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一、指挥中集团率先渡江：谭震林是浙江解放的直接指挥者

虽然，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和新四军苏浙军区创建时的领导人名录里，都已经出现了谭震林的名字，但那两次，谭震林均未能到达浙江，参与实质性的工作。谭震林与浙江真正意义上的交集，还是要从70年前的解放浙江说起，也就是要从他参与指挥渡江作战、受命解放与接管浙江说起。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在总前委的统一部署下，淮海战役各参战部队于1949年1月11日撤出战场，进行休整。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指挥部北移徐州以西之杨黄庄。15日，移驻徐州东北之贾汪煤矿区。华东野战军前委随即在这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一次贾汪会议。

第一次贾汪会议是为了发起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而进行思想动员和整编部队的重要会议。粟裕、谭震林在会上作了报告，对部队在1949年的作战任务和当前休整等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上，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宣布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共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部队，山东兵团改编为第七兵团，谭震林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任第七兵团政治委员。

2月4日，谭震林告别了刚改编的七兵团指战员，前往三野总部就职。9日，总前委在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第二野战军驻地，召开了渡江作战会议，向中央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1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对渡江作战“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运筹和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周密组织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紧张而有步骤地全面展开。

为了传达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总前委会议精神，第三野战军前委于2月中旬在七兵团驻地贾汪再次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会议具体部署了渡江作战任务，还组织学习了对新解放区的有关政策，以便做好进军江南的接管准备工作。三野前委分工如下：渡江战役发起以后，将由谭震林率七兵团负责接管浙江，决定成立以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准备）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谭震林前往徐州，与邓小平、陈毅会合。2月25日，他们三人一起启程，来到西柏坡，出席了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谭震林参加了朱德主持的军事小组的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渡江的兵力部署和准备在4月份进行渡江作战，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进行了会商。

3月26日，总前委在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再次召开渡江作战会议，研究和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于3月31日呈报中央军委，同时正式向各参战部队下达。《纲要》贯彻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立足困难情况，争取最好可能”的指导思想。在此过程中，谭震林往返奔波于蚌埠、合肥、瑶岗、庐江、无为等地，为总前委研究和确定渡江作战的时间、地点及作战手段，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参与了《纲要》的制订和战役实施的各项决策。谭震林参与制订并实施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完成了解放浙江的总体战略部署。

根据总前委决定，渡江战役由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东集团为三野的第八、第十兵团，由粟裕指挥；中集团为三野的第七、第九兵团，由谭震林指挥；西集团为二野的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由刘伯承指挥。陈毅、邓小平坐镇肥东瑶岗总前委指挥部，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集团。

谭震林作为总前委委员和中突击集团的指挥员，3月中旬从西柏坡返回部队以后，就来到驻庐江的七兵团，以后一直随兵团行动。他原是这个兵团的老领导，同干部、战士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指示兵团指挥所提前进到接近江边的襄安镇，向部队提出了“三个实地”的要求，即实地观察、实地训练、实地准备。他与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一起，带着参谋人员来到长江北岸，实地勘察地形，认真听取驻在这里的第二十四军领导人汇报敌人的江防情况，共同研究渡江作战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据皮定钧日记所记，谭震林还向军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渡江作战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在3月25日能确实做到把江北的桥头堡解决”，“在4月10日前要完成我们的一切渡江准备，只等命令”。

进入4月中旬，各部队已经做好了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总前委密切关注着敌人江防与长江水情的变化，随时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情况，以便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统筹考虑发起渡江的有利时间。4月16日至17日，谭震林来到瑶岗总前委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共商何时开始渡江。军情紧迫、事关全局，陈毅、邓小平与谭震林一起，在24小时内两次邀请中集团的王建安、宋时轮两位兵团司令员来到总前委，共同拟定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以确保一举成功。总前委并据此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20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南岸的总行动”的作战计划。4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决定“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不得有任何改变”。就在中央军委最后决定的渡江之日（4月20日），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

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归谭震林指挥的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预定在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实施渡江。这个地段江面较窄，又是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与原西北军刘汝明部防区交接地带，空隙较大、防守较弱。中共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长期活跃于这个地区，早已做好了迎接大军南下的准备。这些都有利于中集团部队强渡长江，实行中间突破。

