一年，短暂而委屈，对元好问来说是一次官场历练，让他对官场有了真切的认识。参与《宣宗实录》的撰写工作，也必然会增强他的历史意识，对他在金亡之后抢救金源文化、构建野史亭等系列举措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