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璧瑞

摘要：本文借用文化记忆理论关于记忆书写的功能、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建构、记忆与历史叙事的关系等论述，对重要回忆录文本《回忆录四部曲》和《巨流河》做出探讨。论文分为两部分，首先分析文本记忆书写的动机和功能，将其概括为寻求意义和治愈创伤。具体表现为以记忆为时代作证、通过回忆确定存在的意义——我忆故我在、治愈或纾解创伤;进而讨论个人回忆与历史叙事的关系，认为鲜活的、充满激情的回忆同样可以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甚至可以提供传统历史叙事所难以提供的更具体丰富的经验，因此两部回忆录文本应属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巨流河》中历史的呈现主要通过个人和家族的命运轨迹和亲情、友情的抒发来完成;《回忆录四部曲》有着更多样的历史叙事方式。

关键词：文化记忆;文学—历史叙事;《回忆录四部曲》;《巨流河》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3-0047-07

在各类文体中，没有比回忆录这一文本形态更适合讨论记忆问题的了。世纪之交，台湾出现了一个书写社会历史、家国情怀、个体经验、族群身份的纪实性写作潮流。诸多文本中，《回忆录四部曲》的书名已经直接表明了文体特征;《巨流河》在篇末的作者纪事中被归类为“记忆文学”，也可见其对文本的定位。所以，虽然这两部重要文本兼具回忆录、自传、家族史和历史叙事特征，但“回忆”才是它们的中心议题，是书写的根本性质。这里的回忆均源于书写者主体，它们以个人回忆为支点，带动时代记忆。

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记忆研究在经历了带给西方重大创伤的战争和战后社会问题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文化记忆理论，对与记忆相关的文化现象做出了深入的辨析，确立了记忆研究的诸多概念，如记忆与回忆的分别、记忆的不同模式和功能、记忆的媒介形式、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等，并将记忆理论普遍用于战后创伤和对纳粹暴行的记忆分析中。记忆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解读文学和历史文本业已成为通行的批评方法之一。本文试图从文化记忆角度展开对上述两部文本的再探讨，重点讨论记忆书写的动机和功能、记忆书写与历史叙事的关系等。在此不做更多理论概念的辨析，而是围绕记忆文本展开论述，侧重把记忆当作书写者已有的往事库存，把回忆当作让这些库存重见天日的行动，在使用上不刻意区分两者。

一、记忆书写的功能：寻求意义、治愈创伤

“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①在记忆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是要说明“一個现象要先消失，才能完全进入人们的意识。”即“回忆只有在相关的经历结束后才会开始。”②这里可以引申为那些记忆所代表的事件和情感即将或正在被遗忘，回忆之门随即开启。这种遗忘不仅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还由于存在一些特殊因素，使一部分记忆难以汇入现存的主流记忆叙事中去。在20世纪中国，在海峡两岸，这种情形并不罕见。而今，跨越1949大陆与台湾的一代流离者的身影正逐渐远去，他们的悲欢歌哭也慢慢沉入历史的深处。独特记忆的拥有者尝试以回忆留住自身、群体和家国的经验，为历史作证，为创痛疗伤，不但出于个人的强烈意愿，也是时代赋予的机遇。研究者认为：“在时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过去，并不能全部归入职业历史学家的照管之下，它会以争执不已的要求和义务的形式出现，继续对当下施加压力。单数的历史这一抽象的综合命题如今受到许多不同的和部分相互矛盾的记忆的挑战，这些记忆都想要行使获得社会认可的权力。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携带着自身体验和要求的记忆已经成为当今文化中一个争相抢夺、充满活力的部分。”③

上述两部回忆录的作者王鼎钧和齐邦媛生于同一时代，文化身份相近，共同经历了现代中国最大规模的战乱和迁徙，共同拥有书写历史的意愿和能力，也同样在人生的暮年完成了个人对时代的追忆和再现。按照王鼎钧自己的说法，“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依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④既然已经到了参透、放下的人生时段，为什么贯穿两部回忆录的却是难以抑制的倾诉欲望和遮掩不住的岁月激情？因为在欲望和激情的背后，是拯救记忆、拒绝遗忘的心理动因。这里存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现有的记忆书写和历史叙事中，缺少他们和他们身处的群体曾经有过的生命历程的记录，而这本来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二是生命历程中的细节与情感如此充满伤痛和与众不同，如此不吐不快、酣畅淋漓，也是大历史叙事所难以替代的。文本在两岸引发的巨大反响也印证了这些记忆在历史、社会、人心中的不可替代性。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命运，文本的意义在不同地域也会不一样，在台湾，这是迁徙流离一族写给世人的留言;在大陆，这是历史缝隙中被遗漏的故事。

