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圣鹏 彭一家

摘要：赵思运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对身体的关注、解构技巧的使用和陈旧的伤痛成为赵思运诗歌的三重特征。身体的发现部分，讨论了赵思运诗歌的常用意象、风格，并探究其外部指涉;解构主义特征部分，讨论了赵思运诗歌的形式主义美学及其继承和开拓;伤痕文学部分，讨论了赵思运诗歌的内在立场。

关键词：赵思运 先锋诗歌 解构主义

诗人赵思运的作品，就其赖以成名的网络诗歌风格而言，开始于2002年。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被评论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称为“金钱、骚乱与精神时代”。充满着崇高美学的20世纪80年代诗歌风格已经远去，而新的标杆亟须确立。赵思运的诗歌除了带有强烈的潮流般的解构主义色彩以外，在内核上更接近老一派中国诗歌的历史厚重感。

在本文所指出的赵思运诗歌的三副面孔中，解构主义方法是最接近同时代其他诗歌创作者的，它和身体描写一脉相承，都意味着对传统叙事的怀疑。而身体的发现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出现得更早一点。前三十年是一个政治统治着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赵思运作为1976年生人，和生活在资本时代的年轻诗人相比，多了一份那个年代生活的经历，也使得赵思运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反抗精神。本文试图将这种反抗精神和伤痕文学相联系，以窥得赵思运诗歌的内在本质。

一、身体的发现

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任何生物都和性有关，除了性还是性，性就是权力（everything is about sex except sex，sex is about power.）。禁欲的革命年代结束以后，众多作者中对性的过度关注和使用，都可以说有一种放纵的色彩。性，一方面是人伦日常，是庸常生活里所频繁的，同时又是一种长期的失语。作为一种隐身的禁忌意象，性意象的强调，首先是对革命叙事的背叛，对崇高美学的消解。同时，性作为一种愉悦，带给读者以官能刺激，也助长文学的艺术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文学类型的先驱王小波，就写下了《黄金时代》以回应政治和人物的关系。在《黄金时代》中，警察不厌其烦地让王二重写检讨，实际上是为了欣赏其中的色情描写。在以往的警察叙事里，私心是被遮蔽的，这里则被重新提出来，并结合了不合理的执法要求，使得本来具备崇高感的“庞然大物”瞬间瓦解。

赵思运的诗，如《春晓》和《论语·在沂河》中都选择了传统叙事里的大人物，通过对其身体的描写，传达该大人物对崇高美学的亵渎。同时，把形而上的文化符号，还原成形而下的肉身之人。身体，在赵思运这里被重新发现。如《春晓》：

像一把细碎的钉子突然

撒向玻璃上的太阳

吱吱喳喳吱吱喳喳一阵又一阵清脆的碎裂声

从一群鸟儿的深喉里

迸射而出

李冶揉了揉眼睛

想

窗外满地凋零的

无论红肥还是绿瘦

都一定在昨夜噙满了粉红莹硕的雨滴

床上的大才子孟浩然又晨勃了

喉咙有深度，一如人之有身体。但“从一群鸟儿的深喉里/迸射而出”，强调鸟的喉咙，就是另外一种性暗示。李冶是和孟浩然同时期的女诗人，女道士。在唐朝女道士几乎就是妓女的代名词。满地红绿，和女性的地位，有一种暗合。这首诗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春晓”诗题的反叛，对中国古典文学及其现代神话的反叛，于是赵思运咬着牙写下了“大才子”三个字，反差得掷地有声。李冶和孟浩然，一个人生经历过多而感到空虚，和一个失意且在人生经历上欲求不满的人，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各怀心事地陷入忧郁。他们并没有赞美自然或忧心家国，却为这情欲在节令中的苏醒而情绪波动。一个道德化的作为士大夫文学的诗词传统在这里退场了。

《论语·在沂河）池是这样。“春天的衣服越穿越短”。赵思运执着于对人的身体进行描写同类意象一个一个接踵出现，愈出现愈卑下。

《论语》里子曰“吾与点也”，在诗里却在“远方”和其他弟子谈论礼仪和战争。曾点甚至唱黄诗，显然在作者的意图里，是试图以身体去反抗道德，用本能去反抗被建构的文化。代表礼教的孔子，因此而站在了礼教之外的他处。这种写法并不新鲜，更早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沙《车过黄河》的“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远去”，或者韩东的《大雁塔》，都为这种向下、反抗崇高、肯定庸常生活的文学树立了范本。

赵思运更值得让人注意的一首长诗是《阉，或去势》，描述了一个叫“猪儿”的河北人和他弟弟是怎样“自愿”成为太监的故事。和前面两首诗春情荡漾般的温情相比，赵思远对传統伦理的厌恶在这首诗里赤裸裸和疼痛起来。

“你是自愿净身吗”

“是”

“假如你反悔，现在还来得及”

“绝无后悔”

“那么你绝子绝孙与我毫无干系吗”

“毫无干系”

“阉死你要我赔？”

“不”