4月20日中午，谭震林来到中集团第一梯队之一的第二十四军，对渡江作战的准备作最后检查，向突击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再次传达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的指示，鼓励全军将士不怕牺牲、同心同德，完成渡江作战的伟大任务。

当晚7点30分，谭震林向中集团发出了开始攻击的命令。突破长江天堑的战斗正式打响。顿时万炮齐发，平静的江面咆哮了起来。承担第一梯队的第二十一军、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二十七军（附九十九师）先头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千帆齐发、乘风破浪，最快的船只仅15分钟就驶抵南岸。当晚，总计中集团有20个团渡过长江，在无为沿线一带实施了中心突破。

总前委迅即向所有参战部队通报了“4月20日夜至21日晨，七、九兵团先头部队渡江顺利完成”。21日，中集团先头部队继续猛打、猛追、猛进，迅速占领铜陵、顺安、繁昌等沿江南岸重地。22日凌晨1时，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七、九兵团渡江胜利”。在谭震林指挥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率先渡江的同时，由粟裕、张震指挥的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共8个军、35万人，由刘伯承、张际春指挥的西集团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也于21日夜间分别从东西两线开始渡江作战。国民党军在1800公里长江防线上部署的40个军、115个师、约计70万人的守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全线攻击下，很快被打垮。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发起攻击，并在当天占领南京。

4月24日，谭震林向中集团第七、九兵团下达总前委指示继续东进的作战任务：第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策应东集团作战，并划归粟裕、张震统一指挥；其他各军，随同七兵团指挥部向浙江进发。25日，谭震林即率部攻占了曾在这里创造了七战七捷光辉战绩的繁昌县城。

4月27日，谭震林率部离开繁昌，同王建安、吉洛指挥第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三军向广德、安吉、武康分路进军，直指杭州。

5月3日下午，谭震林率领七兵团指挥部进至武康。他命令部队迅速架通与杭州的电话联络，查明杭州市内情况。此时，随着人民解放军挺进杭州，国民党守军已于当天上午10时全部南逃。谭震林与兵团首长立即命令进入市区的第二十一军，在杭州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首先占领钱塘江大桥，以确保南北交通的畅通。当天黄昏，谭震林率部向杭州市区进发。入城前，他指示兵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干部、战士在武康广场上集合，当众宣读《入城守则》，要求大家务必切实遵照执行。4日，兵团部抵达杭州湖滨路。部队按预定的宿营计划进入驻地。谭震林告诫全体指战员，在杭州市秩序尚未安定以前，禁止任何人在市区及风景区游览参观。他与兵团首长虽然驻在西湖边，但根本无暇欣赏西湖景色。他在这里召集各军军长、政委会议，对解放浙江全境作出部署，传达了第三野战军前委决定由第二十三军负责杭州市警备的任务，命令第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分别向浙南、浙东及其沿海岛屿进军，于5月16日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为达成对上海国民党驻军的合围态势，第二十军、二十三军、二十七军向上海挺进，沿途解放了嘉兴地区。第二野战军的第三、五兵团的5个军，于5月1日从皖浙赣边境分路进入浙西，6日截断浙赣线，7日解放金华，粉碎了汤恩伯、白崇禧在浙赣线组织抵抗的企图。至16日，解放大军连续解放了包括衢州、金华和丽水在内的浙西和浙西南地区26座县城。

为配合解放大军主力渡江南进、迎接浙江解放，浙江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好了准备。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浙南地委、中共苏浙皖边工委和中共处属特委分别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整编部队、加强学习，同时积极出击、阻击逃敌、解放县城，为大军进军浙江创造条件。浙东游击纵队解放了三门、绍兴等县城，浙南游击纵队策动国民党军第二○○师师长叶芳起义，于5月7日和平解放温州。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与各界民主人士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城乡人民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杭州，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杭州市委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展了护厂、护校、保卫国家资产的斗争。

