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杰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机器是大工业时代劳动资料的核心构成要素，是18世纪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和动力。在以往马克思技术思想研究视域中，焦点被置于生产方式之上，机器作为前提少有人追究其发展历程、区分其与工具的差异。当审视机器这个前提时，发现马克思在机器方面的论述颇丰。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从分工入手阐述机器的生成，但又没有停留在对机器本身的阐释，而是将机器置于生产方式中来分析机器的运用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

一、分工：机器诞生的社会基础

分工是马克思分析和研究机器的逻辑起点，他首先区分出两种分工：社会分工和工厂手工业内部分工。他把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视为机器产生的直接动因，把“工场手工业基础的那种分工”[1](P53)作为机器产生的前提，这种工厂手工业“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2](P244)，是介于现代大工业与中世纪家庭手工业之间的一种生产模式。它的特点是：“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2](P248)。在工厂手工业中劳作的工人，已经不再必须具备熟练的技巧，即劳动者的手已经被解放出来，最初的机器恰恰就诞生在工厂手工业这个时期。作为工厂手工业基础的这种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同类用途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而工具的专门化使机器的诞生成为一种可能。从机器的发展进程看，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是以分工为前提，机器的出现也是以分工为前提，而不是先有机器然后才有分工。

就机器和分工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分工和机器》中谈到，“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2](P246)，而机器又是“劳动工具的集合”[2](P245)，因此，机器与分工是不可分割的。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力，分工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就机器对分工的影响而言，马克思认为，“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2](P246)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让传统“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2](P90)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这些不断改进的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逐步战胜了手工劳动。另一方面，就机器的发展对分工的影响而言，“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2](P246)。以18-19世纪的英国为例，“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2](P246)。值得说明的是，机器大工业体系确立后，马克思所谈的分工是“机器体系间协作”意义上的分工。

二、机器：劳动工具的集合

关于机器和工具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做过说明。比如，萨伊和拜比吉曾作出详细区分。萨伊以简单和复杂来区别两者，他认为，“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拜比吉则从动力视角来区分机器和工具，他认为，“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2](P245)。然而，马克思否定了“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及“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3](P428)等论断。马克思认为机器与工具的最大不同在于“机器用自己的工具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也就是说“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工具”，而“至于动力是人还是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3](P430)。马克思认为，工人同时操作工具的数量，受到“他自己身体器官数量的限制”，劳动者一般只能操作单个工具来进行生产(如图1 所示)，而珍妮纺纱机却能同时用12-18个纱锭。珍妮纺纱机就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工具机，它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受自身器官的限制。

图1 人与工具机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机器与工具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工人从用手去实际操作，转变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3](P431)。机器生产将手从工具生产中解放出来，使传统劳动者向现代劳动者转变。马克思对“机器”的认知，深受尤尔《工厂哲学》的影响，他在尤尔机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从机器体系的视角来界定机器。

三、构成发达机器的三大部件：原动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

关于机器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将其精炼的表述为：“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2] (P246)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2](P245)，它包括发动机(蒸汽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三部分。“真正机器”出现之前，机器形态历经何种发展历程？笔者追随马克思的脚步，将机器概述为三种形态：原初机器、以自然力为动力的机器及拥有恒定动力源的机器。

所谓“原初机器”，就是仅拥有工具机部分的机器(如图2所示)。在马克思看来，工具机不仅是工业革命的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3] (P429)的起点。因此，分析机器演进时，马克思首先从工作机部分谈起。譬如，分析脚踏式纺纱车时，马克思指出随着纺纱车本身的改进，它取代了以前需用手完成的操作，劳动者只为纺纱车提供动力，这样脚踏式纺纱车就由工具转化为机器(手工机器)。此时，被解放出来的手的工作，只用来纠正工具的差错，不再介入操作。与之相伴随，手的技巧属性被抛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1764年工程师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就是最初意义上的机器，它是原有纺纱工具不断改进的结果。

图2 原初机器

以自然力为动力的机器(如图3所示)。原初机器与工具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3](P432)，人由技巧的工作，转变为机械的为工具机提供动力。机器没有在这一步停留太久，珍妮纺纱机出现不久，工程师就将自然界中的风力、水力通过一些传动机构，为工作机提供更强大的动力，这就是以自然力为动力的机器。譬如，1767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的以水力为动力的经线织机就是第二阶段上的机器。由于卷轴纺纱机“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使用机械动力，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2](P92)，所以恩格斯将卷轴纺纱机视为除了蒸汽机外，“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2](P92)。另外，像赛米·尔克伦普顿于1785年发明的走锭精纺机(又称“骡机”)，也是这个阶段机器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经线织机”“骡机”等机器都是由水力所驱动，生产饱受地理区位、自然季节等条件的限制，这必然促使工程师去寻找新的动力驱动。质言之，以风力、水力等自然力为动力的机器，有其致命的缺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这势必诉求恒定动力源的出场。

