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中?

摘要：追根溯源，笔者认为“大学叙事”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条线索，它是依附于知识分子题材写作这个大概念下的一个小概念。它是包含于知识分子题材写作下的一个题材类属。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题材越来越丰富，文学呈现出无根化，私欲化的趋向，“大学叙事”也开始成了一个可供单独研究的视角。但是，要探清“大学叙事”中叙事角度的变化，还是得先重回“五四”启蒙文学的起点。

关键词：大学叙事;向外转;向内转;世俗化

一、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1920-1930）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大量的外国文艺思潮，科学知识，现代工业技术都涌入这个“积弱”的中国，一系列新式学堂的建立，新式文化教育的产生都由外部和内部重新改造着这个国家。陈独秀作为东渡日本回国的新知识分子，在《新青年》这本杂志上提出：“要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而后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五四”文学运动，其主题是“启蒙”与“救亡”，其目的是反封建，反传统，建立新的“人的文学”。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知识分子”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重任，他们的创作指向外界，和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外转”的影响。例如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中就描述了与经历革命浪潮之后失落的“彷徨者——吕纬甫”之间的对话。小说中写到：“我就邀他同座，……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芒来”（2）。这一段描写反映了“新式”知识分子在经历“五四”落潮期的精神境遇。吕纬甫作为一名“新式”知识分子，也曾是一名炽热的激进青年。他去城隍庙中拔过神像的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不惜与同学打架。对于社会的失望，使得吕纬甫变得浑浑噩噩不再如从前般充满朝气，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成为了社会动荡时期的落荒者。通过鲁迅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片段式抒写，还是能看到他们身上片段式的“大学叙事”的掠影。

在2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鲁迅的《在酒楼上》，严格意义上来看不是直接描写“大学叙事”的作品。“吕纬甫”式的知识分子，在受到“新教育”和“旧规范”的冲击下，自身的“学生气质又凸显出来，成为了社会落魄的牺牲品。因此鲁迅所开创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可以看作是“大学叙事”小说的“母胎”。

二、“革命”、“政治”属性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1930-1970）

文学发展的进程，总是跟随着文学思潮和社会运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正如郭沫若所说：“‘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艺”（3）。左倾化和革命化以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革命命脉由坚定走向了彷徨。茅盾的小说《幻灭》将背景置于大学校园之中，具有“大学叙事”的属性。小说主要描述了个人幸福的破灭导致了“静女士”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心路历程。“学生运动”，“情感变化”都接近现代“大学叙事”的特性。遗憾的是作者并非刻意进行“大学叙事”，而且“革命+恋爱”式的写作，使得《幻灭》的主题仍然是一部“探索小说”。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次讲话中提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4）。从上述的发言可以看出，在当代文学发展的前30年里，文学的“政治一体化”格局已经成型。在“十七年文学”中《红豆》是受到讨论的热点作品。作者开篇就塑造了一种典雅的怀旧氛围，“天气阴沉”，“雪花飞舞”。“江玫”“齐虹”二人的相遇也极具罗曼蒂克的气息，“弹琴赋诗”，“见花伤情”极具浪漫化。次要人物“萧素”的悲壮牺牲，让“江玫”刹那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爱情，友情，亲情，精神成长，校园生活，这四点要素都在宗璞的《红豆》中得以体现。在特定年代里《红豆》被寄寓了一定的政治意义，即便如此，“江玫”在解放前夕，得知“齐虹”要走。仍然是悲痛不已，泪流满面。这段描写被认为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5）而受到了批判。

较之20年代，30年代创作中“校园”的涵义更为丰富，但其“大学叙事”的本体性并不明显。从指向上看，30年代的小说还是外转的，以批判社会问题，揭示社会弊病为主。4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创作，作家则置身于政治图景中，文学“工具论”的作用被放置到一个极高的位置。转向外部，跟随政治，追求宏大叙事是这一时期“大学叙事”的普遍特点。

三、新世纪“大学叙事”向文学本身的回归（1990-新世纪）

精神失落是世俗化的表征。文理平的论文则直接阐明：人文精神的失落是由于内在的欲望所导致的，这种转向是向内指的。伴随这种变动，此时的“大学叙事”借由它独特校园人生经验的视角，带给我们一个讯号;“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6）。校园已经进入到一种世俗化的状态，承载着“人文精神”道统的大学老师，位置发生了偏移。

《桃李》開篇就道出了“知识分子”庸俗化的倾向。小说开头写到“老板”从南方回来了，师姐说：“先生回来了。”在这段描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把“老师”喊作老板，显得“老师”有权有势;第二，师姐喊“老师”为“先生”，既可以指老师，亦可以指老公，暧昧不清。不管是“老板”也好，“先生”也罢。教师不再是“五四”时期那样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的是庸俗化的“邵景文”式的知识分子符号。

“大学叙事”内转的第二个特点是“无根化”。“无根”即是没有寄托。在新世纪以后，社会迅速发展。各大高校纷纷扩招，扩建。越来越多的学子开始从自己的生地去往各地求学，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去到别的城市。城市的漂泊感，让心灵没有依托。《桃李》中的“邵景文”便是无根意识的典型人物。表面上看“邵景文”宝马香车，美人金钱一一俱全，实则一无所有。“邵景文”原本是一名热爱文学的青年，老父惨死使他变得功利主义选择以法律复仇。在“宋天元”的引诱下，“邵景文”打赢官司获得了大笔的金钱。在金钱的诱惑下，“邵景文”失去了理智，最终妻离子散，死于情人之手。“邵景文”正是在物质和欲望中逐渐迷失自己，成为了无根的人。

“大学叙事”内转的特点之三：个人化的倾向。这种个人化的倾向不追求“宏大叙事”，呈现出一种私欲化的意味。《桃李》中“李雨”和“蓝娜”是正在热恋的新人，“蓝娜”向“李雨”展露了自己全裸的躯体，作者称这是“世俗的玉”，“有温度的玉”。如此暴露香艳的场景，正是“下半身”写作的欲望化书写。欲望化的书写代替了节制的情感，个人化的书写取代了崇高，私欲化的书写消解了社会使命感。不论在政治语境下的“戴着镣铐跳舞”，到新世纪的大胆直露。外转是不是就一定要“宏大叙事”呢？内转是不是就一定要视线下移呢？不管“大学叙事”外转还是内转，都需要处理好“个体”与“当下”的关系，建构渗透人心的审美空间。

注释：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鲁迅《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解放军医学杂志，1966年版

张少康、张天翼《“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人民文学，1958 年般，第 9 期。

转引自程光伟《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文艺研究，2013年版，第2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