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2019-07-05钱虹

华文文学 2019年3期

关键词：伤痕

钱虹

摘要：卢新华是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从1978年发表《伤痕》以来，至今已发表、出版短篇和中长篇小说数十篇（部）、随笔集二部。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伤痕》外，还有《紫禁女》《伤魂》《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等。虽然其身份经历了从中国知名作家到美籍华人作家的转变，但却初心不改，依旧关注着中国大地的城乡变化，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观念，从道德到心理层面的冲击与嬗变。他依旧担负着反映中国现实问题的社会责任感，从未放弃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与作家“揭出病苦”的良知。本文以他40年来的创作历程为脉络，从《伤痕》至《伤魂》，论述其40年来不同时期小说及随笔的创作意蕴、艺术追求及其成败得失。

关键词：华文作家;卢新华;《伤痕》;《森林之梦》;《伤魂》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3-0022-08

引言

先从1978年8月《伤痕》的发表说起。

卢新华和我属于同代人：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77级大学生。当时，他在上海东北角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而我则在上海“西伯利亚”的华东师范大学。最早知道卢新华的名字，是在1978年8月。那年上海的夏天奇熱无比，到了8月中旬，由于我打算申请免修下学期的“语言学概论”，要在开学前先进行该课程考试，考试通过就可免修，我就提前回到学校复习功课。那时已有部分同学陆续返校。有一天，一位同学手里拿了一张8月11日出版的《文汇报》，只见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着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卢新华。这样特殊的规格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是十分罕见的。之后也只有为“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平反之先声的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其剧本在报刊上全文刊发过。和当初贴在复旦大学校园的墙报上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情和热泪盈眶相仿，这份罕见的报纸很快就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中传阅开来，并引起了强烈共鸣与热烈讨论，间杂着激烈争辩。于是，我知道了“卢新华”和他的小说《伤痕》。

一、《伤痕》、《上帝原谅他》的伦理重建

今天看来，《伤痕》这篇文字技巧甚至显得不无稚嫩的短篇小说，当时却给人们以及中国文坛以极大的震撼。这种犹如高级别地震般的震撼力，是此后的中国文坛所难以想象和不可重复的。正如后来有人不无夸张所说的：“当年读《伤痕》，全国人民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①《伤痕》通过一位自以为听党的话、立场坚定而与“叛徒”母亲决裂的女知青王晓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捉弄，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秩序的破坏和杀伤力？它烙在中华民族肉体上、精神上究竟是怎样的一道道“伤痕”？这个问题，本来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的命题与范畴，本不应该由文学家来做出解答。然而，十年动乱刚一结束就出现的“伤痕文学”，其所承担的恰恰是本应由哲学家与思想家来承担的历史使命。比如，人们需要找到控诉“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灭顶之灾的突破口，《伤痕》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突破口和宣泄口。它的横空出世，犹如开启了亿万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扇扇紧紧封闭的情感闸门，于是，亿万中国人可以在一夜之间为一个女知青及其母亲的生活遭遇及其悲剧命运而潸然泪下，并且很快将亿万人的泪水化为汹涌澎湃的浪潮，成为冲破思想禁区和精神桎梏的滚滚洪流。并且，它一扫十年动乱时期“假大空”“高大全”式的虚假文风，为中国文学恢复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年轻的卢新华就是这样用文学的肩膀担起了直面社会现实的“道义”。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少见的由短篇小说一举成名的青年翘楚，《伤痕》发表之后的翌年，他就和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等一批老作家们一起，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作为一名在读大学生，在当时，这是何等荣耀之事。之后，他又接连写了《上帝原谅他》《晚霞》《表叔》《爱之咎》等短篇小说②，继续承担着揭露和批判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与荒诞性的“道义”，尤其是对于人伦天性和亲情纽带的颠覆、割裂与戕害所造成的民族灾难与恶果的揭示。如果说《伤痕》是由于政治因素而致使王晓华母女关系破裂而造成无法弥补的亲情沦丧;《上帝原谅他》，则似乎是《伤痕》悲剧的另一种结局的展示，即父子关系决裂后，重建与修复血缘关系、人伦天性的不易和艰难：儿子陈卫国与王晓华一样，十年动乱中与“走资派”父亲陈苑决裂而义无反顾地甩手离家;粉碎“四人帮”后，他怀着悔恨之情返城回家。然而，复职后的父亲却不像王晓华的母亲那样，伤透了心的他无法原谅儿子当年的无情无义。亲情修复无望，父亲的冷漠致使忏悔未果的儿子不得不再次离家，只身返回农场。小说的结尾处，陈卫国为扑灭山林大火而身负重伤，陷入昏迷，在他恢复知觉后，终于接到了父亲的电报：“孩子，爸爸原谅你。”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的重建与修复，几乎是靠儿子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设想，假如陈卫国不是因为扑灭山火而受了重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五十六”，冷漠无情的父亲会“原谅”曾经六亲不认的儿子吗？也许，正如小说的标题所列，只有“上帝原谅他”了。