谭震林率领的第七兵团在解放杭州后，迅速向浙南、浙东进军。第二十一军兵分3路向温州进军，其六十一师由萧山南下，经嵊县、新昌后，奉命归第二十二军指挥，配合攻打宁波；第六十二师经萧山、诸暨后，先后在绍兴和台州地区活动；第二十一军军部和六十三师，先由萧山、临浦车运金华、再沿金温公路前进，于5月26日到达温州，与浙南游击纵队胜利会师。第二十一军南下温州，迅速扫清了温州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巩固并发展了胜利成果。

受命东进的第二十二军沿杭甬公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组织的曹娥江防线，乘胜追击逃敌，向宁波方向疾进。其六十五师攻占上虞、余姚，与浙东游击纵队胜利会师。5月25日宁波解放。

宁波解放后，溃退在宁海、象山半岛的国民党残军达2万余人。6月30日，三野命令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发动宁象战役，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在浙境内的残敌和解放舟山群岛创造条件。7月初，宁象战役打响，解放军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和浙江第二、六军分区（后改称宁波、台州军分区），分南北两路钳形楔入象山半岛。7月5日，六十一师解放宁海县城。8日，六十五师解放象山县城。9日，国民党驻石浦玉泉盐场“两浙盐务税警总队”800余人起义，六十一师进驻昌国卫、石浦。至此，宁象战役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底入浙作战，在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到7月8日，前后仅两个多月，共歼敌5万多人（不包括苏浙皖边围歼战歼灭的6万余人），解放了除磐安县（10月30日解放）外的浙江大陆。至此，解放浙江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

二、运筹帷幄，周密部署：谭震林是浙江接管改造的谋划组织者

杭州解放之后，浙江工作百废待兴，会师接管首当其冲。谭震林作为浙江解放后首任党政军首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运筹帷幄、周密部署，担负起了浙江接管改造谋划组织者的工作职责。

浙江曾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所谓模范省。浙江人民在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长期而尖锐的斗争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刚刚获得解放的浙江人民，由衷地把中国共产党看作自己的救星，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怎样顺应民心，同全省人民同心同德地去整治旧中国留下的创伤，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尽快地建立起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翻身作主的迫切愿望，这是摆在谭震林和浙江党组织面前的首要课题。

自中共浙江省筹备（准备）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此后只要一有时间，谭震林就与谭启龙等领导人一起，亲自向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战斗过的同志了解情况并调查研究，选配省、地、县各级领导骨干，还让谭启龙专门带了8000名山东的南下干部，争取一到浙江，就能按省、地、县的整套配备迅速地撒向全省。

一进入杭州，谭震林就与先到杭州的省委领导同志讨论了会师和接管的工作，根据初到新区情况不熟、干部不足、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领导一时又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的实际，确定了宁缓勿急、分清轻重缓急、先后逐步接收的方针。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谭震林当即主持召开第一次省委会议，确定了解放初期的主要工作任务：迅速分配干部，实行战略展开，集中干部接管城市，保证不乱，完成会师，了解情况。

5月10日，即杭州解放的第七天，省委就召开了盛大的会师会议，隆重庆祝南下大军与坚持浙东、浙西游击战争和杭州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胜利会合。6月18日，又在杭州召开干部大会，热烈欢迎坚持浙南斗争达10余年之久的龙跃等浙南中共党的负责同志。在这两次大会上，谭震林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阐述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新的大好形势，肯定了浙江地方党组织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取得的重大成就，指出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只有把解放军主力、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三方面的力量紧密地组织在一起，才能适应建设新浙江的需要。他告诫全省同志，南下大军与地方游击队的团结，南下干部与坚持浙江地下斗争干部的团结，是取得今后工作胜利的基本保证，一定要搞好。在他的主持下，省委相继发出了关于结束前杭州和浙东、浙南等地方党工作的决定，作出了《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号召来自各方面的干部，都应在省委和新建立的地（市）、县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加强团结、做好工作。他还与谭启龙等省委领导同志一起深入细致地做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团结工作，对南下干部中个别不尊重地方干部的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并责令改正；同时教育地方干部要与南下干部坦诚相见、彼此取长补短，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从而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会师中的协调配合，保证了城市接管和新区开辟工作的顺利进行。

