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闻笛，佟泽华，刘晓婷，姜子元

0 引言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而知识是企业创造性决策的智慧源泉。全球化和多元化浪潮的袭来，知识创新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显得尤其突出，它将不同的知识要素以一种新的形式进行组合与创造，在创新主体之间协同、有序地传递和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增加异质性知识来丰富和精炼内部创新资源，以拓宽创新团队知识储备的广度与深度[1]。知识异质性(Knowledge Heterogeneity，KH)是创新团队的一个基本特征，创新团队知识异质性的高低必然会对组织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驱动创新的源动力来自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协同行为(Knowledge Collaboration Behavior，KCB)，它是组织快速创新，并将知识转化为价值的有效方式，使主体、客体等在时间或者空间维度上形成有效、协同的状态，将“信息”及时、准确、有序地传递给“恰当的对象”的动态过程[2-3]。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众说纷纭”。但以“内部知识协同行为”和“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作为中介变量，深入分析和探讨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十分鲜见。知识异质性如何通过内部知识协同行为和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影响创新绩效，相互之间存在何种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内部知识协同行为(Internal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Behavior，I-KCB)和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ternal Nonknowledge Collaboration Behavior，I-NKCB)为切入点，通过数据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析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异质性(KH)

目前，信息更替和产品迭代速度日渐加快。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多样的社交媒体技术及功能加速了信息的呈现、获取、附加嵌入，满足社会成员对于信息的需求[4]。知识资源的多样化是企业打破固有知识模式的必要前提。企业在提高知识多样化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容纳不同生理属性、社会属性的个体的差异性。在创新活动过程中，组织成员之间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或者认知方式等，使组织知识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特点。Louadi ME[5]指出，知识通常嵌入在组织和个体的头脑中，但个体的知识水平和组织的知识水平之间存在差异，个体之间的知识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组织知识异质性的产生。Felin T等[6]表明，异质性首先体现在个体层面，“个体异质性”是组织创造新价值和新知识的核心所在，个体层面的先验异质性可以很好地解释集体异质性。集群企业之间在技术、文化、机制、业务内容、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也增加创新个体之间知识异质性的水平[7]。Cukierman PD[8]指出，产业内异质性之所以长久存在，根源在于企业“知识储备”的差异，组织内部的知识多样化又归因于企业产品、技术以及企业特定组织知识的区别，与创新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知识异质性是创新性的前奏，有助于洞察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变化，准确识别技术驱动型创新机会[9]。但也有学者认为知识异质性具有两面性，Van KD 等[10]指出，工作群体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综上，本文认为知识异质性是指创新主体之间在创新活动过程中体现出的“差异性”，具体可以体现在学历背景、工作经验、专业领域、知识水平、领悟能力、洞察能力等方面。为此，本研究将采用这6 个变量对知识异质性进行测量，以揭示知识异质性对创新活动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1.2 知识异质性(KH)与内部知识协同行为(I-KCB)的关系

知识异质性(KH)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行为。内部知识协同行为(I-KCB)是指组织内部创新主体之间进行的知识协同合作行为[3]。成员之间知识背景的异质性所产生的丰富知识资源，有利于弥补组织内部成员间的知识缺口，促进团队创新元素的横向融合[11-12]，构建起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在网络化的创新活动中，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异质性既促进了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共享，也促进了知识的显性化[13]。通过与对方(异质性的组织)加强合作、交流，更易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从而促进组织内部知识协同合作的发展。Koch A[14]指出，组织内部有效的知识协同合作取决于企业产品创新时知识的多样性，这可以导致高创新成果和竞争优势。另外，Heyden MLM 等[15]认为，企业内部团队经验异质性程度越高，产生探索性创新(Explorative Innovations)的可能性越高，相反则产生开发式创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s)的可能性越高。综上，本文认为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异质性，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主体之间I-KCB 的发生。据此，提出假设：