图3 以自然力为动力的机器

蒸汽机的改进与推广就是伴随着这种诉求应运而生的，“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众所周知，从17世纪末开始，蒸汽机就已出现，而到18世纪80年代蒸汽机仍没有引起工业革命，更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这说明蒸汽机的使用比蒸汽机本身更重要，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工具机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合法性。作为提供恒定动力源的蒸汽机是瓦特改良的双向蒸汽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3](P433)，而且就使用地点而言，“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3] (P433-P434)。蒸汽机与工具机的结合，无疑为大工业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正如瓦特在其专利说明书中的表述：蒸汽机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3](P434)。

在马克思看来，发达机器(如图4所示)的另一主要构成部件——传动机构——是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3](P429)。“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3](P429)传动机构的发展是伴随着工具机和原动机的演进而发展的。

图4 拥有恒定动力源的机器

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过渡，马克思区分出两种情形：其一，“机器决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1](P53)。其二，“机器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1](P53)。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产生机器的途径可归结为“从最古老的劳动工具中产生出纺纱机和织布机，而无须任何进一步的分工把这些工具所完成的操作分得更细”，这里谈的分工是工厂手工业基础的那种分工。就第二种途径而言，产生机器的过程归结为“利用机器制造机器本身”[1](P53)。在马克思看来，工业革命发端于第一种情况所谈到的机器(工具机)；第二种情况所谈及的机器是在采用机器生产形成规模后才真正出现，它用机器生产机器，是大工业建立起来的技术基础。

从1785年起，詹姆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已用来发动纺纱机，随后其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各领域广泛使用。“真正机器”的快速推广，引发了产业革命的浪潮，人类从此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的时代。马克思揭示出：“机器不仅是一个能够带来更高生产力的物，而且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所承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4](P51)

四、机器的伦理思考：从“器官延长论”到机器对工人的压榨与排挤

依照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工人通过机器来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过程时指出，“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5](P77)，也就是说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人体器官是最早的工具，比如“手”。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们的自然的肢体”[5](P77)，由此，从伦理向度透视机器的生成，马克思提出了“器官延长论”。进一步分析，器官延长本身包含“肢体延长，体能放大”和“感官延伸，智力放大”两方面，与之对应的机器亦可分为“机械机器”和“智能机器”。

马克思对机器的研究并没有停留于机器本身，而是将机器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视角来进一步研究。“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2](P24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在追逐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机器得以广泛推广使用，在此意义上，机器使用更值得深入研究。亚当·斯密认为，将机器纳入生产环节的初衷在于，解放劳动力，减少工人的辛劳，马克思对此提出了质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看到，机器在现实生产中并没有真正解放劳动力，与此相反呈现出对劳动力的新控制与奴役。及至《资本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采用机器生产的目的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机器演变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机器的使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有本质的区别。”[4](P54)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真包含于机器的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新)机器的使用与否，取决于(新)机器能否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减轻工人的辛劳。

资本家采用机器生产的目的在于追逐相对剩余价值，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将机器做了进一步归属。他从资本的有机构成出发，将机器归属为“不变资本”，也就是说，机器只发生价值转移不创造新价值。资本家在机器改进与推广中持续进行资本投入，直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成为一般趋势，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社会后果，最终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依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逻辑，当工人被自动化机器完全取代时工人将何去何从，马克思从扩大再生产的视角做出了回答，他认为资本积累蕴含的扩大再生产(包括新行业的出现)是工人重新就业的基础。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来临，“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已经不再是劳动，而是吸收科学、智力和知识体系的固定资本”[8](P36)，为此马克思从周转时间入手，将机器界定为“固定资本”。

“原初机器”的出现和推广，把劳动者的手从生产体系中解放出来，劳动者在生产中利用工具。原初机器给社会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如“像珍妮纺纱机这样很不完善的机器就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P92-P93)，兼营农业的织工消失，新兴织工阶级出现。卷轴纺纱机、骡机等以自然力为动力的机器的出现，将劳动者从机器系统(动力)中解放出来，但又把他们束缚在机器重构的生产系统上。以蒸汽机为动力源的大工业机器生产体系的推广“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2](P247)，劳动者服侍机器，他们的职能遭受分割，劳动逐渐丧失了专业性。劳动者“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他们“在价值增值过程和一般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直接导致“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分离”[8](P37)。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持续对机器做了详尽的关注与分析，不管是异化劳动视角、固定资本视角，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视角，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人，从对人解放的关注、对人生存境遇的关怀到人的价值实现，都体现出马克思研究机器的旨趣在于对人的关注。