会师以后，面对急切而繁重的任务，当时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干部的奇缺。初期接管全省的干部，包括随军南下的8000人，不超过11000人。全省3个中等城市、10个地区、近70个县，每个县只能分配到70多名干部。谭震林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只有大批培养干部，才能逐步适应接管和开辟新区工作的迫切需要，他提出了培养10万干部的计划，办法是招收青年学生、从党政军工青妇各个方面选择年轻知识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教育留用旧职人员，通过干校、党校的学习和工作实践的锻炼，进行培训。在杭州解放的当月，省委就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浙江省干部学校（后改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谭震林兼任校长，由谭启龙负责干部学校的组建与筹备。1949年6月9日干校第一期开学，谭震林参加开学典礼，并作形势报告。干校学员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调查研究和工作方法等内容。经过短期培训后，就补充到干部队伍中去，对浙江干部队伍的组成壮大，起了重要作用。谭震林还专门指示，不仅省里要办干部学校，各县也要办一个培养农村积极分子的干部学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50年底，全省脱产干部就已达到81000余人，基本解决了干部奇缺的问题。

杭州市是浙江省会所在地，接管杭州，意味着对浙江接管的开始，因而对杭州的接管成了浙江省接管政权的重中之中。谭震林等省委主要领导一起主持了对杭州的接管。就在省委成立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务、文教、财经、军事、公安、工业等部及联络处、秘书处，谭震林任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任副主任。军管会作为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全市及全省的军事、民政等事宜。在军管的初期，谭震林还兼任杭州市的市委书记、市长。

随着全省各地的解放，省委在全省各主要城市，如绍兴、宁波、温州、湖州、金华、衢州、临海等地均成立了军管会。浙江军区派出4000余名干部参加全省的城市接管工作。

在谭震林等领导的周密部署下，杭州市军管会从5月8日开始，全面接管在杭州的国民党党政机构及官僚资本企业。随后，其他各地军管会也先后接管国民党在当地的党政军及财政、文教等机构。接管初始，由于敌人整体崩溃，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在敌人内部很快传播，国民党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跑之外，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撤逃，就连国民党杭州市及浙江省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撤逃，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这对浙江省干部奇缺、只能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接管十分有利。根据这一情况，谭震林等省委领导进一步确定了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报经华东局批准后，向接管单位正式宣布。5月30日，省委正式发出了《关于金融、贸易、邮政、电讯、公路、铁道、税收诸部门全省皆按整套系统由上而下进行接管的决定》，决定将金融、贸易、邮政、电讯、公路、铁道、税收各部门以杭州为中心，整套自上而下进行接收。由于方针正确、领导有方、措施得力、各方配合，接收工作得以完整地、有秩序地进行。到这一年的8月中旬，全省已基本上完成了接管的任务。

在接管过程中，谭震林不仅运筹帷幄、把握全局，还不时深入基层、具体指导。在军管会成立的当天，谭震林即派汽车去接在杭州做秘密工作的余森文来见他，详细了解了杭州解放前后的几天情况，当即公布了余森文的职务并对协助接管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在接管工厂的时候，谭震林亲自到杭江纱厂去视察，对企业的接管与管理工作作了肯定；在接管五丰纱厂的军代表下厂接管前夕，谭震林亲自召见，对他们作出具体的布置：“你们下去首要的任务是尽快使工厂复工。工厂烟囱冒烟，机器转动，能安定人心，稳定秩序，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站住脚的大问题，同时要在工作过程中查明企业的性质，以便决定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在有关接管工作人员写了接管工作总结后，谭震林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回复，信中有表扬也有批评，又严格要求又指明前进方向，让人心服口服、干劲倍增。

在接管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同时，伴随着旧政权的垮台，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省筹备（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即告结束。5月6日，省委宣告成立。至9月，省委下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教育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社会部、职工部、农村工作部、妇女部、省委党校等办事机构和浙江日报社。省委受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双重领导。省委建立后，不仅在其所属机构中设立党组织，还先后在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委、办、厅、局和司法、检察、金融机关建立党组（党委）。在工会、妇联、文联等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工作机构及党组（党委）的同时，省委在所辖的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委（宁波市属省委、地委双重领导，温州市委属地委领导）、10个地委（中共浙江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地方委员会）、84个县委、市委（县级）相应地设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及党组（党委），在市、地、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建立了党组（党委）。