H1：知识异质性对创新主体之间I-KCB 的产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3 知识异质性(KH)与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的关系

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异质性对组织的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是指在创新活动过程中，组织内部创新主体之间因观念不同、创新水平不均衡等引起的知识冲突，而呈现出“无序”“迟滞”“非协同合作”的状态[16]。关于知识异质性对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的影响，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Lovelace K等[17]指出，将不同专业领域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导致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产生争议等。Hambrick DC 等[18]指出，组织内部团队异质性会降低组织决策质量，导致团队内部过程的消耗，抑制组织内部的创新能力。Miller CC 等[19]认为，企业内部高管的认知异质性不利于组织进行决策，还会降低承诺和决策效率。段光等[20]指出，在组织的创新活动过程中，知识异质性是把“双刃剑”，既能为团队创新提供良好的知识资源，也可能会阻碍知识资源潜在优势的发挥。组织内部创新主体之间的异质性能够提高团队成员使用信息的深度以及广度，但是过高的知识异质性会导致组织内部信息的有效整合难以实现[21]，从而使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出现“滞后”“非协同”的状态。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反映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同的领悟能力、洞察能力，不同偏好、知识背景等，都可能使组织在内部创新活动过程中发生冲突，此时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知识协同合作会受到抑制，从而使组织处于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的状态。据此，提出假设：

H2：知识异质性对创新主体之间I-NKCB的产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4 内部知识协同行为(I-KCB)、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创新活动中，创新主体之间的I-KCB 对创新绩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Hohberger J 等[22]指出，企业的协同机制能影响组织内部的创新方向，而内部协同合作机制是增强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方式。ChungY等[23]指出，企业内部网络的“工作关系强度”和“信任关系强度”越高，越容易获取有价值的建议，从而提高创新绩效。通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可以将R & D(研发活动)中获取的外部知识转化为企业内部知识，并协同组织内部各个部门或人员，促进组织内部知识的有效流动，让组织内部的战略潜力显著增强，从而为组织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tremendous financial benefit)[24-25]。企业内部团队知识协作建设可以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以达成更多的认知“共同点”，从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

另外，在创新活动中，组织的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也会对创新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组织内部知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不会一直呈现融洽的氛围，也存在创新成员间和创新团队间的冲突和碰撞，进而影响组织的创新绩效[26]。Rechberg I 等[27]指出，组织知识往往来源于个体，但最终的知识成果常常被组织拥有，当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因知识产权而处理不当时，会“危及”(jeopardize)组织或者个人的利益，从而对组织效益产生不利的影响。Carlile PR[28]认为，在组织内部对知识进行整合、利用的过程中，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成员之间可能会产生交流与合作的障碍，从而减少创新成果的产生。Long DD 等[29]指出，在创新活动中，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常常会使创新主体产生较多“困惑”，进而会“抑制”(hinder)组织目标的实现。Amason AC、Jehn KA[30-31]指出，当人际关系处理不当而引起“情感冲突”(affective conflict)时，也会造成内部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下降，从而降低创新生产力。此外，佟泽华等[16]指出，组织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导致成员的离开或团队解散等，进而使创新项目难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完成，甚至造成项目终止。综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创新活动中组织的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创新绩效的提高。据此，提出假设：

H3a：创新主体之间的内部知识协同行为对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H3b：创新主体之间的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对创新绩效有一定的反向影响

1.5 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I-NKCB)与内部知识协同行为(I-KCB)的关系

在创新活动中，I-NKCB 对I-KCB 会产生影响。组织内部认知异质性容易产生工作冲突，而这种冲突常常会影响组织内部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协作，有时也会促进目标的完成。组织内部会提倡创新主体之间发生有利于组织创新的知识碰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内部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协同与合作[16]。但是，认知异质性会使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产生意见分歧，进而导致任务发生冲突以致引发关系冲突，这对企业而言是“有害的”(detrimental)[32]。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下，创新主体之间基于“利益”的考量，在组织内部将产生较多对创新活动不利的非知识协同行为。在组织的创新活动中，有时会因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恶性的”的非知识协同行为，使组织内部处于消极、混乱的状态，增加创新主体之间的非协同性[16，33]，从而抑制或减少I-KCB 的产生。据此，提出假设：