然而自愿的结局是“朝廷的玉玺换了颜色和尺寸，猪儿被秘密处死，享年47岁，猪儿的母亲坠井身亡”。只有“那一纸发黄的自愿阉割书，化为一缕青烟，绕梁三日，不绝”。阳具是权力和生命力的象征，是终极欢愉的具象化器官。去势，便是人格的自我矮化。“猪儿”的弟弟还因为和另一个太监行龙阳之好而被秘密处死。去势，便已经失去了男性气质，然而弟弟从无性进一步堕落成为权力结构上的女性。男女二元结构的权力关系毛细血管般存在于世界。在这样的文化里，欢愉是一种禁忌，偷行欢愉的后果是死亡，还必须秘密处死。欢愉作为禁忌，对于太监来说并不能呈现于公共视野之中。一个把人的目的归于先验伦理的社会，正是适合于皇权实现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并对人的权利进行全面碾压的社会，这正是本诗想要揭露的本质。因为，当“自愿”被签署的时候，人区别于菅草的最后一点灵光也被磨灭了。

除此以外，赵思运还有大量没有直接涉及政治的情色诗。比如《观察一个人吃香蕉》，用“一只香蕉”来形容女孩，两性关系的权力结构，似乎发生了一种逆转。情色诗可以不涉及政治，却无法不涉及权力。还有如“你别碰我，你一碰我，我身体里的春光就要泄了”一类的诗，通过对性与爱的讴歌，重塑了另一种美好生活与人生意义。

二、解构的症像

赵思运的先锋性则是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整个民间诗歌写作思潮，除了对庸常的刻意关注（《放屁党》《屁经》等诗）以外，值得一提的是，赵思运作品中有一类数量众多的“新闻诗”，通过一些材料的节录，重构成诗歌，不试图把握宏大叙事的全貌，而取其瞬间，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驰的瞬间，非常具有解构主义色彩。诗人未必具有否定既有宏大叙事的冲动（其实有时候也有），只是着意于片段本身沉重的真实性。如《周杰伦粉丝致信周杰伦女友昆凌》。结婚信息公布后，周杰伦粉丝祝福来信有数万封，这只是其中的一封，甚至很明显是非主流的一封，唯一有价值的是看得出该粉丝是真爱而非黑粉。那么这样的一封信和赵思运杜撰一封信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在于真实性。赵思运不一定是周杰伦粉丝，而周杰伦粉丝一定是周杰伦粉丝。48系的偶像都是有恋爱禁止条约的，普遍的明星虽然不至于独身，但总是在无意中成为粉丝的性幻想对象，并且为正面且梦幻的话语所修饰。

《九·一八反日标语》其实作为一种民歌和通俗文化，这些标语在20世纪我国各个历史场面里都有出现。它贯穿了漫长的时间，并可以切换到任何战争里，然而在“九·一八”的宏大符号面前，衍生了醒目的荒诞色彩。“九·一八反日标语”比“抗日战争反日标语”有更强的破坏力和穿透力。赵思运试图再现粗鄙而本真的兽性并将之正常化，同样体现在此诗里。如龚自珍所讲，人之有私，如天之有私，阳光也总有阴面。私心和阴面也需要被承认。

三、伤痕文学的提升

和同时代的民间诗人比，赵思运对崇高及其解构有着更执着的关注。在韩东、伊沙那里，对崇高的解构也只是江河和大雁塔，而赵思运则直面一些历史大人物，不仅更具象，而且更大胆。我们时代的文学，如学者戴锦华所说，是一个“后革命”时代。赵思运的同时代诗人，哪怕是以同样大胆的性爱描写著称的“下半身诗派”尹丽川、沈浩波，其政治也是不在场的，或者说是以幽灵的方式在场，他们谈性，首先是性，然后才是隐喻。

赵思运不厌其烦地对“低俗”的关注，可能会使读者感到文字露阴癖的味道，沉湎于解构的快感，而缺乏建构。沈从文曾经嘱咐汪曾祺：“不要冷嘲。”因为冷嘲会使写作者无情而难以有建树，并让读者感到不适。在这里我们很难说赵思运是不带有情感的嘲讽和解构，而只可能说赵思运是因为曾经受到了身心伤害，陷入了类似于祥林嫂的重复。像《我的中世纪生活》系列诗歌里频频出现的屎尿屁裸体，或者《春晓》《论语》里对圣贤的亵渎，或许会使一部分读者感到不适，而对另一部分读者来说，强烈的冒犯感正是赵思运诗歌的脱颖而出之处，这正是赵思运想要重估的价值。赵思运想要反对的，恰恰就是不适合这些读者及其思维的神圣感。

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赵思运诗歌有共通之处。如果说伤痕文学是一个短暂时代的刹那芳华，它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反思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却缺乏更深刻的理论来迎接后来涌入国门的西方当代文学思潮;赵思运的诗歌，则正是执着于对恐怖的历史图景及其当代幽灵的描摹及重写。政治讽喻写作对于伤痕文学的质量超越，如果说在小说中，是王小波开来先河，诗歌上的后来者则只有赵思运紧紧跟上。对于政治讽喻写作而言，如果说，北有王小波，南有赵思运，确实可以定论。对于挥之不去的封建幽灵，赵思运不幸经历过，也就有幸于其书写;实际上，这一幽灵至今徘徊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于当下并没有完成，赵思运的写作也就并非仅仅是历史写作，而是当代写作。不过，就其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而言，他也是不多的能够沉浸于新伤旧痛的强力诗人，就像他的《飛》（ 2004.10.26）所自述的一样：

原来我会飞

飞得很快

比飞机还快

后来我长了翅膀

翅膀那么沉重

我就不愿意飞了

赵思运也写过很多轻灵温和的情诗，但其讽喻诗，才是他最“不愿意飞”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