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婷，卢 璐

(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一、引言

近年来，环境污染、劳资冲突、食品与药品安全等社会问题的大面积曝光，使得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议题不仅引起包括投资机构与企业高管等在内的实业界的普遍重视，更由于其关乎民生而吸引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关心。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影响范围广的企业通过发布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在披露其社会表现的同时，也逐渐树立起自身的企业形象和社会声誉。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66名首席执行官中，有1.93%的人认为CSR问题对企业未来业务的成功至关重要。

CSR在企业管理实践领域的重要性也同样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视角探索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回答企业履责能否使其获益的现实问题[1-3]，虽并未得出普遍一致的结论，但对其原因的解释却趋于一致，即在CSR影响企业获益的过程中可能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传导机制。而CSR通过影响企业风险，继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可能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的一条重要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影响路径[4]。因此，为更好地解释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必要进一步明晰CSR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然而，当我们将焦点转向剖析CSR与企业风险的关系时发现：一方面，国内研究较少。我们利用中国知网，分别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表现”以及“企业社会绩效”作为主题，并含“企业风险”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不限定发表年份的情况下，最终仅得出6条相关结果，可见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一方面，国外研究虽然相对丰富，但尚需进一步厘清。国外学者多从系统风险与特质风险视角出发，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以及代理理论等，大致形成风险降低假说与风险增加假说。前者指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5]，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产生道德资本与商誉，对股东价值形成保护机制[3]，减少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6]，进而降低企业风险。后者则认为股东委托的职业经理人可能基于“为己谋利”的态度，出于提高自身声誉或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目的，企图通过对社会责任进行过度投资来赢得非营利机构的赞赏，这种决策必然浪费企业宝贵的资源，增加企业风险。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梳理发现，产生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是CSR是一个多维结构概念，企业整体的社会表现与不同维度的责任表现对企业风险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Benlemlih和Girerd利用2001—2011年间全球5 716家企业的数据，对CSR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整体的良好社会表现能够有效降低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参与社区活动会增加企业风险，而环境与人权层面的贡献并不会对企业风险产生影响[7]。但Salama等以1994—2006年具有社区与环境表现评级的英国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分析社区与环境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发现拥有良好社区与环境表现的企业，面临的系统风险较小，社区与环境责任与企业风险呈负相关[8]。

那么，CSR不同维度的划分是不是影响CSR与企业风险不同关系的原因？如果是，假如我们能够解释不同维度的CSR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尝试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经济后果的其中一种传导机制，是不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多年以来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黑箱？

鉴于此，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将CSR具体划分为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链责任、环境责任与公共事业责任五个维度，利用201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分析CSR整体以及各细分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不仅可以较为详尽地解释CSR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机理，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CSR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传导路径，为揭开CSR与企业绩效复杂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更能在实践中有效指导企业实施长期CSR战略，加深企业全面认识社会责任对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最终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系统分析了CSR整体以及各细分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国内已有研究仅涉及CSR对企业风险的影响[2]，并没有将CSR进行维度细化。事实上，CSR各细分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将CSR视为一个整体，忽略其细分维度各自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CSR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客观关系。因此，本文通过系统探究CSR总体及其细分维度的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为解释CSR与企业绩效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可能的切入点。第二，立足本土。西方学者多从员工、环境、社区、产品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对CSR进行划分，并利用KLD数据库中的优势与弱势指标对其进行度量。由于宏观环境的差异，已有西方学者对CSR的划分方式和度量方法在我国的适用程度有限。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结合我国国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CSR划分为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链责任、环境责任以及公共事业责任五个维度，采用和讯网评分数据对CSR进行衡量，并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CSR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国内文献的不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

企业风险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2]，明晰企业风险是否会受到企业社会表现的影响对企业能否成功运营至关重要。虽然该问题还未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重视，但少数西方学者已经聚焦该领域进行了实证研究[9-10]，并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了两种相悖的假说，即风险降低假说与风险增加假说。