在谭震林等省委领导的统一部署下，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军事管制，为全省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1949年5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全省其他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人民政府。至7月29日，全省行政区域设置了除杭州外的宁波、温州2个省辖市；嘉兴、宁波、衢州、建德、温州、台州、丽水、金华、临安、绍兴10个专区，及嘉兴、湖州、衢州、金华、兰溪、绍兴6个专区辖市（县级）。在此基础上，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谭震林为主席。在省政府召开的由各方面领导同志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作了重要讲话，宣布省政府成立及其组织分工等问题。8月18日，省人民政府在杭州举行公开的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全省性的工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在这些成立大会上，作为浙江省的最高领导人，谭震林几乎都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从浙江解放之日起，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就列入了党的议事日程。随着工会、农协、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相继建立和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积极性的不断高涨，中共浙江省委积极引导并采取措施坚持不懈地为建立、完善这一政治制度而努力。解放前后，浙江省党的主要领导都比较重视对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作为省委书记的谭震林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坦诚相见。他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建设新浙江的历史任务。1950年8月1日至8日召开的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选举成立了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谭震林为主席。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开始在浙江形成。

三、“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谭震林是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奠基者

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历史主人的浙江人民在收拾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的同时，急切地需要建设自己的新浙江。谭震林按照党的指示，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及时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工作思路，名副其实地成为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奠基者。

谭震林在主持浙江工作的过程中，最突出也是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就是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工作重心暂时由城市转向农村。也就是在1949年的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谭震林是到会参加的，南下的途中，他一路上作的报告主要的也是围绕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怎样才能更好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进入浙江以后，他和浙江省委的一班人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军队在浙江大陆的主力大部逃跑或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以后，潜伏的武装匪特纷纷出笼，成为非常突出的一大祸害，浙江全省匪患严重，仅武装股匪就有300余股、30000余人，1949年8月份增加到53000余人，他们盘踞全省大部农村，并逐渐向城市蔓延。全省形势一时形成“我占城市，敌占农村”的局面。这些匪徒以国民党特务为核心，以待解放的舟山群岛为主要巢穴，从农村向城市进行骚扰破坏，有的袭击解放军的军事设施，破坏交通运输；有的偷袭县、区、乡人民政府，甚至攻入临安地区的于潜县、金华地区的开化县、丽水地区的宣平县3座县城，杀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匪特严重的地方，匪徒还公然挂出“县政府”“专员公署”“行政公署”等伪政权招牌，委任了“县长”“专员”“行署主任”等伪官吏，当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干部集中在城市及交通线忙于接管，尤其是当入浙野战军大部相继离浙向福建和西南进军的时候，土匪活动猖獗到了极点。他们频繁袭击县区乡政府，杀害各级干部、警卫战士、农民积极分子，特别是第三野战军后勤副司令李后坤在经过金华地区东阳县境时就遭到土匪的袭击而牺牲；他们拒用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贬值、物价暴涨；他们对城市实行封锁，隔绝城乡间的流通，农村物资无法进城，工业产品不能下乡，致使工厂原料缺乏、销路阻滞，而农民的农副产品如蚕茧、竹笋、茶叶等又卖不出去，生活极度困难；他们控制着粮食，破坏征粮工作。加上入夏后，连降暴雨，农村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杭州以东、钱塘江两岸严重被淹的农田有483425亩，轻度受灾的则有1772523亩，损失稻谷6011267担，造成城市吃粮困难。当时仅杭州就缺12万担至15万担粮食，还有全省驻军和在浙江准备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民食、军粮同时告急。浙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急需以谭震林为首的省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