《伤痕》也好，《上帝原谅他》也罢，这一时期的卢新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伤痕文学”的始作俑者，他写十年动乱时期中国人肉体上、精神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并非像其他“伤痕文学”的作者那样，大多仅止于对累累创伤和疤痕的血泪展示，或是简单地归结于社会动乱、时代潮流或是人性弱点、人格缺陷等等，而是抓住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重视甚至赖以生存的以血缘血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人伦纲常与家庭关系，在以革命名义或是阶级立场的“人以群分”之下轰然崩溃与四分五裂，于是，亲人反目，家庭解体，伦理瓦解，天理不存。然而，以血缘血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人伦纲常与家庭关系，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寄托的亲情港湾和感情皈依，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打动人的不朽作品，往往正是那些游子思乡、想家念亲之作，如李白的《静夜思》、孟郊的《游子吟》和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卢新华的《伤痕》《上帝原谅他》等作品，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作品的政治印痕，但正是由于它们敏锐地触及到并反映了中国人最亲近、最柔软、最温情的血缘关系、亲子关系，被外力所打破而带来的伦理悲剧和人性沦丧，因而成为“伤痕文学”中最动人心弦、让人潸然泪下的作品，也表明了青年作家卢新华此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社会责任感和与鲁迅先生“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一脉相承的文艺观。

二、《魔》与《森林之梦》不是梦

从1978年发表《伤痕》，至今恰好40周年。纵观卢新华的全部小说，毋庸讳言，他真的算不上是多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之作：一、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以短篇小说《伤痕》《上帝原谅他》《爱之咎》等为代表;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长篇小说《紫荆女》《伤魂》及介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随笔《财富如水》③等为代表。而中间似乎有着跨度长达十几年的“断裂带”。这其中自然有他当了《文汇报》记者后辞职下海，继而出国留学，此后在异国他乡为生计奔波，无暇静下心来写作等因素，致使其创作中断进而使得评论界的淡忘，这原因似乎也可以解释得通。不少评论家往往也是这样来解读卢新华及其作品的。然而，很多人却忽视了卢新华在出国之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④，这是他在《伤痕》之后80年代中期出版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其重要性在卢新华的创作生涯中不言而喻。正如卢新华在2008年回答《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所言：“我1986年去美国之前出版了长篇小说《森林之梦》，这之前，也出版过中篇小说《魔》，但都被《伤痕》掩盖了。”⑤

