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主要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建设，保证国家治理的前进方向;转变意识形态工作视角，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克服“挑战——应战”的被动模式。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面临转型和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发生了重大转变。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建设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传统社会治理理论主要依据现代化科学技术进行社会治理，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因而，有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进一步梳理，明确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历程

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其反映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表达的是政治理念、利益诉求和国家意志的观念体系。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了资产阶级本来面目，将自己的特殊利益描述成社会普遍利益，对人民具有欺骗性和虚假性。马克思承认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意识层面，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没有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帮凶。

随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意识形态的看法有了一定的转变，认为其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广大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理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可以看到，将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贯穿到人民群众中，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革命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列宁在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在实践中论证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正确性。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工具性层面。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在内的西方哲学家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研究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从国家机器层面研究意识形态政治功能，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性工具，它也是对一切社会现实的反映，包含了一切社会制度和机构。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统治具有维系功能，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斗争，夺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则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统治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人统治人的工具。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为当权政治提供了合法性，一定程度上在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和认知情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则需要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推翻当权资产阶级，保证革命取得胜利。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在理论层面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使其更具有系统化和理论化。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并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2]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先进的思想文化指导中国从列强的血腥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站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性逐渐弱化，转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其准确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引领国家发展方向，对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走了一些弯路，这段时间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存在很多不足。之后的几年，中国共产党人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工作。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其中推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是党和政府对社会运行方式的一大创新，从传统的“管理”到现代的“治理”，在內涵和外延上有所变化。将国家治理理念融入意识形态治理中，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进程中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升华”。[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具有和政治上层建筑同等重要的作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理论支撑。我们走什么样的路，如何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发展目标，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致的思想化，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所持的旗帜，所走的道路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影响着新时代的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为谁发展的历史进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同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和感化民众，促使其朝着党的奋斗目标方向努力，增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国家治理提供正确的舆论引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是实行舆论管控，决定着文化前进的方向。十九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两个相互否定”社会思潮等各种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们要把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凝心聚力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而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6]在尊重差异中包容多样，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意识形态是特殊的国家治理方式。国家治理既需要单向度的刚性治理树立权威，又需要文化、思想、教育等双向度的柔性治理来形成社会共识，规范行为，凝聚力量。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及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诉求差异等都要求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价值导向，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为实施有效的国家治理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沟通不同利益群体，平衡社会心理以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以获取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的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我们阐述了应该遵循的共同价值准则等，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文化意识形态治理的高度重视。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目标需要做到：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建设，保证国家治理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在致力于民族解放、国家成立、人民幸福的艰难实践中证明了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护社会主义先进分子在革命和建设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果，防止反马主义、非马主义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历史上由于意识形态崩溃得出的教训很多，苏联演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主张“民主化”、“多元论”等，使得苏联全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泛滥成灾，反马克思主义有恃无恐，导致苏联解体。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導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合社会意识，凝聚共同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要始终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7]它不是僵化的教条，不能生搬硬套，将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转变意识形态工作视角，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会因其变化而改变。新时代方位下，要求国家在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时要转变意识形态工作视角，适应国家治理工作现代化。第一、调整意识形态工作视角。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要求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鼓励社会成员做好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将新的发展理念贯彻到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二、转变国家治理的工作方式。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灌输和说教模式，形成上下协同，互帮互动的工作方式，切实用好互联网舆论平台。习近平要求：“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8]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规范网络意识形态的时、效、度。

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克服“挑战——应战”的被动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复杂利益格局对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多元多样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新媒体迅速崛起对传统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的对冲，西方价值观和错误思想对主流思想的干扰破坏”，[9]等因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造成困扰，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威胁。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增强工作主动性，其意在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敢于亮剑、主动亮剑，克服以往“挑战——应战”的工作模式。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符合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具有一致性。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问题，要时刻将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将意识形态工作方法运用到国家治理中，才能将空洞的理论和扎实的工具相结合，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0.

[2] 朱向前.史诗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78.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4] 王浦劬.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6] 侯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及其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6）32-33.

[7] 郑永扣，郝涵.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实现[J].河海大学学报，2018（1）37-41.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6.

[9] 杨茂林，史培华.扎实做好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7-9-19.

【作者简介】

何芳芳（1992—）女，汉族，宁夏海原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