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见/伪满皇宫博物院科研中心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悍然违背国际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于中国战场设立研究基地、组建特殊部队，其中一支就是位于长春市西环城路8211号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2015年9月至今，伪满皇宫博物院根据党中央、省市各级指示，负责部队遗址保护和展览陈列工作。因此，本文主要依照日方档案，更正当下有关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若干“讹误”，探寻第100部队走向自上而下的国家性犯罪之路。

一、部队名称变迁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设立的一支特种部队，最初是应对侵华日军军马染疫、受损而设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随着侵华战场的不断推进，病马收容所逐渐扩大与改编，渐渐成为东北战场乃至全中国战场兽医防疫部队的中心。

学界关于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的设立时间有不同争论，日本学者江田泉根据《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记载的“昭和7年8月8日病马收容所长 安达诚太郎”[1]信息，认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始于1932年8月设立。然而，此时的病马收容所并未有“临时”字样，也就无法确定1932年8月成立的关东军病马收容所就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陈致远等人根据安达诚太郎在1954年8月16日口供，认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于1931年11月成立[2]”，张玉雪也认为临时病马收容所于1931年11月成立，并指出病马收容所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战马检疫防疫。实际上，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下达“关于处理缴获马匹的命令”（1931年9月21日）指示下属军事机关“要考虑到各部队的需求，在缴获的马匹中留下若干自己管理，其余则拍卖，力求迅速消除军队的麻烦和拖累”[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事变后的关东军要求所属部队避免拖累行军、减少在中国东北俘获的军马，而非张文所说“征集大批战马”。

那么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究竟在何时设立？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日本陆军兽医部史》清楚记载临时病马收容所设立的具体情况“关东军兽医部部员和一名书记官在1931年9月19日前往奉天（沈阳），9月20日早上六点设立病马收容所”[4]。由此可见，第100部队的前身机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于1931年9月20日设立。

学界除了病马收容所设立时间有误外，它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王文锋等学者认为它是在1933年初或者春季改编。然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布的防卫省档案，清楚显示它是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签署的“关作命第260号”命令，由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在1933年2月15日上午九时的新京（即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改称“关东军临时病马厂”[5]，此时的关东军临时病马厂长具体业务由关东军兽医部和原临时病马厂职员共同完成。1936年6月25日，根据日本“军令陆甲第十六号”命令，关东军病马收容厂开始改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8月3日，关东军上奏天皇和陆军省“改编完成”，8月8日，“整备甲第一号”批准“改编完成”件[6]。至此，由天皇敕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建立。然而，此时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办公地点位于新京宽城子的关东军军马厂厅舍。囿于厅舍狭小，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于是，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在接下来两年内不断进行部队改制和修建新址。1937年1月7日，关东军向陆军省提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编成（改制）详报”[7]。1938年12月1日，根据“陆满机密一三九号”命令，关东军向日本天皇和陆军省上奏“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二次改编”[8]完成。

经过1937年至1938年两次“改编”后，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由宽城子搬进长春市南部的孟家屯基地。孟家屯是日军营房聚集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营区因其细菌研究的特殊性，与其他部队营区隔开。该区内东西宽约0.5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扩建后的占地面积约计50万平方米[9]。至1940年7月10日，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在孟家屯实现最终编成。

随着日苏之间军事剑拔弩张，日军出于保密考虑，对侵华各路日军实行“通称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获得通称号，也就是它“100”秘密番号的由来。1940年11月14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在满诸部队通称号规定》，兵团文字符统用“满洲”。1940年7月3日，关东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人员统计表中已经标出该部队通称“满100”[10]。因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称为“满洲第100部队”早在1940年7月3日前已经出现，而非有些学者认为满洲部队番号的出现应该不早于1940年11月14日，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1941年。笔者认为出现100部队番号日期不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公布的“关东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人员统计表”档案中关于“满洲第100部队”番号填写时间是在1945年战败后，档案制成者以1945年已经知道的“满洲第100部队”的番号制作“满100”。二是早在日本关东军早于1940年11月14日发布《在满诸部队通称号规定》前，关东军内部已经使用“满100”的番号了。