197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魔》，写的是农村基层的生产队长马骏奇类似阿Q般跌宕起伏的命运悲剧史。十年动乱期间，这位被群众称为“魔”的生产队长以阶级斗争为纲，“紧跟党中央”，不折不扣地信奉并执行来自上级的各种方针、政策和路线，哪怕上级的政策朝令夕改，他始终以不变应对万变，成为毫无人性的执行政令的机器。然而，具有历史嘲讽意义的是，这位向来“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农村基层干部，却因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简单粗暴地处理集体粮仓内黄豆被盗事件，擅将老党员马老五“隔离审查”，搞“逼供信”，继而将其吊打成重伤，“当时，正有县委工作组在公社指导工作，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核实情况后，向县委作了详细汇报。县委听了汇报后，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县委认为：在清查运动刚开始时，居然出现了这种问题，影响极坏，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必须严肃处理。”上级以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为名，开除了马骏奇掌管村务的职务和党籍，并宣称“多年来，马骏奇一贯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线”⑥，身份、地位一下子来了个180度颠倒的他，竟在对其“批斗会”举行之前喝下农药自绝于世。显然，马骏奇的悲剧性结局，已经不再是《伤痕》《上帝原谅他》式家庭伦理悲剧故事的演绎，而是作者以戏谑的笔法，浓缩了十年动乱非理性的历史，写出了对那个年代人变成“魔”，“魔”又变成鬼的荒诞性的深刻反思：即“文化大革命”所培育出来的一种畸形“政治动物”，不但害人而且害己，人性的异化最终釀成了荒唐的人生悲剧。马骏奇这样的典型人物，后来就发展成了《伤魂》中的龚合国。可以说，《魔》是《伤魂》的前奏，《伤魂》则是《魔》的呈示。

如果说，《魔》是对于“伤痕时代”的王晓华式对来自“上级”的轻信与盲从发展到了极致、偏执的畸形人物的反讽，那么，长篇小说《森林之梦》的出版，却成为“后伤痕时代”的“王晓华”“苏小林”们的命运、前途和她（他）们在返城之后的人生之梦想或实现或破碎的悲喜剧的完整展现，可以说，正是这部24万字的长篇小说，最终完成了作者自《伤痕》以来对于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前途与社会变革、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的“忧思录”。这部作品，以返城后的女知识青年白娴与林一鸣、贾海才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围绕着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从国家、城乡到家庭、个体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物质上、经济上的量变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心灵上的冲击力，从而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白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就是返城后的王晓华。她虽然没有王晓华为了表明“革命立场”而与“叛徒”母亲断绝关系的盲目与决绝，相反，她美丽善良，温顺懦弱，然而正是她的美丽善良，温顺懦弱，致使其对于家庭压力、世俗观念的妥协与迎合而与恋人林一鸣分手，选择嫁给了“城里人”贾海才，终于酿成了她最后走向死亡的致命苦酒。所以，她与王晓华一样，在精神上、在骨子里都属于名副其实的“懦弱者”，只不过王晓华在母亲面前表现出冷漠，而白娴屈服于精于算计的父母的小市民习俗而已。小说一开头，就是从白娴的一场在森林里掉入深坑的“恶梦”肇始，即使前方有“一团金黄色的温暖的光束在右前方不远处闪烁”，但“她踌躇了，不知该听从哪一个声音的召唤”;当她终于“接近那光束时”，却猛回头遇见了大熊，“死和毁灭的恐惧又一次震慑了她。”⑦奥地利心理医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也许有助于“释梦”：“梦不是一种躯体的现象，乃是一种心理的现象。”⑧女知青白娴返城后人生悲剧的结局，在一开始已如草蛇灰线，埋下伏笔。

而林一鸣，无论在人品上还是在情感上，他与《伤痕》中那个即使在荒唐年代仍人性未泯的苏小林都属于同道中人，他在《森林之梦》中完成了苏小林的人生梦想并付诸实践。作者写他的人生觉醒：“一种自我反省的内在力量，一种对于社会、历史、周围环境的无可推卸的责任感，大枷般压上了他创伤满目的心，帮助他从一种类似沉睡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⑨写他对于人生幻想与追求的执着：“我们过去是太爱幻想，太容易轻信了。可我还是相信：幻想既是不幸的源泉，也是生命的支柱。幻想一旦消失了，生命的源泉也就枯竭了。所以，我回忆往事，常常有许多悔恨，但我从来不悔恨我的幻想，我的幼稚的追求。在成年人的记忆里，童年总是可笑的。我们每天回头看昨天的自己，也都是一个很荒谬可笑的东西。可谁又肯定完全否定自己的童年和昨天呢？”⑩无疑，林一鸣虽然来自农村，又被白娴父母嫌弃而与心爱的恋人分手，但他却是时代和生活的强者：不仅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F大学，而且发表小说一举成名。小说结尾处写道：他和同学曾海平一起利用暑假深入苏中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费时14天，行程四百余里，终于在开学后完成了《江苏农村社会调查》，成为有理想、有抱负且与祖国母亲共命运的时代新人。正如曾海平那首小诗所写：“我没有漂亮的诗行，可我手捧不曾破碎的理想，妈妈，请将我的汗和血，汇入你奔流的大江。”。