当时，接管城市的工作即将基本完成，谭震林和省委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商议后，大胆提出，我们仅有城市，没有农村是不成的，必须很快开展农村工作，以利于更好地克服当前城市遇到的困难和加强城市工作，我们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总方针、总任务，要紧密结合浙江工作的实际。1949年6月15日，谭震林主持召开了解放后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把党的主要力量由接管城市转入农村的重大部署，并确定了农村工作的四大任务：剿匪、反霸、生产自救、征粮。随后，谭震林前往上海参加6月25日召开的华东局工作会议。会上接到中共中央批准华中局把工作重心移入农村的建议。中央的批示在指导方针上比10天前省委的部署更加明确。由此，谭震林等省委一班人也就明确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的方针。这在华东地区是没有先例的。7月2日，省委发布了《关于七、八、九三个月工作的决定》，决定这3个月以剿匪、反霸为中心。随即省委又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的精神，于7月8日、9日连续发出了野战军实现工作队化的指示。驻浙野战军迅即组织了1万人的工作队，奔赴农村。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野战军干部、地方干部、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三结合组成的工作队，8月上旬都到达了农村的工作岗位。工作队员严格按照省委的部署，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帮助农民生产劳动、逐步了解情况，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并不失时机地开展剿匪、反霸斗争，浙江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喜人的变化，农村工作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到12月，全省工作队人数由开始时的1万发展到3万，其中野战军干部1万、青年学生1万、南下干部7000，还有3000是从农村积极分子中提拔起来的，工作队于1950年初基本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为农村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锻炼造就了一支适合农村工作的干部队伍。

与此同时，谭震林还代表省委要求地委、专署、军分区除留一至两名领导干部掌握全面工作以外，其余全部下乡，加强基层工作，实行面对面领导。省委也只留几个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多数同志深入地（市）、县，巡视和检查工作，帮助工作队和地（市）、县各级领导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

在此过程中，谭震林不断向军队和地方的同志反复讲述新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移向农村的必要性，帮助大家消除疑虑、提高认识。他指出这不是走“回头路”，不是重复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的老做法。要大家从思想上弄清楚，在人民解放军完成接管城市，而广大农村却为国民党各类残余武装盘踞，一时形成我占城市、敌占农村的情况下，大力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这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入城市的总方针，并不矛盾，而是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实现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农民的具体表现。他还同谭启龙等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以杭县为省委基点，直接指导工作队深入群众，筹建农民协会、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政权，创造经验、带动全面。

自1949年6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到1951年3月召开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在谭震林为首的省委正确领导下，浙江争取了农业丰收，克服了主要土特产的滞销困难，促进了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并有了个别的发展，度过了解放初期浙江最困难的岁月。在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谭震林代表省委郑重宣告：“浙江的开荒阶段应该是结束了，今后必须转变过去这一年多来党把主要注意力、主要时间放在农村里的情况，应该按照党中央二中全会决议的指示，把党的重心放在城市，依靠城市领导农村，依靠工人领导农民，只有如此才不致犯重大的错误，才不致陷自己于被动。”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以后，谭震林雄心勃勃地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新浙江”的口号，他当时的具体设想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发展农业，建设工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几乎在那几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农业，首先要解放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的渴望，是新解放农民最为关心的一件大事。以谭震林为首的浙江省委清醒地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浙江又是新解放区，地处沿海，农村政治经济情况十分复杂，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因此，省委决定先进行土改典型试验，并制定了“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1950年8月初，省委和省农民协会开始在杭县义桥乡、山桥乡，嘉兴县高照乡、新塘乡，金华县乾溪乡等8个乡进行土改试验。同时，宁波、嘉兴、金华、临安等地委和杭县县委也开始了土改试验工作。至9月上旬上述试验工作均告完成。9月21日至28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了全省土地改革试验的总结会议，研究了8个试点乡的情况和经验。接着，各地委、县委也进行了土改试验。10月，省委拟定了全省土地改革方案，并召开全省第一次土地改革试点乡会议。谭震林亲自起草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在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进行土地改革，这就要求全党同志既要继承和发扬过去农村斗争中积累的好经验、好传统，又要克服经验主义，不能照搬过去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代表省委，提出了浙江实行土改的方针是：小心谨慎，逐步展开，大胆前进。要求省委、地委、县委、区委领导都要亲自动手、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向面上推开。在土改中，谭震林一再强调不要照搬照套老区的经验，他说：“过去的一套，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今天不能全部搬用，因为过去是打天下，今天是治天下，环境变了，我们的政策、方法也应该变。”“土地改革是一个战略任务，是不能变的；但土地改革政策中的某些具体规定，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加以改变。”