两部回忆录共同的功能，首先是以记忆为时代作证。这也是两位作者的主要写作动机：“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⑤“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因为“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⑥也就是说，他们担心，没有自己的书写，那曾经历的一切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黑洞里。所以读者才知道，记忆里有战火中的求学、求生，有臭虫和疥疮，有身边侥幸没有爆炸的手榴弹，有不断更换的军装和身份，有冒死渡海的命悬一线，也有墓碑前的心潮澎湃。他们相信自己有资格有义务对历史和后人做出交代：“我没能看得十分清楚，可到底是看过了。我是退潮以后沙滩上露出来的螺，好歹也是在海水里泡过的，锥形壳内深处残存涛声。我并非最有资格发言的人，也并非全无资格发言的人。”⑦“在台湾还活着能写这个的已不多了”;“像我经历这么多事情的人，如果不说的话，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么多年我在等人家写，但是我没有看到。想了许多年，还是自己写了。我总觉得有这个使命感。”⑧在此，个人记忆已经被赋予时代证言的身份。

记忆书写的又一功能是通过回忆确定存在的意义。这里的存在既是个人生命的价值，也是集体经验的一部分，所以王鼎钧要说：“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⑨这些经验“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我沿着巨流河追踪自幼年起的漂泊往事，即开始寻求受苦的意义，或者诗的正义能解释我写的意义，或者不能，但是我写此书至少是有寻求诗的真理的努力。”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研究者认为回忆的行为发生在时间之内，“时间积极地参与到回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回忆行为的心理动力。由于这种重构性，当年的经验在今天的回望中会得到新的理解，回忆中的故乡、抗战与内战，以及无数人与事，在“一九四九以后外省人也渐渐失语失忆了”的现实语境中，在饱经沧桑的王鼎钧和齐邦媛的眼中，其意义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考察记忆书写，不但要看回忆者回忆了什么，还要看回忆者的心境和所身处的社会语境。如果他在回忆的此刻恰逢这些记忆可能被湮没，或相似的回忆极度缺乏，且这种湮没或缺乏可能带来更大范围内历史经验的缺失，那么他的回忆动力就会增长，他依靠回忆获得个人存在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意愿也会增强。记忆通过书写被赋予的意义和书写行为本身的意义相叠加，我忆，故我在。

与寻求存在意义相联系，回忆是一种抵抗，也是回忆者的诺亚方舟。它所抵抗的是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断裂可能导致的遗忘，它作为记忆的方舟也收容了回忆者及其父祖辈的精神，成为他们灵魂的寄居地。通往过去的道路在回忆者看来并不是顺畅的，因为历史的断裂、共同经验的缺乏，此岸和彼岸的经验难以交叉重合，这些不被兼容的记忆就可能不免被遗忘。此时，回忆可以有效固定在时间中不断被损耗的记忆，填平不同经验之间的裂隙，并使回忆者获得心灵的安顿。所以齐邦媛要说“《巨流河》是我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治愈创伤是记忆书写的又一重要功能。不难发现，创伤记忆占据两部文本记忆内容的很大比重。两位回忆者的创伤记忆和战乱、流离这些20世纪中国的苦难历程直接相关，但却无法像许多大陆书写者对这段经验的表现那样将创伤转化为苦难——胜利模式，即苦难与胜利的因果关系。他们的苦难需要一个出口，记忆书写不单是个人经验和情感的抒發，也提供了记忆传承的可能，使苦难得以转化为共同记忆;记忆书写同时构建了回忆者的身份认同，创伤记忆也不例外。两部文本均可见波谲云诡的世事如何影响到回忆者的认同意识，《巨流河》多次诉说国家的分裂、政治的翻云覆雨、故乡的难以复原、故友的四散飘零带来的悲愤和哀伤;王鼎钧的“江湖”有着更多的纠结、拉锯和矛盾，在经历了无数政党冲突、民族冲突、人际冲突、生死冲突之后，在亲历了所追随的群体内部的猜忌、密告、背叛之后，他不再轻易认同某种确定的事物。由记忆累积的认同问题并不能在现实中得到解决，这应该是他们所承受的超越具体肉身磨难的精神创伤。回忆者除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之外，最终从政治认同、党派认同中逃逸，将对世界的关怀与评价散射为对家乡、奋斗经验、亲人、同窗、同袍的回忆。书写之后，“苦难——放下”的心路形成，之间的过渡是回忆的完成。回忆既抵抗时间的遗忘，也抵抗空间的阻隔，齐邦媛以书还乡，以记忆书写与她的父辈一起抵达故乡。