三、《细节》的言论与《紫禁女》的隐喻

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伤痕》为年轻的卢新华赢得了许多人仰慕并求之不得的荣耀。他本可以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地走上“文而优则仕”的坦途，或是太太平平地继续他的文学梦想，然而，天性不安分的他此后却选择了放弃公职、经商下海、而后自费出国留学，乃至为了生存蹬三轮、到赌场发牌。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未放弃过文学的梦想和作为作家观察生活、批判现实、反思社会，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使命感，即以文学作品作为“铁肩担道义”的代言人。无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上帝原谅他》《魔》《森林之梦》等短、中、长篇小说，还是相隔20年后于1998年出版的《细节》、2004年出版的《紫禁女》、2010年出版的《财富如水》、2013年出版的《伤魂》、2014年发表的《梦中人》等中长篇小说，皆属一部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或是“警世通言”。

《细节》是他1986年出国留学12年后回归文学的首部中篇小说，也可谓是他远渡重洋踏上新大陆之后一部辛酸苦辣、五味杂陈的人生见闻录。与其将它当成小说来读，不如当它是卢新华“十年一觉美国梦”的生活笔记更为恰当。其中用较多笔墨描写了主人公“郗杰（细节）”和“我”（锅巴）漂泊异国的留学经历、生活情形与命运遭遇。事实上，书中人物的许多生活细节、人生慨叹和生命感悟皆来自作者及其周围形形色色的中国留学生“洋插队”的深刻体验与切身感受，因而带有作者本人鲜明的主客观印记。作者也说过：“细节”这个“人物原型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书中主人公虽是虚构或是杂取拼凑的角色，但“我”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则绝非凭空杜撰。例如，“我”到洛杉矶后，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文系，首先面临的是严峻的经济压力，甚至是困窘。入学一注册，“一下子就用去五百元，再加上买书花去近三十元，很快身上便所剩无几了。”虽然刚抵美国“很幸运地”免费吃住在飞机上认识的一个朋友的亲戚家，但每次去学校要坐两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费时不说，还得饱受晕车的折磨;“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没有钱的苦处，走在马路上，老想着能有电影《百万英镑》中那位水手的奇遇”;穿过公园去乘公交车，“每当两脚踩上公园里那片松软的草地时，我都奇怪自己会本能地盯着地下看。随便一张纸片，我也忍不住拾起来瞧瞧，期望是一张值钱的支票。”这种对金钱的渴望的“细节”没有体验绝写不出来。到了美国，在国内的任何头衔都“归零”，生存问题会把原本的清高和头上的光環清除得一干二净：“我”倾囊而交出了第一学期的注册费，租房的钱是找人借的，为省房租而只能睡在客厅里。“住房解决后，我就全力以赴找工作，慢慢地终于找到一份晚间踩三轮车的差事”，自嘲成了“一个‘留洋的‘骆驼祥子”;“工作虽然苦些（其实多数时候还是希望苦，因为苦总是和生意忙，和赚钱多连在一起的），收入却不错”，周末两个晚上“生意最好，通常每晚都可以赚上一百七八十元。”不过，即使拿到了学位，“我”的生活、工作和居住仍旧不稳定，还有妻子赴美签证一再被拒签而与亲人无法团聚等等，都是“美国并非天堂”的注解，促使“我”学成回国的因素。然而富有戏剧性的结局是，一向风流倜傥、潇洒慷慨的“细节”死于车祸，命丧异国;而“我”已买好机票准备回国与妻女团聚之际，却接到了妻子喜获赴美签证的电话。“我”又面临着去与留的两难抉择。