根据1940年11月14日发布《在满诸部队通称号规定》，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本部称为“满37”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牡丹江支厂称为“满141”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大连出张厂称为“685”部队。到1945年4月20日，根据《陆军部队战时通称号规定》，100部队将战时通称号改称为德25207部队[11]。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100部队根据陆军省命令，提前撤退专业技术人员、摧毁在孟家屯的研究基地。

二、机构与人员

海内外学者根据原100部队职员三友一男、平樱全作的口供和回忆录，一般认为100部队主要由部队司令部、总务部和另外第一、二、三、四部构成。各方学者关于司令部和总务部的性质与职能基本达成共识，部队司令部全面统筹各项事宜，总务部负责部队人事与财政。然而，四个业务部门的名称和改组情况却是存在不同认识。

有些学者参照三友一男、平樱全作的口供，直接称其为“第一、二、三、四部”，这种称呼在100部队档案未出现前，根据“三亲资料”原则有一定的说服性。然而，日本防务省公布的档案准确标出100部队的四个业务部门分别是“技术部、病理部、卫生部、兽医部”，换言之，100部队的第一部为技术部，第二部为病理部，第三部为卫生部，第四部为兽医部，其中第二部（病理部）是100部队最重要的核心部门，1936年改变至1943年年，病理部分为五个分部[12]，1943年12月，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视察100部队后，命令组建第六分部，专门负责细菌战所用细菌武器的生产与特殊保存事宜[13]。

除了本部机构外，100部队还在大连设立了出张所负责军马检疫及细菌菌液的供应，在牡丹江设立支厂配合试验活动。大连出张所设立是建立在日军军马检疫基础之上。此前每当在满部队调动时，都要向大连派遣检疫班设立临时检疫所进行检疫工作。1939年1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100部队成立大连出张所，它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直接指示下设立的派出机构。关东军参谋长指示大连出张所，要与关东军管理部及关东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根据旅顺厅的要求，允许他们使用大连出张所的部分设施[14]。

1940年，牡丹江支厂为了满足100部队在一线细菌战试验需求设立，还负责当地驻军的军马、军犬、军用信鸽等动物的检疫防疫工作。1944年，牡丹江支厂主力划归第一方面军指挥，由牡丹江南下参与作战，这标志着牡丹江支厂由专门的细菌部队下属机构，逐渐转向一线作战部队。

100部队机构的增设与改组，带来部队人员的数量的变化。学界一般认为第100部队的人数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基本维持在600-800人。“六百至八百”说目前是学界关于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人数的共识性认识[15]，金成民认为该部队“拥有日籍研究和工作人员800名，中国劳工300名[16]”，张玉雪等认为该部队在1940年7月10日有316人，1940年11月有335人，但是张文在制表计算时，并未将该部队的“兵科”内职员算进去。因此，316人和335人无法代表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总人数。

根据日本防务省公布的档案显示，100部队的实际人数并未达到“600—800”人。1933年，100部队的前身机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只有三十余人，这与它本身是关东军临时特设机构有关。1936年后，随着侵华战场的不断需要，100部队人数出现明显变化，但是并未超过“600—800”人。日本防卫省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档案显示1940年前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人数为106人[17]。之所以出现如此少的数字，可能是此件档案统计人数为关东军所属人数，并未加入此时的雇佣之人。即便加上三友一男《细菌战の罪》一书中雇佣人约计400名[18]。两者约计506人，并未达到“600-800”人。

由下表（1940年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人员表）可知，1940年7月至11月，100部队的总人数为459人和488人，并未达到学界所认可的“六百至八百”人。因此，100部队的人数在1940年基本维持在五百人以内。这一人数一直持续到1941年底。1941年，三友一男刚进入100部队，该部队人数约计400至480人，1941年底部队总人数大约有500人。

