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滤

摘要：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余华的写作采用的是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较少地掺杂进了自己的主观情感，以“零度”的叙事开启了其小说叙事模式的“先锋”。他的作品仍蕴含着作家本我的主体意识和情感。从坎陷视野的角度来分析其小说《活着》，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的三个叙事特征，即叙事文本的冷淡与情感的愤怒、叙事话语的主观与意识的表露、叙事节奏的急促与情节的重复。

关键词：《活着》;余华;坎陷视野;零度叙事

作为“零度叙事”的滥觞之地，法国的叙事学理论已经相当的成熟。其实，不仅仅是在法国，“零度叙事”这一叙事学理论也得到了許多中国作家的借鉴，而余华正是其中之一。“零度叙事”是一种形式，而有形式必定会有内容，内容也就会反映作者的情感。因此，“零度叙事”并非为“纯零度”，尽管许多作家在追求“零度”，并在叙述时隐藏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文字中抓住作者内心的情感。《活着》中福贵的一生，最突出的便是苦难和悲剧了，但是让主人公来讲述他的故事时，就使人心灵愈加震撼。余华的“零度叙事”正可以用坎陷的视野，从最细微、不容易被发现的“非零度因素”入手，通过叙事文本的冷淡与情感的愤怒、叙事话语的主观与意识的表露、叙事节奏的急促与情节的重复这三个方面来破译。

一、叙事文本的冷淡与情感的愤怒

情感对于叙事的一种渗透使得人物的发展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活着》中，“苦难”一直是余华极力表现和反复渲染的主题。在小说《活着》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借福贵的一生，对造成中国普通老百姓苦难的根源进行了探寻。余华在这部作品中叙事是冷淡的，但冷淡中包含着他对于旧社会的控诉。

作为医生，应该本着“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原则去救人，而不是去害人。《活着》中的医生趋炎附势、攀附权贵，为了抢救县长的老婆而使得有庆因失血过多而亡。关于这一情节，余华在《活着》中叙述的是：“医生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骂了一声抽血的：‘你真是胡闹。就跑进产房去救县长的女人了。”[1]当时医生关心的只是“县长的女人”的生命，而有庆的死只是“胡闹”，这也说明了人们对于权贵的谄媚和攀附，对于弱小群体的轻视和淡漠。有庆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在那个无情的时代，他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有庆之死正揭露了人们对权力的膜拜和官员们对于底层民众人民生命的漠视，也更显示出了《活着》本身的现实性和苦难性。有庆的死亡是《活着》中真正具有震撼力的死亡，余华以一个孩子的死亡来开始后来福贵家庭中一连串接踵而至的死亡故事。余华在叙述这里的时候，冷静而客观，几乎看不到作者身影的出现。他以一个孩子的死亡来带入小说中对于人的奴性的批判和同情，像这样冷静而淡然的叙事手法在《活着》中其实还有很多，在这里便不再一一进行分析。

“零度叙事”主张的是作家与读者是平等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作家只是客观地叙事，而不显露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在春生死的时候，福贵的想法是：一个人的命再大，就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其实这里便是作者赋予福贵的想法。但是，在余华的《活着》中，“我”——采风人是以第一人称出现，作为文本的叙事者，余华脱离于福贵的“讲故事”而存在，承担着一种全知视角。“零度叙事”本身是作家自己跳出叙事圈之外而充当一个旁观者对于故事展开叙述。余华在叙述这里的过程中，借用福贵的心理想法，融入了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从而使自己进入了文本之中，使文本出现了一些“非零度因素”。

二、叙事话语的主观与意识的表露

叙事是小说的主体所在，用叙述人的口吻、立场讲故事也是“零度叙事”不可缺少的。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是地主的儿子，尽管他上过学，但仍旧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一个只懂吃喝玩乐的农民，那么他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而不是一种哲理性、深刻性语言。余华曾说他在写《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寻找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一种符合福贵阶级的语言。