《细节》中有不少精彩的议论。卢新华在美国打开了眼界，似乎憋了一肚子的话，正话反话俏皮话，好听的话难听的话，一股脑儿在小说中宣泄，好处是直抒胸臆，不过，《细节》成于议论，过于直白冗长的议论也使得它更类似说教版的《伤痕》。卢新华似乎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美国经历了人生百态，命运无情，感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之后，2004年他携着一部令不少人惊愕的奇书《紫禁女》正式重返文坛。从小说的故事表层来看，它讲述了一个患有先天性器官闭锁症的女子石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为打开其闭锁的身体而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从中国到美国，在遭遇了肉体上、精神上、心灵上的种种难言之痛之后，她的先天性器官疾患在美国终被治愈。然而躯体虽被打开，石玉已经不再是先前那个完整的女人了，更惨的结局是，她在怀着混血的胎儿回国寻找心仪的爱人时发生了子宫破裂，“一阵痛彻肺腑的鲜红的血崩后”，她成为母亲的梦想最终破灭了。小说出版后，曾被人以“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的噱头归入通俗小说，更因书中关于女性隐私器官的直接描写而吊起了某些人的窥阴癖而引发情欲伦理之争，文本的误读其实是没有读懂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的文本中充满了文化隐喻，也饱含着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象征。这是卢新华在去国十多年后，首度用小说来代言他对东方社会在向西方开放之后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忧思，但他不再用《细节》的长篇宏论，而是采用了象征与隐喻的笔法。书名为《紫禁女》，“紫禁”不就是闭关锁国的象征物？所以，文本中虽有不少大尺度关于女性性器官的描写，但正如陈思和所指出的，“它在显形故事层面上叙述的是一个含有世俗气息的好看故事，熔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等于一炉，可以当作一部畅销的时尚小说来读;而在隐形结构里，它却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而这个生命体，同样是多义的，可以象征一段我们都熟悉的现代历史，也可以象征民族从闭关锁国到走向开放的艰难历程。”照我看来，《紫禁女》的题旨至少有三重隐喻：首先，女主人公石玉的性器官是生理上的先天“幽闭”，俗称“石女”，而“紫禁”则代表了数千年中国闭关锁国的“幽闭”历史，两者在“幽闭”的自然性上达成了同构。其次，小说曾取名《幽闭的女人》，石玉的“幽闭症”虽是先天形成的，但作为女人，“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她的来历与存在充满了屈辱和悲哀，小说中写到石玉的梦境，她梦见自己曾被8个外国人强暴，这同中国近代史上被八国列强强行攻入帝王统治中心北京城的屈辱历史，两者无疑具有互涉的指代性。第三，打破“幽闭”之后的灵魂失踪，精神错乱。石玉在美国通过西方文明的现代医疗手段治愈了“幽闭”，然而她又一反常态以饥不择食的“乱交”来填补身体的空洞：“我已不能随随便便满足自己了。我也觉得我那儿其实早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桶，盛满了各种各样肮脏和贪婪的欲望。我在梦里和醒着时，总熬不住要不断地向那里面扔进各种各样的杂物，有时候包括冰凉的酒瓶和带电的金属棒……真的，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整个人似乎都已彻底改造过并且脱胎换骨，而过去渗透在灵魂里的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现在都一股脑儿变成了‘存人欲，去天理的聒噪……”这显然不仅仅是对石玉治愈了“幽闭症”后又患了性疯魔的魔幻描写，而是成为当今国门全面开放之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心不古，欲望横流的某种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要说魔幻，那也是魔幻现实主义。这第三重隐喻，才是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

四、《财富如水》为警钟，《伤魂》为镜鑒

卢新华回归文坛，成了穿梭于中美两国的文化使者。随着他在国内居住时日增多，现实社会中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是大逆不道之事，也在其眼中不断积累为创作素材。他不属于那种玩文学或追求唯美主义的作家。他提笔写作，要么是社会现实中的某人某事的遭遇或异化（怪异、怪诞而世上大多数人又见怪不怪处之泰然）在其心中盘桓已久，挥之不去，非一吐而后快;要么就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而如骨鲠喉，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始终怀着作为一位正直而有良知的作家的使命感。

