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音声这一感性材料对人们感官系统的刺激及其产生的心理效应，人们建立了文化的亲历感，以此为基础，宋明伊始的关林信俗文化实践延续至今。本文尝试通过描述关林信俗仪式中音声景观，简要分析其与河洛民间信仰文化认同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关林信俗;音声景观;音声体验;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關公信俗活动衍生于对关公神衹的崇拜，以始于明、盛于清的制度性和周期性的祭祀、朝拜为主要实践方式。当下洛阳关林的信俗实践活动以其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与宣传渠道，和集体性、参与性为人们走近和体验关林信俗文化提供了契机。关林信俗文化中，关公神坛周围不绝于耳的焚香祝祷、钟鼓磬铃、歌舞弹唱、戏曲杂耍等构成的音声景观是其主要内容。音声在展现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对人们产生特定的心理效应而更深层次地介入关公信俗文化的涵化和认同过程。

一、关林信俗概况

据碑文与史料记载，关羽灵首被以诸侯之礼厚葬于关林已近两千年，关羽在宋代被写入《正祠录》成为国家祭祀之正神[1]，后经明清两代的修殿建庙、敕封立碑及诗文、造像的传播和佛道影响，于明万历间形成每年五月十三（诞日）、九月十三（亡日）两大祭祀会期，清乾隆道光年间又赐正月十三春祭[2]，与诞祭、秋祭一并列入礼部，由礼官和地方百姓共同执行。

旧时关林信俗在《西北视察记》曾载：“…商贾辐辏，就地设肆，有售农具者，有售布匹者，有售杂货者，有卖牲畜者，有唱大鼓戏者…”[3]现今关林信俗活动主要由官祭仪式、春祭庙会和民众祭祀活动组成，活动主体、空间及其文化功能各有相同。

官祭仪式，于每年九月在关林广场由官方及相关管理机构、组织人员各界信众共同执行，意在祭祀武圣关羽，弘扬关公忠勇仁信之精神，推广地方文化和旅游宣传;春祭庙会于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间在关林各殿前、广场内举办，意在禳灾祈福和娱乐民众;民众自发的祭拜活动则集中于每月初一、十五等时间，意在祛病、求子、求财等信仰目的。围绕这三类主要的信俗活动有其各自不同的音声景观。

二、关林信俗音声景观

（一）官祭仪式音声景观

官祭仪式是洛阳关林信俗中的核心内容，仪式音声景观主要由人声、器声等组成。

首先是锣鼓乐表演为国内外朝拜团列队前往关林广场开道。典仪官宣文以示典礼开始后鸣响礼炮、鞭炮和“威武关家军”的武术表演。表演结束后，三通法鼓、鸣钟二十响，主众祭官依次执行“请神”礼，奏【格平之章】[4]，“初献”礼，奏【翊平之章】，“亚献”礼，奏【恢平之章】，“终献”礼，奏【靖平之章】，“送神“礼，奏【康平之章】直至结束。除【康平之章】外，其他音乐均为现代作曲家创作的混声合唱，清《会典》祭文为唱词，以虔诚恭敬之情赞咏所祭神明。腔词关系依祭文格律一字一音，旋律平缓，速度沉稳，意境庄严，部分谱例如下：

（二）民众祭拜仪式音声景观

民众自发于“正殿”“财神殿”“娘娘殿”等空间拜谒关公的形式多为跪拜于神像前轻声祷告或默声心诵，木鱼、磬两件宗教法器声始终配合着人们的跪拜起伏，以内向性的神圣感回应着人们内心的虔诚。同时，在应民众信仰需求举行“诵经祈福”“迎财神”“拜太岁”等道教科仪中也有独特音声内容。如【北斗经】【顺星告】等人声念诵，【威灵咒】等赞、偈吟唱，【九皇表文】的宣表以及伴随的法鼓、法锣、法铃、木鱼等法器声。受道教科仪文本的规定性，此类音声内容在全国各地道观或庙宇中具有其跨地域的普遍性。

（三）民俗表演中的音声景观

《洛阳关林志》载，自明代“关王冢会”至民国时期，歌舞、戏曲、杂技等世俗性的娱神表演一直是除祭典外的最大特色，清“海神乐”“十万宫廷乐”与“高跷曲子”等具有洛阳民间艺术特色的表演形式也有部分被保留至今。当前的关林春祭是各类民俗表演的竞技场，民间社团的舞狮、高跷和锣鼓吹打，还有戏曲文艺团体的戏曲竞唱，与穿插其中的人们的惊讶赞叹、商贩的卖力吆喝声共同交织在一起，无不表达着人们丰富而鲜活的文化体验。

三、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关林信俗音声景观

（一）音声与关公信仰“灵验性”的认同

“灵验性”是关林信俗文化的核心，而音声能够影响人们对“灵验性”认知的原因在于：相对神秘不可知的神祗造像、道坛布置、经文念诵、步罡踏斗而言，音声的高低、强弱、长短最易于人们感知把握，当人们业已习惯了音声与这些符号存在着某种稳固的搭配关系，如木鱼、鼓、磬等法器伴随着人们的跪拜、叩首等身体动作，便会主地认为音声展现一定与某种灵验性相关，在听觉维度上将对音声的辨识和理解“约化”为神衹灵验的笃信。

（二）音声与关公信俗精神认同

官祭仪式大典是在特定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举行、且具有特定主题的仪式，它是对关羽“仁、义、忠、勇、信”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高标准的推崇与彰显。作为一种“文化表演”，它所使用的交流与交通的手段也主要集中于音声方面。

正如“关家军”表演借助音乐与服装道具、身体行为相配合，再现关羽走马疆场、豪气干云的历史情景，以此激发人们观礼时的激动情绪，强化和凸显大典的文化价值和道德理念。典雅的“八佾”舞、以“太牢”礼献祭关帝时的背景音乐同样也从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仪式的威仪，以直接而强烈的音声场面影响人们对关公精神的情感感召与道德教化。

（三）音声与关林信俗“俗”文化认同

关林信俗中的语言、声音等文化形式以其各自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信俗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但从转化为心理表征的难易程度上看，具有民俗性、表演性和娱乐性的高跷、锣鼓、戏曲则具有更强的易感染性[5]，与此同时，人们在通过彼此熟悉的地方方言分享各自的文化感受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口头语汇、表达方式、叙事逻辑和地方性知识的“乡音”自然使得人们对于关林信俗的内在的体验超越个体局限向外流动，汇聚成为当地人对关林信俗活动的集体经验和文化记忆，以此推动着人们关林信俗的情感聚合与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2001（78）.

[2]郭挺彩.洛阳关林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56）：179.

[3]同上[2]，第170页.

[4][清]何天祥，伍肇龄，董贻清，等.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复县志辑十六·同治直隶绵州志·卷十七·祀典[M].成都：巴蜀书局，1992：232.

[5]赵旭东.论民俗的易感染性[J].民俗研究，2005（2）：5-28.

作者简介：王丹（1981—），女，汉族，音乐人类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