H4：创新主体之间的I-NKCB 反向影响I-KCB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依据已有的文献和本文的理论假设，设计本研究的潜变量、观察变量以及题项，详细量表如表1 所示。本次问卷中的题项按5 级李克特量表(以1 分到5 分，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没有意见”“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去评测调查对象对问项的认同程度。

表1 各潜变量的衡量指标及问项

2.2 样本和数据收集

问卷包括关键概念解析、基本信息、问项与选项以及问题补充四部分，并附有清楚的说明和介绍(如调查的目的)。本调研主要面向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博士，电子、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相关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科研院所及政府等相关人员，并借助互联网工具发放与回收调查问卷。问卷发放共350 份，剔除答项不符合事实和数据不齐全的问卷69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81 份，有效回收率为80.3%。

2.3 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Reliability)[34]。本文采用常用的检验方法Cronbach’s 系数进行信度指标检验。根据荣泰生的观点，当Cronbach’s 值大于且等于0.70 时，信度比较高；当Cronbach’s 值介于0.35~0.70 时，信度属于可接受范围；当Cronbach’s 值小于0.35 时，为低信度[35]。通过Cronbach’s 系数的检验，四个潜变量的相关信度指标如表2 所示。Cronbach’s 系数值均高于0.70 的统计标准，表明量表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2 信度检验结果

(2)效度检验(Validity)[34]。本文采用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来判定效度水平，并与相关专家进行多次沟通和交流，以确保问卷内容的有效性。另外，利用SPSS 19.0 对问卷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确定其建构效度。一般而言，KMO(Kaiser-Meyer-Olkin)值介于0 和1 之间；当KMO 值＞0.90 时，效果最佳；KMO 值＞0.70时，在可接受范围内；KMO 值＜0.50 时，效度很差[36-37]。检验结果见表3，KMO 值为0.867，Bartlett 检验的近似卡方值(Approx.Chi-Square)为2702.371，自由度(df)为190，显著性水平(Sig.)为0.000，满足效度要求。

表3 效度检验结果(KMO 和Bartlett 检验)

3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3.1 结构方程拟合度分析

模型1：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AMOS 19.0 软件构建相应的模型1，对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对模型进行拟合分析，所得拟合参数结果如表4 所示。根据邱皓政等的观点[38]，一般情况下模型CMIN/DF 越小越好，且CMIN/DF<2；较好的模型拟合参数应该满足GFI>0.9，AGFI> 0.9，TLI> 0.9，CFI> 0.9，RMR、RMSEA 值均< 0.05。从表4 可知，CMIN/DF=1.572 < 2，GFI、TLI、CFI、RMR、RMSEA 值均满足要求。但是，AGFI 值为0.892，没有达到标准参数要求，且路径“I-NKCB”→“创新绩效”(假设H3b)中p=0.484，未满足p 值小于0.05 的显著性要求，故模型1 需要修正。

模型2：在模型1 的基础上去除“I-NKCB”→“创新绩效”这个不显著路径。依照“Modification Indices”这一修正指标，添加个别残差变量之间的双向关系，包括e2e3，e3e5，e4e5，e12e13，e12e15，由此建立模型2，再一次进行SEM 分析，结果见表4 中的模型2。从表4 可看出，CMIN/DF=1.429＜2，相比模型1，该值变小；GFI、AGFI、TLI、CFI、RMR、RMSEA 等拟合参数均达到标准要求，也得到优化。但是，存在不显著双向关系e2e3，e3e5，e12e15。因此，模型2 仍需修正。