然而创伤是否真的平复了呢？某种程度上是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又不那么肯定。记忆书写帮助他们固定了记忆而无被遗忘之虞，但生命的苦难和认同的缺失仍无法在书写中得到完全治愈。也许这部分中国人的创伤本就不可治愈，但依靠回忆可以获得纾解。在回忆中，“已经失去的被重新建立，痛苦的得到缓解。这些伤口虽然没有通过回忆得到治愈，但是痛苦减轻了。”齐邦媛从巨流河出发来到哑口海，虽然涛声消隐，却激情永存：“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他们可能没有真正“放下”，回忆中的抒情或许既意味着创伤的纾解，又暗示着创伤的永不痊愈。

“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正如王鼎钧自己所说：“‘每个时代都是独特的时代，都会留下独特的东西，‘四年级也有一些独特的迷离，独特的激动，独特的觉悟，应该留在人间。那时，我‘主修过几门功课，得到许多纪念品。我收藏、谛视、摩挲，最后，我要公开。”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亲历历史的人们“进入了一个回忆不断增加且欲将这些回忆固定和传承下去的年龄段”，“那些回忆在今天还是活生生的，到了明天就只能借助于媒介进行传播。这种过渡现在就推动着很多当事人将自己的回忆工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他们通过回忆书写将特定历史“纪念碑化”，“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书写和写入的过程是记忆最古老的、经过漫长的媒介历史仍然最常用的隐喻。”这或许可以解释回忆录书写的又一动因，虽然这一因素可能根本是不假思索和源远流长的。

二、个人回忆与历史叙事

“凡是曾有记忆的地方，就该有历史。”“凡是曾有回忆的地方，就该有集体记忆。”

较早的文化记忆研究者如哈布瓦赫、诺拉等，对记忆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已经做出解说。在诺拉看来，“记忆和历史远不是同义语”，他认为记忆是鲜活的，总有现实的群体来承载记忆，因此始终处于演变之中，服从记忆和遗忘的现实法则，容易受到各种利用和操纵，时而长期蛰伏，时而瞬间复活，历史则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重构;记忆是当下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再现;记忆具有情感色彩，容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历史则要求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记忆是神圣的，历史则去神圣化;记忆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而历史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记忆是具象的，历史关注事件和事物的演变;记忆是纯粹和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这的确说出了人们在理解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时容易联想到的差异，而记忆的流动性、个人性以及由此引发的“非权威性”的联想，似乎也可以成为人们质疑回忆的真实性、代表性，或选择某些回忆、摒弃另外一些回忆的理由，特别是在崇尚单一历史叙事的场域，这种认识会更加明显。即便如此，诺拉还是关注记忆向历史的转化问题：“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全都不是记忆，而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的火焰，全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或者说，记忆和历史本处于同一事物的两极，记忆一端会逐渐走向另一端，被历史所消化，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较晚近的文化记忆研究者那里，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有新的调整，更倾向于模糊记忆和历史之间的界限，将记忆纳入历史，与之共同承担传统历史叙事的角色，观察回忆能给历史提供什么。研究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学者认为：“难道幸存者的回忆必然是充满激情的，因而不能充当历史文献吗？或者说（尽管显得主观和令人眼花缭乱），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理解作为见证人的幸存者的回忆，可以扩展我们对事件的历史性的理解？”因此“只有兼顾幸存者的声音，才能确保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因为这样的历史叙述把两种真实性结合在一起了：历史报告的科学的真实性和幸存者回忆的偶然的真实性。这才是一种既具有如此的‘深刻性又具有经验有效性的叙述。”关于回忆的真实性，同样有研究认为：“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也就是说，那些鲜活的、充满激情的回忆同样可以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甚至可以提供传统历史叙事所难以提供的更具体丰富的经验。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使被遗忘的角落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获得历史之光的普照，更可超越所谓历史的冷冰冰的知识，通过感受激情和经验，清晰地理解身份认同、创伤记忆等问题。这种认识的改变或许与世界各地口述历史的普遍展开和回忆形式的多种多样相关，也和现代社会注重不同人群的多重经验相关。历史叙事已不再仅有传统一种样貌，不同回忆形式的广泛呈现肯定会给传统历史叙事增加新的视域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