1940年7月至11月，100部队的雇工人数都为200，分别占比为43.57%，40.98%，1941年底雇工人员达到400人，占1941年该部队人数的80%。因此，1941年的100部队雇工人员人数、占比急速提升，出现这一现象是多重原因造成。一方面，100部队的技术骨干遵照关东军的命令，迅速充实各一线部队的战时防疫队伍[19]，另一方面，技术骨干前往分厂进行野外细菌实验工作[20]，这两方面原因造成技术骨干人员占比由1940年7月的43.57%，下降至1940年11月的40.98%，至1941年底降至20%。技术骨干人员的极大缺口倒逼100部队本部细菌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吸收雇工人员，进而使得整个部队人数迅速膨胀。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中央军事行政编制 关东军编制人员表（满洲）昭和15年7月—20年关东军总司令部直辖部队》所制，档号：中央—军事行政编制—1，C12120966500。

三、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抽调大量精锐前往东南亚参战，造成苏联与伪满洲国边境地区兵力对比略弱。为此，关东军总司令部一方面征调大量老年和少年充实部队，另一方面加快细菌战实战步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00部队于1943年12月在第二研究部下设立第六分部，从事大量培植细菌和地下特种仓库保藏工作，这也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与100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副部队长保坂斯道中佐、工程师井田清等人商讨后、拟定的“细菌分部”计划，极大地“助力”关东军实现细菌武器所用菌液量产的转换。若松有次郎多次于部队内部训话“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时，100部队应当成为大量出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21]。

1943年底，高桥亲自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报告，100部队每年生产炭菌热细菌一千公斤，鼻菌细菌五百公斤，锈菌一百公斤[22]。为了检验细菌效能，100部队进行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活人活体实验，原100部队队员安藤敬太郎指证，1944至1945年，第二部第六分部做人体试验，被实验人员有中国和白种人，人体试验命令由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司发布，原100部队文职人员大内卫向美军供述，1944年8月，原100部队专门负责拍摄的职员寺西，在人体试验后被喊去拍照，照片给了大内卫看了，照片内容为人体解剖，被实验人员为白种人或者俄国人。原100部队职员木野武供述，（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将一种从马身上提取的包含细菌的液体，注射到人体、使人染疫，死后被解剖以察看死因、疾病的性质和程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长春政府委派温乃即、宋平对原100部队的中国籍雇工进行调查，指认100部队进行人体活体试验[23]。

细菌效能调试后，很快被应用于野外实战。1944年4月，100部队长命令平樱全作参加远征队，负责查清这批牲畜的数量、牧场、蓄水池、道路牲畜病症。1945年3月，平樱全作将调查细菌实施情况向若送、高桥等人作报告，若松有次郎吩咐平樱全作购买500只羊、90—100头马牛，企图进行军事破坏工作，即把这批牲畜染上细菌，然后散布出去，使得周围家畜染疫，然后传染给中苏官兵与牲畜。

四、结语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改编是日本为了适应战场需要，进行的自上而下国家性的战争行为，由起初负责军马检疫防疫，到成为细菌战对策机构，再到1943年量产细菌武器所用菌液。它开始由关东军司令部临时特设，由经天皇、陆军省批准改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最后成为关东军乃至整个侵华战场细菌战的重要机构之一。

每一次的改编带来100部队的机构的变化，其中业务部门最为重要。经过日方档案仔细梳理，可知这四部分别是技术部、病理部、卫生部、兽医部，其中病理部是细菌研发与生产最重要的部门。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实施细菌战，远非美方档案中细菌战犯所谓“造福百姓”及“防御苏联率”[24]，而是日本自天皇至陆军省、参谋本部，再到关东军司令部和100部队自上而下蓄意进行的细菌战行为。然而，1945年战败前夕，100部队提前得知撤退消息，迅速销毁实验设施、部队厂址，大量技术人员提前逃回日本，逃脱了正义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