10月至11月，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试点会议。谭震林又亲自起草逐步展开的试点工作总结，并在11月23日全体会议上再次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代表省委提出了对土地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既快又好”。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不仅在经济上依法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而且在政治上要彻底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他要求各级党委在领导这场斗争中，既要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摧毁地主阶级统治的“和平土地改革”；又要在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以及进行土地分配等各项工作中，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各级领导干部统一了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改革工作的要求、标准和领导方法。12月开始，全省土地改革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浙江的土地改革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从1950年冬季到1951年春季，土地改革的地区有嘉兴、宁波、温州、丽水、临安、绍兴等专区的48个县及直属县杭县等。由于土改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经验积累得比较丰富，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到1951年4月，基本完成了华东局提出的任务。第二批从1951年秋季到1952年春季，这一批主要是台州、温州、丽水地区的一些县和其他少数偏远山区、盐区和海岛，共计687个乡。到1952年春季，除沿海少数岛屿的28个乡外，全省99.5%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总计依法没收土地1447万余亩，34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分得土地的农民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79%。不仅贫雇农分得大量土地，中农也大部分补进了土地。自此废除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赖以进行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旧时代被牢牢束缚的农业生产力，豁然解放出来了。这就为实现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条件。

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与城市开展镇压反革命，是相互配合进行的。谭震林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镇反”工作所规定的方针、政策，直接掌握和指导浙江全省的“镇反”运动。经省委集体研究，他向各地提出，“镇反”以镇压恶霸地主、匪首、惯匪为主，要使“土改”与“镇反”相互促进；对于反动道会门、潜伏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特等，先做好材料准备工作，处理放后一步；对于反革命势力较强固、敌情严重的县，要加强“镇反”力量。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既要克服右倾麻痹思想，又要掌握党的政策，防止偏差。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各县之间要从实际出发，不平均摊派数字。要宽严结合，既要打得快、打得狠，又要打得准、不能乱。在城市“镇反”中，1951年5月1日，谭震林写了《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经华东局转报毛泽东。毛泽东于当月7日转发各地，并写了批语：“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些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毛泽东在批转这一报告时，还在关于“事前准备充分，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等几段文字下，分别写了“应当这样慎重地做”“这样做很好”等6条批语。同月21日，毛泽东又批转《关于谭震林同志在城市镇反中必须首先打倒恶霸及必须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件两个经验报告的通报》，并指示：“谭震林同志的这些意见很好，请你们都照这样做。”由于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经过前阶段剿匪、反霸，“镇反”中又惩治了那些称霸一乡、一区、一县的恶霸地主和首恶的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情振奋，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全省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工人到各阶层进步人士，无不热烈拥护人民政府，热烈赞颂共产党、毛主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虽然浙江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所谓“模范省”，但刚刚获得解放的浙江的经济状况还是让人触目惊心。据历史资料，1949年，全省稻麦杂粮产量只有抗战前6年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二，蚕茧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茶叶、桐油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一，全省主要传统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显著下降。这一年的全省国民收入13.55亿元，人均只有66元；国民经济各部门固定资产仅3亿元，其中工业1.03亿元；工业总产值4.05亿元，工业生产力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农业总产值13.92亿元，粮食总产量4300万公斤，棉花680万公斤，络麻960万公斤，蚕茧1050万公斤，分别只有解放前历史最高产量的61.4%、13.63%、28.99%和15.4%；铁路通车里程不到500公里，公路通车也只2197公里；发电量只有0.59亿千瓦小时；全省城乡人民平均消费只有62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加上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谭震林主持浙江工作，正值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进驻杭州那天起，他就非常重视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1949年12月，在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谭震林就提出要发展生产和建设，“以便造成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建设新中国的有利条件”。1950年3月，在他主持召开的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更明确全省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生产为中心，努力支援前线，克服财政困难，搞好地方政权建设，积极准备土改。在展开剿匪、反霸、减租、征粮等群众斗争中，谭震林和省委其他领导人，都一再要求各地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破坏农村生产力，为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准备条件。