比如，他看到了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不少人为追逐金钱、财富、名利而贪污腐化、假公济私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社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向，由当年崇拜‘存天理、去人欲过渡到今天‘存人欲，去天理”所致，即以自己在美国赌场发牌时“铁打的赌桌，流水的筹码”的观察与思考，以生动流畅的笔触写下了随笔录《财富如水》。他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告诫人们认清金钱、财富的本质，“为官的，当放下贪念，该放手时且放手，推动财富之水往低处流;经商的，当知人有我才有，我有当‘回流，合作应让利，‘聚来须‘散走;打工的，发财之念尚可有，贪婪之心不可留，退休之后只能守，慎将钞票股市丢……”总之一句话：“脏财不取，浮财当散，善财应聚！”《财富如水》无疑是当今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中一部对于金钱、财富之取舍最为清醒和睿智的思想警示录。

他看到了如今善良淳朴、洁身自好的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恶化，已被禁止多年的卖淫嫖娼的社会恶习沉渣泛起，色情交易已成为社会梅毒的温床。《梦中人》写一位来自孔孟故里的患有“梦游症”的小伙子孟崇仁（“梦中人”），因夜间“梦游”看到了许多“乌七八糟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的未婚妻孔三小姐嫌他太正经，丢下他出去闯荡世界。而他为了寻找未婚妻，追随她的踪迹到过十几个城市，一边打工，一边寻访的过程中，他发现卖淫嫖娼已成为上至官员下到农民工兄弟“精神污染”与“身体污染”的普遍现象。为了劝阻那些为了迅速致富而去做“服装生意”的“失足女青年”，他成了自掏腰包的“清污斗士”。然而，这位螳臂挡车的中国唐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他太自不量力，当他终于在“有缘足浴”见到未婚妻时，孔三小姐笑着对他说：“做这种事的人现在多着呢，已经是一种产业，产业，你明白吗？”大有“笑贫不笑娼”的理直气壮。然而，小说的结局却又是一幕人间悲剧：“梦中人”被孔三小姐报警后遭到拘留，他不仅失去了手提包和皮夹子，还遗失了身份证件，无法再找到工作;他在饿得眼冒金星的情形下误伤孔三小姐致死，然而“他没有悔意，作为一个被拯救者，她终于被他成功地拯救了，从此洁净了——尽管这不是他所期待的方式。”这里的“梦中人”，已经不再是那个阻挡风车的中国唐吉诃德，而是叫人欲哭无泪的祥林嫂。

如今，在中国大地弥漫着“娱乐至上”“娱乐至死”风气的当下，在一个时兴炒作娱乐明星绯闻、以满足某些大众窥私欲望的当下，来谈作家的使命感，似乎十分不合时宜，也有不少原本负有使命感的文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向这样的现实缴械投降，或者跟风倒戈了。然而，卢新华不然。他至今仍然是一名敢于在作品中针砭现实、批判社会不良风尚的战士。他看到了“健忘”或“遗忘”竟成了“时代的通病”，民族的精神痼疾：“君不见，多少苦难的历程，伤痛的记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时曾那样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事后不还是被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轻描淡写地遮盖、消解、稀释和抹去，终于化为一缕缕的轻烟了……”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实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少类似神话传说中把守着“忘川”河上奈何桥头的孟婆婆们，“这是一群说不上是男是女，是狐是妖，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人们。她们（或者他们）看上去也是行走在人生舞台上的一些身不由己的木偶，常常受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的控制、驱使和支配，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纸质或非纸质的媒体，官方或非官方的宣传工具，给人们灌‘迷魂汤，帮助人们在夭亡之前即‘提早忘却，终于成了一群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而在这些腐尸之上，又滋生出无数飞虫一样的游魂，漫山遍野四处飘荡。睹魂思人，能不痛乎？能不伤哉？”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伤魂》。