1.风险降低假说

很多学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自身带来不少益处[11]，比如向利益相关者传递“高质量管理”的信号、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联系以及拥有类似于“保险”的保护股东权益的机制等，这些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地降低企业风险。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风险。首先，企业良好的社会表现能够作为一种积极的信号，向利益相关者传递该企业可能拥有高质量管理的信息[12]。因为一家企业在低盈利时期，经济需求自然优先于社会需求，也就是说企业应当是在其运营管理状态好的情况下才有余力去履行社会责任。其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有可能披露其CSR活动，这显然会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减缓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5]。而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同高透明度、低风险的企业进行交易合作[13]。因为他们认为此类企业不易出现社会危机，会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并遵守更严格的法制法规。因此，良好的社会表现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吸引力，扩大资本规模，减少权益资本成本，降低企业风险[14]。最后，企业积极参与CSR活动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品牌形象、建立声誉并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联系[15]，减缓企业与其产生潜在性摩擦的风险，削减关系维护成本，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积极参与CSR活动能够产生商誉与道德资本，而道德资本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以不同形式创造关系财富[16]。例如，建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情感承诺；建立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信任；提高企业在社会上的合法性等。这种关系财富是基于市场的宝贵无形资源，减缓了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能够为股东权益提供类似于“保险”的保护机制，从而降低了企业风险[3]。具体而言，拥有较高社会绩效的企业将商誉与道德资本转化为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其更有利的评价。特别是，当企业发生丑闻或陷入危机时，利益相关者受较高商誉和道德资本的影响，会减轻对企业的负面评估，对其实施的惩罚与制裁力度有所减缓。再从环境风险管理层面上看，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控制同样能够影响企业的整体风险水平。Sharfman和Fernando认为，改善环境风险管理可以减少股权资本成本，进而降低环境风险[17]。曾辉祥等研究发现，提高水资源信息披露水平能够降低企业系统风险[18]。其他学者同样支持这一结论，认为CSR的参与能够降低其股权成本与债务成本[6]，缓解资本约束使之更易进入金融市场[9]。因此，企业在CSR方面的投资可以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战略[19]，为企业提供一种“保险”，以保护股东权益并减少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在财务上与资本市场上的风险。

2.风险增加假说

大部分理论支持风险降低假设，但少数理论也为风险增加假说提供佐证。例如，代理理论认为企业积极参与CSR活动会增加企业风险。一方面，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管理者机会主义认为股东委托的职业经理人可能基于“为己谋利”的态度，企图通过对CSR进行过度投资赢得非营利机构与环境积极分子的赞赏以提高自身声誉[20-21]，获得更好发展机会或减少在未来被更换的可能性[22]，这种决策必然浪费企业有限且宝贵的资源，增加了企业风险。另一方面，“门面粉饰(Window Dressing)”假说认为当投资者与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察觉到上述企业参与社会活动的真正动机时，就可能使用市场化手段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9]，产生“逆火效应”[23]，从而增加企业风险。然而，有学者指出将CSR理念融入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改善企业内控水平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从而减轻财务风险[24]。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虽然管理者机会主义不可避免，但并不是不可控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管理壕沟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积极参与CSR活动不仅能够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降低债务成本与融资约束，从而有效规避并控制风险，还能形成商誉与道德资本，以减缓企业陷入危机时对当前与未来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降低企业风险。故，提出假设H1：

H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整体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风险负相关。

(二)企业社会责任细分维度与企业风险

由于CSR是包含多层次的多维结构，假设利益相关者对每个维度的认知均相同，各维度责任对利益相关者做出投资决策的影响也一致，这显然不够客观严谨[4]。因此，前文中回顾的各种理论所预测的CSR对风险的预期影响可能因不同的细分维度而产生差异。所以，我们推测不同的CSR维度可能对企业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并且只有部分维度显著影响企业风险。

有学者开始研究一个或几个CSR维度对企业财务绩效以及其他财务指标的影响。Berman等人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财务绩效的变量后，企业履行员工和产品两个层次的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影响企业财务绩效，而其他维度的社会责任并没有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25]。Bouslah等同样基于KLD数据库和美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利用1991-2012年非金融类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金融危机期间(2008-2009)社会绩效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社会表现有利于降低股票波动率，即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的风险，并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加突出[26]。然而Kim在探究CSR与长期财务绩效的关系时，发现企业整体的CSR得分水平与企业风险呈正相关，而企业在CSR各细分维度上的良好表现却能显著降低企业总风险[27]。这一相悖结论突出了CSR维度划分的重要性，Margolis等支持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CSR的整体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效用十分微弱，而CSR的具体维度对其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28]。Bouslah等同样意识到细分维度的重要性，并聚焦于CSR细分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承担员工关系和人权两个层面的责任会降低企业风险，而其他细分维度则不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显著影响[4]。Godfrey等认为并不是所有层面的CSR均能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研究发现相较于企业承担针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技术性CSR，社会各界对企业参与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机构性CSR活动(社区、环境与人权等)更加认可[3]。有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这一观点，Cai等利用1991-2011年的美国全行业企业，研究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实证表明企业实行积极的环保措施能够提升自身的公众形象，进而削弱企业风险[10]。

