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雯

一、引言

2018年12月青岛证监局对亨达股份发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结果为，亨达股份主要涉嫌虚假陈述等信披违规事项，董监高被罚款。2019年1月证监会发布了首份市场禁入决定书，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钟永和、孙建伟做出处罚。处罚书称，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幕后虚增利润，而大信事务所却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由此可见，虽然证监会管控严格、打击强力，但仍可见诸多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案例。在两权分离的时代下，刚上任的高管作为会计信息的披露者，很有可能对公司的盈余信息进行操控。因此，新任高管出于自利动机，是否会加大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状况如何？内部控制是否可以抑制新任高管对企业的盈余管理呢？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内部控制、盈余管理与高管变更两两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三者的交互影响，学术界鲜有涉及，这也为本文的研究带来了契机。因此，笔者将从内部控制、盈余管理和高管变更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展开论述。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关于高管变更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丰。关健（2017）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未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在高管继任的第一个会计年度，一方面，企业的收益仍与前任高管的管理绩效挂钩，新任高管在此期间没有必要对公司的盈余状况进行正向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