模型3：在模型2 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去除不显著的双向关系，保留双向关系e12e13，e4e5，由此建立模型3。然后，重新进行SEM 分析，结果见表4 的模型3。可见，各项拟合参数值(CMIN/DF、GFI、AGFI、TLI、CFI、RMR、RMSEA)均符合要求，并且各假设路径(除原假设H3b 外)的P 值均满足显著性水平(P＜0.05)。对比模型1、模型2，模型3 最终整体效果最好。

表4 模型拟合参数结果

3.2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模型3 得到参数估计的详细结果，见表5；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如图2 所示。

(1)潜变量“知识异质性→I-KCB”的路径得到验证，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88(图2 的主路径数值已四舍五入)，达到显著性水平。变量学历背景差异、知识水平差异、专业领域差异、工作经验差异、领悟能力差异、洞察能力差异对于潜变量知识异质性的参数估计值为0.78、0.77、0.77、0.72、0.76、0.75(均显著)。潜变量I-KCB与五个观察变量(内部知识传递恰当、内部主体协同有序、内部有效合作网络、内部强抗扰动能力、内部有效机制)的标准化路径均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

(2)潜变量“知识异质性→I-NKCB”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87，并达到0.05 的显著性水平，假设2 得到验证。潜变量I-NKCB 与其四个观察变量(内部知识传递无效、内部创新滞后终止、内部严重分歧、内部混乱无序)的标准化路径均达到0.05 的显著性水平。

(3)“I-KCB→创新绩效”的路径得到验证，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34，达到0.05 的显著性水平。潜变量创新绩效对其五个观察变量(高创新成果数量、高创新成果质量、高创新成果速度、高创新成果成功率、高转化效益)的标准化路径分别为0.76、0.67、0.57、0.55、0.70，均显著。“I-NKCB→创新绩效”的路径没有得到验证，根据模型1，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5，但没有达到0.05 显著性水平(p=0.484)。另外，“I-NKCB→I-KCB”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95，达到0.05 显著性水平。

表5 结构方程模型(模型3)参数估计结果

3.3 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实证结果以及图2 可以看出，潜变量“知识异质性”通过潜变量“I-KCB”与“I-NKCB”的中介效应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首先，在路径“知识异质性→I-KCB→创新绩效”中，“知识异质性→I-KCB”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88，“I-KCB→创新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34。I-KCB 作为这一路径的中介变量，知识异质性通过其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其次，潜变量“I-NKCB”与“I-KCB”之间具有一定的反向相关性(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95)，即I-NKCB 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I-KCB。因此，在路径“知识异质性→I-NKCB→I-KCB→创新绩效”中，I-NKCB、I-KCB 作为中介变量，使知识异质性对创新绩效产生反向影响。

4 研究结论与局限

图2 模型3 拟合结果

4.1 研究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这是一项系统化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在国际产业链中，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中低端，所面临的问题是消耗大、利润低等，常常受制于人。为此，企业需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取主动权，获取先机。然而，从知识观的角度出发，企业进行创新的根本是利用创新主体间“多样化”“异质性”的知识储备来促进新观点、新视野的产生，形成多方有机结合的创新链以提高创造力。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展开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创新活动过程中，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创新团队日渐增加，创新主体间在知识层面、认知层面、价值观层面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差异，知识异质性这一特性对企业的影响也越发凸显，但知识却是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知识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为组织内部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拓宽对问题表征的认知程度，促使不同背景、不同学识水平、不同洞察力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协同与交互，使信息在主体之间协调、有序地转移，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这对内部成员发现新的机会和创新而言是有益的，同时也促进I-KCB 的产生。正如模型路径所呈现的，“知识异质性”对创新主体之间I-KCB 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假设H1 得到验证。

另外，在创新活动过程中，知识异质性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组织内部知识协同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团队沟通产生负面影响。创造力是创新的前提，导致团队创造力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而站在创造力的对立面，导致创新主体之间产生较大分歧、冲突，致使创新项目、所定目标的完成进度放慢，产生“滞后”甚至“非正常终止”的因素也有很多。就知识异质性带来的影响而言，知识水平、职业经验、领悟力、洞察力、价值观、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过大，都会使得组织内部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变为无序、混乱，从而导致I-NKCB 的出现。正如模型路径所呈现的，“知识异质性”对创新主体之间I-NKCB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设H2 得到验证。