谭震林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为动力，推动爱国增产运动，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引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好各项工作上去。他反复说：“过去，战争高于一切，一切工作为了战争；今天，生产高于一切，无论在城市在农村，一切工作都为了生产。”“过去我们是‘马上天子’，依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是治天下，这就需要依靠生产的发展。革命的根本目的，一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全体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有好的房子住，有好的交通工具用；二是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使全体人民都能从大学、专科学校毕业，都有足够的文化娱乐场所和医疗卫生保证。这两个目的，都要靠生产的不断发展来达到，靠劳动来创造。”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以谭震林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在全省第一次实业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搞好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一切中心工作的中心。在当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政府安排农林事业建设费占全部建设经费的44.4%，加上华东局补助和省级有关部门提供的，约有折合1亿多公斤大米的资金用于补助恢复农业生产。省委、省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还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大规模的治水、治虫、选种、积肥等活动，努力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也在以谭震林为首的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杭州解放后的两个月不到，当时浙江最大的煤矿——长兴煤矿开始复工。沪杭铁路恢复通车。1950年7月20日，在谭震林的主持下，浙江麻纺织厂经过10个月的筹建，第一套设备的1616枚纺绽、95台织机安装完毕，在部分机器中进行一条龙试生产。8月1日举行开工典礼，正式投产。这是浙江省解放后新建的第一个大型企业。为了解决浙江麻纺织厂的原材料问题，谭震林还提出兴办钱塘江乔司农场和绍兴东湖农场。紧接着，谭震林又亲自抓了黄坛口水电站的建设，1951年10月1日，这个当时浙江最大的建设工程，也是解放后全国最早兴建的大水电站点燃了开工的炮声。这两个企业，直到改革开放后，在浙江的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谭震林与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分析种种情况，一致认为，要从根本上切实发展工农业生产，就要解决金融物价问题，就必须抓好财经工作，搞好税收、农产品收购、城乡物资交流。他亲自抓财经工作，出任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不仅向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作报告，甚至亲自动手为省委党刊撰写论文，还出题目，请财委、杭州市委的同志分别撰写论文，阐述物资交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失时机地组织全省性的物资交流活动。1951年4月10日，浙江省土特产交流大会在杭州开幕，此后这种交流大会于1952年5月和9月又在杭州举行了两次，谭震林每次都到会发表讲话，强调其重要意义，这对当时浙江经济的逐步活跃，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1951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完成，浙江的农村工作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这时候，谭震林代表省委郑重宣布，省委领导的重点转到工业，省、地（市）、县委都将建立工业委员会和工业部，还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从农村转到城市扩大工业建设规模。

在谭震林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省人民3年的努力，浙江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浙江的社会总产值达到35.57亿元，比1949年增长167.4%。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01亿元，比1949年增长162.7%。其中，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战前水平，达到8.24亿元，比1949年增长186.9%。农业总产值达到21.77亿元，比1949年增长152.5%。与此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开始有了逐步的改善。

1951年11月，谭震林奉命从浙江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当时，上海的经济工作由华东局直接抓。谭震林是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华东工业生产委员会书记，具体负责领导上海的工业工作和工厂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但谭震林此时仍兼任着浙江省委书记，虽然省委的日常工作由副书记谭启龙主持，可浙江省委工作大的思路和意图仍由谭震林负责把握。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谭启龙为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调离浙江，协助陈毅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此后，谭震林人虽离开浙江，但对浙江的关切之情却一刻也没有割断过。浙江人民也十分敬重谭震林这位新浙江建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值得告慰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是，经过70年的建设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接续奋斗，他们所开创的新浙江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浙江已经成功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基本温饱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18年，全省生产总值（GDP）为56197亿元，稳居全国第4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1%。人均生产总值达98643元（合14907美元），比上年增长5.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5574元和2730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36：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连续34年和18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位，成功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经济总量、居民收入等主要指标大幅跃升并稳居全国前列。面向未来，浙江人民决心，大力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书写“两个高水平”建设的浓墨重彩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浙江解放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