五、智能机器：以“控制机”为核心的现代机器

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大生产是以“机械机器”(肢体延长)为主导，那么当下社会生产中普及的机器以(人工)智能机器(智能放大)为主导，本文将(人工)智能机器划归到现代意义上的机器(如图5所示)。与工业革命时期相比，当前机器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构成要素增加了“控制机”部分。智能机器的控制机是将人的意图程序化，进而将预先编写的程序内嵌到机器的控制机部分，使机器按照人的意图逐步完成既定任务，如全自动洗衣机。而人工智能机器是在程序化控制机的基础上，进一步给予机器控制机部分更大的自主权，如无人驾驶技术、机器人。就现代机器的分类来看，可划分为“控制命令式机器”和“情感式机器”。从智能机器生成的人类学根源看，它本身也是“器官延长”，是人大脑延长的结果。

图5 现代机器构造示意图

以“控制机”为内核的智能机器与传统大工业机器相比，逐渐弱化(甚至取消)机器的三大部件。控制机在机器上最常见的是以单片机(微型控制器)形式存在，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如通讯设备、智能电器、实时工控等。控制机的发展和演进，尤其是“控制命令式机器”和“情感式机器”的推广，直接促使机器伦理成为显性伦理问题。当机器演变为“自主伦理主体”后，机器除外在使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之外，开始逐步内在变革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机器伦理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机器生成语境和机器的实践语境中来完成。

六、马克思机器思想的当代价值：机器伦理问题的解答

从时下机器的演进逻辑看，机器控制器开始由“普通智能系统”向“人工智能系统”转变，普通智能系统是“以满足目标函数的经典算法，是解决其结果是可预测性问题的算法”，而人工智能系统是“模仿人类大脑处理问题的方法……人工智能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处理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性的”[6](P23)。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呈现出从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的物质力量向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精神(智慧)力量转换。机器给人类带来的变革开始从外在肌体的辅助性帮助向内在身体精神方面的能力提升转换，从体能到智能，从肢体到大脑，与之相伴随的机器伦理也被凸显出来。从广义的机器伦理看，它包含两个向度：其一，机器推广、使用过程中带来的伦理问题。比如，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其二，在机器的控制系统中嵌入符合伦理原则的相关程序，使其具备某种伦理决策，机器将成为自主道德的承担者。比如，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在生产生活领域，劳动主体从“人”转向“机器”，与之相应的道德行为主体也从“人”转向“机器”。因此，当下兴起的机器伦理，主要指人工智能机器伦理，其构建的伦理愿景是让机器“发展为自主的道德能动者，从而使我们可以教会他们分辨善恶并以符合伦理的行为与人相处”[7](P35)。不管是“体能放大机器”，还是“智力放大机器”，它们带来的伦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回到生产(使用)语境中来。

不管是马克思语境中的机械机器伦理还是当下的智能机器伦理，人机关系是其核心议题。从人与机械机器的关系看，机械机器将劳动者从自然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之同时又将劳动者束缚在机械机器上；单个行业的发展出现机械机器排挤工人，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又不断吸纳工人再就业。从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看，智能机器极大地介入我们的生活领域，具体体现为“穿戴式结合、附加式结合、穿透式结合、嵌入式结合以及超嵌入式结合”[9](P98)。从机器改变的人际关系及人己关系看，“人的工作的结构改革，是由切割肢解的技术塑造的，这种技术正是机械技术的实质。自动化技术的实质则与之截然相反……自动化的实质是整体化的、非集中制的、有深度的。”[10](P522)机械技术对应的是机器大工业时期的机器，而自动化技术更大意义上指当下智能化的机器。机器变革的“人机关系”“人际关系”“人己关系”，需要回到机器的生成过程、设计过程来理解，走进特定生产方式的机器使用过程来阐释。

从“人体器官延长”到“机器重塑人体器官”，机器的发展趋势是趋向于人，由外向内逐步逼近于人。机器从满足人类部分器官功能替代的需求开始向人类精神生活方面渗透，它开始真正介入人类的生活世界。机器由外向内的改造人类，致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机器与机器的关系发生变革，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产生活。立足当下，伴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机器嵌入，人工智能机器伦理必然会成为热点问题，基于对机器伦理的分析，我们看到就“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关系而言，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延展了人类认知”[11](P6)和人的实践。

回到马克思的机器思想，我们发现机器的演进及其伦理问题的解答，需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回到特定生产方式的生产语境(包括机器的设计与使用语境)、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而非仅局限于脱离现实的道德说教。即，机器伦理的解答是在机器实践语境中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