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元645年是百济与唐朝关系的分水岭，645年唐丽战争以前两国一致保持着传统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联系。在此次战役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由平稳开始转向紧张。一方面源于百济自身的左右摇摆，一方面源于唐朝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倾斜及转变。

【关键词】 百济 唐 关系 恶化

645年的唐丽战争在百济与新罗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多种原因，百济与唐朝传统上的朝贡平稳关系逐渐遭到破坏并逐渐转向紧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构成。

一、新罗方面

（一）既定政策的失误。百济时常出现左右摇摆、举措不定的情况。隋唐時期的百济一直处于观望态度：在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以提升自身地位、维持两国之间良好关系的同时，百济还积极开展同高句丽、之间的关系。企图与两方同时保持密切关系的百济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并经常出现左右摇摆、举措不定的情况。譬如，百济与唐关系本来趋于平稳，但在唐丽战争中百济表面接受唐诏书实质上并未出兵高句丽。而此后本亲近高句丽与唐断绝外交的百济在遭受新罗重创后于650年重新恢复了与唐的邦交。百济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使得唐朝对其逐渐心存疑虑。

（二）百济枉顾唐朝劝谏对新罗再三挑衅。唐太宗时期，虽然百济和新罗同时向唐朝遣使朝贡称臣，但，显然，唐朝更为器重的是新罗。

百济向唐朝遣使朝贡称臣的同时，却枉顾唐太宗的诏令，不断对新罗进行挑衅。例如，公元627年8月，百济武王以国书的形式在熊津集结兵士，准备大举侵夺新罗领土。唐太宗接到新罗的告急后，便立即向百济王发书，企图拦下阻止其进攻新罗的步伐，玺书曰：“王（百济王）世为君长，抚有东藩，海隅遐旷，风涛难阻，忠款之至，职贡相寻……甚以嘉慰新罗王金真平（真平王），朕之藩臣，王之邻国，每每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恃兵做残忍之事），殊乖所望（并非朕所望）。朕已对王姬倍福及高丽、新罗使人……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其笃邻情，即停兵革。”1然而，百济在接到唐太宗玺书后百济仍然大肆进攻新罗，一鼓作气，攻略新罗七城。此后，百济甚至企图联兵夺取新罗西海岸出海口，彻底堵截百济前往唐朝贡的通道，进而隔断两国之间的相互来往。

（三）对唐外交恢复的失败。公元641年百济义慈王承继王位时，唐太宗从官方上授予义慈王与新罗王对等的爵位，以笼络和拉近和百济的关系。百济对此似乎无动于衷。百济并没有放松对新罗的掠夺，甚至利用唐与高句丽对垒的空隙加紧对新罗的侵略。甚至在645年唐丽战争爆发后，将隋征高句丽时百济左右摇摆不定的戏码故伎重演。正是因为百济的左右摇摆导致高句丽征伐失败的唐王朝对百济心生厌恶。此时的百济亦疏远唐王朝并中断了对唐的朝贡政策。

此后，在与新罗的战事中不断失利的百济为了化解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尴尬局面，在650年重新与唐交好。但初登龙椅的唐高宗延续的仍是太宗时的对朝政策即：扶持新罗，保持三国之间的平衡状态。因而百济重新来朝的举动并没有感动高宗。同时，高宗对百济进行了告诫，并下达了最后通牒。关于唐高宗对百济的劝诫，《资治通鉴》进行了记载：“是岁，百济遣使入贡上戒之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2可以看出，这便是是唐朝对百济下达的最后通牒更是唐对百济的最后底线。其间百济曾再次遣使朝贡，试图进行与唐修好的最后一搏。但此时的唐朝昭彰了扶持新罗以压制百济的政策倾向性并以武力相胁迫。至此，百济完全放弃了与唐修补裂痕。此后百济转而与倭国和高句丽相依，与唐关系则跌至冰点。

二、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改变

作为中原王朝的唐建立之后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当时东北亚政治秩序的中心。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了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都迫不及待地派遣使者前往长安对唐称臣纳贡。唐朝建立之初，国内一片萧索，政治局面并不稳定，甚至在边疆地区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威胁譬如强大突厥从唐建国便是其潜在的隐患。此时的中原王朝-唐朝正致力于国内问题的解决无暇顾及国外。因而，此时的唐对三国只能采取较为温和的调停政策。后，随着国内时局渐趋平稳，唐介入朝半岛纷争的野心开始发轫并不断加深。

645年唐丽战争爆发之前，唐与朝鲜半岛三国之间虽然来往不断但各有侧重。因侧重对象交往程度的不同，唐对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调解政策不断改变。具体来看，唐朝在七世纪前半期与百济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稳，但在唐结束突厥这一潜在的隐患之后，其政策开始转向扶持百济的对立国—新罗，以压制百济和高句丽，且日益明显化。尤其是七世纪五十年代各国力量经过整合，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战线分明的两大军事同盟进行对峙后，唐朝根据当时形势再次改变了对半岛的态度，即：“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3

三、新罗对唐的鼓动

自六世纪中以来，随着新罗的崛起，两国之间冲突较之以往更为尖锐，仍在继续。作为新罗最大敌人的百济瞬时成为新罗的心头隐患。为获得外援击退百济，新罗在对唐朝贡时不免夸大其词，乃至诋毁百济。648年金春秋向唐请兵攻打百济时的大肆渲染无疑增加了唐对百济的敌对感。或因新罗的推动，唐在百济次年朝贡时并无满心欢喜，反是态度强硬。据此，新罗对唐朝贡时对百济的各种言辞使得唐朝与百济关系更加疏远，两国关系加速恶化。

四、结语

作为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政权之一的百济，在公元645年以后与唐王朝关系开始走上下坡路，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摇摆不定及对唐外交恢复的失败;另一方面源于唐朝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除此之外，还有新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

【注 释】

1 宋祁.欧阳修.旧唐书：东夷列传.百济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0.5321.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00·唐纪 15[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1.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00·唐纪 15[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1.

【参考文献】

[1] 姜孟山.朝鲜通史：卷 1[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234-268.

[2] 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朝鲜简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321—323.

[3] 苗威.唐朝平灭百济析论[J].韩国研究论丛·总第三 十三辑，2017（1）.5.

[4] 李大龙.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考辨[J].高句丽·渤海历史文化，2016（3）.1-5.

[5] 金锦子.五至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三国纷争与东北亚政局[D].延边大学，2007.

作者简介：刘琳 女 河南郑州 硕士研究生 中朝古代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