《伤魂》通过一个名叫龚合国（恰与共和国同音）的“战友”，从军队到地方，几十年来在官场、名利场摸爬滚打、投机钻营，忽上忽下，最后为逃避举报和审查由装疯卖傻而成了精神病人的人生轨迹，反射出我们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物质丰富之余，民族精神和人的灵魂却已堕落，陷入病态中的无情现实。读《伤魂》，犹如读一部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新“官场现形记”。它比起近代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来，谋官弄权的花样和手段犹如小巫见大巫。它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当今官场权谋文化的毒瘤。忧患与忧思贯穿在整部《伤魂》中。卢新华的观察仍然是犀利的，思考深入骨髓，笔锋鞭辟入理，遣词造句语带机锋。例如书中写道，龚合国在安抚了老丈人之后，心下一动，想着在中国要做好秘书，无论大小，“重要的绝不是得有见解和文采，而是得学会揣摩‘上意。每个领导人的心境其实就像面前的这台电视机，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频道的——他们有时可能在思考着国家（或地区、部门）的大事，但也有可能是在考虑着如何击败和打垮政敌;有时可能在动脑筋招商引资，但也可能是在谋划着如何拿‘回扣;有时可能在认真发掘和物色人才，但也可能是在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安插自己的党羽;有时看上去好像是在为工作沉思，但也可能是在为‘便秘所苦恼，或为得到上级或情人的‘垂青而‘发呆;有时满嘴里‘为人民服务、‘讲政治，但极有可能是满心思‘为情人服务、满脑门‘官运亨通……”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比起《细节》中郗杰关于官场文化的长篇宏论来，《伤魂》中的“细节”既生动丰富又切中肯綮。

《伤魂》出版时，距离《伤痕》的发表已经时隔35年。尽管经历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但我们的国体、国魂，不仅旧的伤痕尚未全部褪去，如今甚至连民族精神与国人的灵魂又出现了大片新的伤痕。在卢新华看来，敛财、恋权、好色乃至物欲横流，我们的家国今日已经变成与程朱理学截然相反的以“存人欲去天理”为特征的社会，“大道流失，权谋文化猖獗，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畸形现实正在阉割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因此，对“权、财、色”的贪婪和欲望，实在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又一把杀人不见血的“他伤”与“自残”的屠刀，正在不断地向我们的个体、国体和中华民族尚未完全愈合的旧伤痕上，又划下了一道道新的“伤痕”。为此，卢新华痛心疾首，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未来感到深深忧虑。有人将《伤魂》称为“新伤痕文学”。我觉得，毕竟时代不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我更愿意称之为“伤魂文学”，21世纪中国的“伤魂文学”。

结语

最后，用幾句话来为卢新华及其40年的创作历程做一小结：不张扬，不夸饰，却从未停止过对人的命运和人生价值的思考;不图名，不为利，却对中国社会和现实存在怀着深深的忧思与“警世通言”的批判，这就是卢新华。从1978年他写《伤痕》起，到2013年出版《伤魂》、2014年发表《梦中人》，他依然承担着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使命，“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在他的身上和笔下从未抛弃，这既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也是赤子心的滚烫表达。

2016年11月初稿，2018年12月修改，2019年2-3月再改。

① 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② 卢新华的这几篇中短篇小说，分别发表于：《上帝原谅他》，《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晚霞》，《福建文艺》1978年第11期。《表叔》，《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爱之咎》，《延河》1980年第2期。

③ 卢新华的这几部中长篇小说，分别出版于：《细节》，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紫荆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初版。《伤魂》，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初版。《梦中人》，《长城》2014年第1期。

④ 卢新华：《森林之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初版。

⑤ 卢新华：《〈伤痕〉的轰动缘于敢说“人话”》，载2008年7月2日《新京报》。

⑥ 卢新华：《魔》，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初版，第92页。

⑦⑨⑩ 卢新华：《森林之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初版，第3-4页;第193页;第195-196页;第242页。

⑧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页。

卢新华：《侃〈细节〉》，《细节》，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第2页。

卢新华：《细节》，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第48-49页;第49-50页。

陈思和：《蓬门今始为君开——关于卢新华君和他的新作》，《紫禁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初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