(2)对于组织内部而言，丰富的知识资源可以提高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能力和协作能力，并从中获得有利于创新发展所需的资源，从而在创新活动中形成高效率的I-KCB。一般而言，与外部知识协同行为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相比，I-KCB 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内部知识协同行为的产生，意味着创新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内部合作机制和网络结构。合作网络结构的形成促进了资源的流动，能够激发内部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缓解组织内部差异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内部资源得到重新分配。知识资源的有效整合，无论在“个人层面”抑或是“组织层面”均有利于提升自身竞争实力。知识和创造能力是组织成员拥有的战略资产，能显著促进创新成果(数量、质量、速度)的产出、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因此，内部知识协同行为的产生有利于企业内部创新绩效的提高。正如模型路径所呈现的，I-KCB 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H3a 得到验证。

但是，佟泽华等[16]认为，I-NKCB 可形成内部良性非知识协同行为与内部恶性非知识协同行为。当组织形成内部良性非知识协同行为，将会产生类似于“头脑风暴”的效应，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知识创新“点”，从而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当组织形成内部恶性非知识协同行为时，将严重影响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使组织内部呈现出“非协同”“非合作”的状态，抑制组织内部知识协同行为的产生。因此，当组织内部因知识的多样性使创新主体之间产生较大差异而牵制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时，会在创新主体之间引发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的恶性循环；当知识异质性使创新主体产生有利于组织内部创新的知识碰撞时，会形成内部良性非知识协同行为，进而促进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于I-NKCB 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一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是I-NKCB 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I-NKCB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创新主体之间的I-NKCB 对创新绩效的提高没有显著相关性(反向影响)，假设H3b 没有得到验证。

(3)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大量异质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复杂性，这便需要有效的调适机制。当知识异质性的程度过于强大时，专业技能、工作能力、认知等潜在异质性会使创新主体间不能达成共鸣，引起冲突或分歧，甚至于“不可消弭”，由此提高了I-NKCB 发生的概率，导致组织内部“协同性”降低，形成“懈怠”“非合作”“非协同”的无序、松散状态，从而抑制I-KCB 的产生。正如模型路径所呈现的，I-NKCB 在一定程度上负向影响I-KCB 的产生，因此假设H4 得到验证。鉴于组织I-NKCB 与创新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I-NKCB 对I-KCB 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因此知识异质性还可通过I-NKCB 对I-KCB 的负向影响这一中介效应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4)本研究表明，知识异质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I-KCB 的发生，并通过I-KCB 的“中介效应”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诱发I-NKCB 产生，而I-NKCB 对I-KCB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进而也导致组织内部创新水平和创新成果产出率的下降。

综上，可得到以下启示：企业应尽量规避知识异质性“不利”作用所带来的风险(如产生严重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并善用知识异质性的“益处”(如促进个体间对于“独特性”知识的互动与渗透)，以增强企业内部知识的溢出和知识整合，降低I-NKCB 产生的概率(特别是内部恶性非知识协同行为的产生)。知识异质性作为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属性)，它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创新的“弹力”，而I-KCB 对于创新发展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知识作为组织的核心资源，只有在企业内部不断转移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用和价值。因此，应将每个成员背后的知识网络纳入到内部知识创造平台中，拓宽企业的接触界面，形成有效的知识汇通、流转与整合，从而实现创新。

4.2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异质性通过内部知识协同行为和内部非知识协同行为的中介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本实证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调查问卷的样本数量上存在一定的限制；其次，没有更深入考虑I-KCB 和I-NKCB 两个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扩大调查问卷样本数据的范围，并尝试以其他因素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知识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