综上所述，并不是CSR所涵盖的各个维度均会对企业风险产生影响，造成影响的方向与效用同样存在差异。将细分维度聚合成一个CSR总体变量无法明晰CSR对企业总风险作用的具体路径，更无法揭示CSR与企业总风险之间的关系。因此，提出假设H2如下：

H2：仅有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显著且异质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验证前文假设，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1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样本筛选的主要依据是：(1)鉴于金融保险类公司的业务和会计核算具有特殊性，所选样本中剔除这类公司；(2)考虑到ST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股票交易情况异常，故剔除这类公司；(3)由于2009年12月31日后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可能并不全面且不规范，故予以剔除；(4)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得到1 535家上市公司共计7年的10 657个样本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样本企业的CSR数据来源于和讯网。样本企业的财务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另外，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特点，我们还对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进行了汇总，详见表1。

表1 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注：参照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去除金融保险类行业

(二)主要变量度量

1.企业风险(Risk)

企业总风险被定义为公司运营中由于一些可能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外部或内部因素而产生的固有风险[9]，由企业系统和非系统性风险组成，常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贝塔系数和回归残差项的标准差进行度量。参考Jo和Na基于争议行业分析CSR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使用每股收益波动率对企业总风险进行衡量，结合本文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特征，我们采用资本市场中的每日股票收益的年化标准差测量企业风险[9]。

2.企业社会责任(CSR)

西方学者利用KLD指标对CSR进行度量，评级标准包含社区、多元化、员工关系、环境和产品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其优势与弱势指标，两者相减得出每个维度的得分，汇总之后得到CSR评分[7]。而我国尚未统一度量方法，借鉴贾兴平和刘益的方法，结合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对CSR进行的维度划分，我们利用和讯网的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与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评分分别度量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链责任、环境责任与公共事业责任水平[29]。CSR总得分为上述五项指标的加权计总，用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总评分越高，说明该企业社会表现越好。

3.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产权性质、总资产收益率、研发投入、成长性、资本性支出的总资产占比与市帐比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企业风险产生的影响，采用虚拟变量对年度和行业进行控制。具体变量定义详见表2。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CSR整体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综合考虑影响企业风险的各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构建研究模型(1)如下：

Riskit=β0+β1CSRtotalit+β2Sizeit+β3Ageit+β4Stateit+β5Roait+β6R&Dit+β7Growthit+β8Capxrit+β9Mtbit+∑Year+∑Ind+μ

(1)

其中，Risk表示企业风险，CSRtotal表示企业的整体社会表现，μ是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CSR各细分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将CSR细分为五个维度，构建研究模型(2)如下：

Riskit=β0+β1Shareholderit+β2Staffit+β3Supplierit+β4Envirit+β5Publicit+β6Sizeit+β7Ageit+β8Stateit+β9Roait+β10R&Dit+β11Growthit+β12Capxrit+β13Mtbit+∑Year+∑Ind+μ

(2)

其中，Shareholder表示股东责任；Staff表示员工责任；Supplier表示供应链责任；Envir表示环境责任；Public表示公共事业责任。

表2 主要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3。可以看出，我国企业风险平均值为44.83，标准差为30.33，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异颇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波动较大，企业风险也比较大。CSR总评分的平均值为28.47，标准差为20.46，最小值为-16.57，而最大值则达到90.87，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社会表现较低，远未达到及格线标准，且公司之间的表现差异同样较大。而供应链责任和环境责任评分均值仅为3.20和3.3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这两个方面的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单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需要先对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进行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CSR总评分与五个维度的评分均与企业风险呈负相关，初步表明企业整体与五个维度的良好社会表现能够降低企业风险。而且，规模较大的企业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这与Benlemlih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30]。此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量为10 657个，涵盖了2010—2016年7个年度，属于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Stata15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前需要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的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认为采用固定效应方法更适合本文分析。因此，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更为合理。

1.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关系回归结果

为检验CSR整体对企业风险的影响，针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详见表5。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整体表现与企业风险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良好的整体社会表现能够降低企业风险，假设H1得以验证。此外，规模越大的企业承担的风险越低，研发投入与资本性支出越多的企业承担的风险越高，这与Benlemlih等、Jo和Na、冯丽艳等的研究结论部分一致[2][9][30]。

表4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下表同。

2.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与企业风险关系的回归结果

为检验CSR各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依托模型(2)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企业股东责任与供应链责任与企业风险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环境责任与企业风险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在股东、供应链与环境方面的良好社会表现能够降低企业风险。同时，从显著性上看，可以发现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对企业风险产生的降低效应更加突出，说明利益相关者更关注环境问题，对企业参与这种机构性CSR活动的响应更加积极，这与Godfrey等的结论一致[3]。