作为讲故事的人，福贵本应讲述符合他的阶级立场的话语。然而，在小说中，余华实际上是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话语，使得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有时发生改变。余华在《活着》中是以一个聆听者的角色进入文本，认真倾听福贵老人，让福贵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即以第一人称讲述他的故事。作为一个聆听者，余华很少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了文本中，他尽可能地让福贵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做到“零度叙事”。可这种理想的状态是很难达到的，作者还是会在人物的话语上不经意地表露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活着》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故事连缀而成的，以较短的篇幅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在《活着》中，余华写到：“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2]死亡和灾难无疑是小说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着”两个字正是余华借福贵之口来表达小说的主题，让人在无法躲藏的残酷真实面前，在一次又一次几乎制度化的劫难经历中有所领悟，正如一曲重复演奏的悲凉曲调，使读者在痛苦的声音中挣扎。福贵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开，可自己却还活着，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所要传达给读者的——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无关其他。

“巴尔特的主张实质上是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在文学写作领域中的反映，他试图在文学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外寻求一种文学的中立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阶级立场的写作方式。”[3]在《活着》的结尾，福贵和牛渐渐远去，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从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他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里短短十五个字阐释了福贵的一生，福贵经历了家破人亡，到最后自己的亲人都死了，只剩下自己。对于福贵那个阶级而言，他是很难说出这样的话的。那个时代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认知更多地在于经验，而这十五个字包含着哲理，是余华借福贵之口来表达的自己的观点，是他主体意识的表露。所以说，叙事话语是衡量一个小说家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零度叙事”的一个重要尺度。小说的结构技巧、作者的主体意识，小说对生命的思考，都能从他的叙事话语中体现出来。尽管余华在人物话语的处理上很巧妙，尽量规避了自己的情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小说中的人物话语看到余华的身影。

三、叙事节奏的急促与情节的重复

余华运用最简洁的语言，让福贵单纯讲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大量对环境和人物心理的描写。余华的小说《活着》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上演着一出由死亡片段连缀而成的生命悲剧。小说充满着余华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他让一幕接一幕的死亡场面出现在读者面前，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痛彻心骨。《活着》表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主题。但是这种苦难的主题更多是余华赋予福贵的，超出他承受苦难能力的。小说在情节上也始终围绕着“死亡”这个主题，不断进行重复，余华的这种“有意”重复正是“非零度因素”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活着》中，死亡成了福贵苦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活着》就是福贵一家人的一部死亡史，是福贵一生的苦难史，以至于让人悲至骨髓。“家道中落，亲人相继去世，最终只有老黄牛陪伴着孤独的老人，这样的情节，恐怕也只有在小说中才会遇到。”[4]显然，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而在这一系列苦难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余华对于情节的安排和把控，是余华使得苦难和死亡在福贵的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紧凑地重复，使得读者无法喘息。对于福贵来说，死亡其实是一种解脱，而活着，却是一种忍受。通过福贵这个小人物，我们可以管窥到那个时代，也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与苦难、命运抗争的勇气，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因为活着就是为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东西而活着。

面对命运的捉弄，福贵是如此的渺小，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这看似是一种冷静的叙事，写出了那个时代弱势群体悲惨的生存状态，对天灾人祸没有抵御能力，只能等着命运的吞噬，实际上却是作者对于情节的安排。在小说的最后，几乎每隔不到10页便会有一次死亡，这些死亡情节的重复与急促也正是余华的设置，他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场面使得小说在无声中进入高潮。对于读者而言，也正是在小说一步一步推向高潮的时候感受到了作者的介入。死亡的重复在文本中其实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是尚待挖掘的“非零度因素”。即使余华在小说的叙事中规避了自己的情感，但是从《活着》本身叙事节奏的急促使得读者喘不过气与死亡情节的重复来看，其实我们是可以发现余华在小说中的价值判断和情感的。

四、结语

作为中国“零度”叙事模式的先驱者，余华在小说《活着》上叙事模式的突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叙事文本的冷淡与情感的愤怒、叙事话语的主观与意识的表露、叙事节奏的急促与情节的重复这三个方面，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我们仍旧可以用坎陷的视野，从《活着》中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入手，透过细微之处窥探其小说中的“非零度因素”，从而破译其“零度叙事”。《活着》这部作品是一次对于“零度叙事”的接近，但真正的“零度”在作家的写作中是不存在的。“零度叙事”只是相对于其他小说而言，“零度”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作家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张怡.余华《活着》的叙事学解读[J].名作欣赏，2019（09）：135-136.

[3]张云飞.张嘉慧.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的阶级困境[J].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8（03）：296-303.

[4]何如意.余华《活着》中人生观的两面性[J].大众文艺，2018（13）：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