但企业员工责任则与企业风险呈正相关，公共事业责任则与企业风险不相关。可能的原因是：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包括消费者与投资人在内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观察到企业承担的员工责任，没有通过市场行为给予奖励与回馈，而对此投入的成本可能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其次，员工责任作为一种技术性CSR活动，其行为动机很可能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易被视为企业追求盈利的商业自私行为，所以这种活动不太可能创造出道德资本，不能为企业带来益处[3]。此外，企业承担公共事业责任之所以不会对企业风险产生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一责任的履行情况难以被观察，而CSR中更易被观测到的维度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31]。又考虑到和讯网将制造行业中公共事业责任的权重仅设定为10%，说明我国社会公众对这一责任的关注程度不够，利益相关者没有对此进行积极响应，从而不能对企业风险产生影响。

表5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各维度与企业风险关系的回归结果

总之，实证结果表明并不是CSR的各个维度均会对企业风险产生影响，造成的影响的方向与效用也有差异，即H2得以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造成的经济后果问题因其异质性和复杂性，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201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将CSR具体划分为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链责任、环境责任与公共事业责任，实证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第一，从整体上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社会发展，更为自身带来颇多益处。由CSR产生的声誉与道德资本能够为股东权益提供保护机制，当企业陷入危机时，能够削弱利益相关者对其实施的制裁，减缓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股票波动率。企业积极参与CSR活动能够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联系，缓解企业与其产生的潜在性摩擦，减少交易成本与财务风险。此外，良好的社会表现还能提高市场吸引力，削弱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总之，企业良好的整体社会表现能够减缓企业风险，结论支持风险降低假说。

第二，企业积极承担股东责任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分配给股东的红利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风险感知水平，降低股权成本。而且，企业成功经营创造出的经济利润能够为参与CSR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提高社会表现评级，从而规避诉讼风险，减缓企业风险。

第三，企业积极承担供应链责任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企业在供应链方面的良好表现能够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与客户建立信任并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有效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与可能面临的财务处罚，从而降低企业风险。

第四，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一方面，企业良好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够提高环境风险管理效率，积极参与环保活动能够提升企业形象，有效规避可能发生的诉讼风险。另一方面，披露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能够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减少企业风险。

第五，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增加了企业风险。可能是由于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观测到企业的员工责任表现，没有通过市场行为给予奖励与回馈。除此之外，我国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承担员工责任的动机持怀疑态度，而对此投入成本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六，企业履行公共事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不显著。由于我国企业对政府与公益做出贡献的披露程度较低，包括消费者与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难以对此做出响应，且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度不够，造成企业承担公共事业责任并没有对企业风险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明确了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良好的社会表现对企业风险产生的削弱效用，揭示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风险产生的影响，不仅增强了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还为企业参与CSR活动提供了参考方向。

第一，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全面认识参与CSR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将CSR与企业长期战略相融合，充分发挥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生产与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降低企业风险。另一方面，在良好的企业整体社会表现的基础上，还要有侧重地履行社会责任，重视如环保投入等机构性CSR项目的投资，使得企业获益最大化，增强企业履责动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企业良好的社会表现不仅仅能传递出高质量管理与高信息透明度的信息，还反映了该企业陷入危机时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企业社会表现良好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值得对其进行投资并与之合作。

第三，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虽然我国企业当前的社会责任意识有所加强，但整体的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较低，尤其是供应链责任与环境责任受忽视。因此，监管部门应完善或制定相关法制法规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又由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履行的部分责任难以观测，如员工责任，所以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披露情况的监督。

当然，虽然本文努力尝试在CSR细化维度方面完善现有的CSR与企业风险的相关研究，但囿于时间和能力的局限，仍有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同时也是未来可供拓展的方向。具体表现在：首先，CSR的测量有待深入挖掘。本文采用了较为客观的和讯网CSR评分，但如何更加精准地度量CSR仍值得深入的研究。可以尝试利用因子分析法、相同权重法、KLD评价法或者开发一种新的CSR测量方法去评价企业的社会表现。其次，CSR影响企业风险的路径有待细化。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企业良好的社会表现能够形成道德资本等无形资产，能够减少股权成本与违约风险，减缓资本约束进而降低企业风险。但这一路径过程并没有经过实证验证，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这一影响机制。最后，试着将视角放眼国际。本文聚焦于企业本土社会责任的履行，并未涉足国际化经营领域。已有学者研究CSR对国际化战略的影响[32]，因此从国际化视角出发探究CSR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