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魏晋王弼的玄学思想及近现代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标志性。这种与现代学术中的“哲学”相关的玄学之思（玄思），如置放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置放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脉络中来考量，其曾经发生过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本文将从“魅与惑”，对玄学与玄学研究的作用作双重的断定：“魅”不仅是强调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玄学（尤其是王弼的玄学）和玄学的研究（主要是讨论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今天仍有魅力。“惑”则是指出王弼的玄学和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一直留给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一些疑惑未解的问题。同时，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将玄思“魅”与“惑”双重作用，置放在儒学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分析魏晋玄学问题与儒学发展的关系;分析王弼玄学思想对儒学发展的双重作用;透过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进一步分析王弼玄学问题在当代的回响。

关键词：王弼  汤用彤  玄学  儒学

作者李兰芬，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275）。

将王弼与汤用彤放在一起来讨论，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他们都与魏晋玄学有关。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汤用彤是近现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大家之一。但将两人关联起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魏晋玄学。在本文中，笔者无意通过对两人思想的分析，展开对魏晋玄学及近现代玄学研究所有问题的讨论。就如本文主题一样，下面的分析，仅是围绕“玄思的魅与惑”问题展开。

首先，强调“玄思”而不是“玄学”，是试图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玄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上，而不是一般地和全面地讨论整个王弼玄学理论和汤用彤研究玄学的理论。

另外，“魅与惑”，意味着笔者对玄学与玄学研究的作用有双重的断定。“魅”不仅是强调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玄学（尤其是王弼的玄学）和玄学的研究（主要是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今天仍有魅力。但“惑”则是指出王弼的玄学和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一直留给中国思想史一些疑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至今未被仔细讨论过。

关键是，王弼玄学与汤用彤玄学研究，在笔者的讨论中，其作用的魅力与留下的困惑，都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来说？或者说，笔者是放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将王弼玄学与汤用彤玄学研究放在一起讨论并批评？

一般来说，王弼玄学被认为是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汤用彤玄学研究也被认为与近现代他自己也有贡献的佛学研究、道教研究不一样，也与其时兴起的新儒学不一样，他的玄学研究仍被一直看成是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们思想中涉及的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是什么意义上的特殊思维方式？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又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既有“魅力”又有“困惑”？

在笔者看来，将问题置放在儒学发展的脉络里观察，玄思之魅力及困惑的问题，便可能呈现得更清楚。

一、从魏晋玄学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谈起 [见英文版第26页，下同]

在近百年学术界的探讨中，魏晋玄学基本被定型为是以本体论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并且，这种哲学的学派渊源，一般被认为与道家有关。如果这两种对玄学的断定都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问另外一些问题：1.道家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探讨的关系。2.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探讨，是否仅仅与道家有关。如果不是，首先是否可问，玄学与儒家思想有何关系？一旦将这些问题的讨论，广泛地放在魏晋玄学产生、发展及影响的历史背景、学术渊源中看，真正理解魏晋玄学，就将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素。

首先，毫无疑问，玄学的产生首先并主要地与儒家思想有极深的关系。这种断定，一方面是由于魏晋玄学的产生直接与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有关系;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思想由于汉代儒士的力倡，已成功地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甚至包括政治等的主干。事实上，由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相对划清界限的诸子学派，在其后的单独发展中，都要正视儒家思想提出的各种问题，道家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如果说后人称之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士从理论资源上对汉儒经学是自觉吸收和批评的话，那么，从客观上说，处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汉代之后的魏晋玄士，也不得不面对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政治、社会中的广泛影响，而使自己的理論和生活与儒家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次，这种关联，在继汉儒经学之后产生的魏晋玄学中如何体现呢？除后来研究魏晋玄学的学者所认定的相互区别外，是否还有相互一致的方面？汤用彤等玄学研究的大师，对这两方面的讨论，一直较为审慎。但基本肯定，玄学中的“玄”意，起码与汉儒经学的烦琐、臆想有非常大的区别，而更广泛地说，与儒家思想对伦理、政治等的“偏爱”有区别。只是这种区别不是二者关系的唯一体现。所有研究魏晋玄学的学者都注意到：尽管玄学与儒学有区别，但玄学的所有问题及其解决方式，都是针对儒家而来的。这里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首先认定与儒家相关的问题值得解决，这显然是对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继承;二是认定先前的儒士对相同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尽人意，需要批判及改造。

这种认同、继承和改造无疑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魏晋玄学最根本的特色，按汤用彤及余敦康等的话来说，即本体理论实际上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关系。因而，单纯说玄学的本体理论从学术渊源上只是归宿为道家思想似有欠缺。起码可以这样看：玄学中的本体理论不只是对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同样是在批判汉儒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原本就包含的精神的重新挖掘和改造。

但毕竟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对汉儒的批判及改造，甚至包括对儒家思想原本就包含的精神的重新挖掘和改造，都说明玄学对儒学的认同及吸收，实际是循着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的。

这样，问题的讨论就进入到第三个方面：玄学究竟从哪种特定的角度，对汉儒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及进行改造？另外，是什么原因导致玄学要从这样一种特定的角度上，重新言说儒家思想？而这样一种角度所言说出来的儒家思想，是否是儒士真正认同的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追问：儒道互补及其互别在玄学本体理论上究竟是如何体现？进而追问：这种体现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如何面对玄学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改造？或说，玄学究竟给儒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实际上，借助历史的眼光，玄学特性的分析、理解和研究也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玄学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吸收是同时进行的话，或者说，玄学与儒学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一致性的话，那么，玄学所开创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的探究，其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如何看待，就不只是个纯粹可以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实际上如何落实的问题。尤其是在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等如何落实相关的理论时，与其有理论渊源的玄学，即使着重的是普遍意义的根本道理的探究，也不可能无视这种道理与具体落实之间的矛盾关系。

因此，提出重新理解玄学，理解王弼的玄学及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只是将玄学的理论放在“体”与“用”，或者儒家思想意义上的“经学”（泛喻儒家思想中体现儒家理想的经典及其负有传承经典重任的经典解释）与“政学”（泛喻儒家思想中具体讨论政治、伦理或社会、人事、人伦的理论）相互关系的背景下，探讨玄学的本体论特质和作用之两重性。

换言之，即探讨魏晋玄学的哲学特性，尤其是本体论特质，如何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史背景下，呈现出“魅”与“惑”的双重作用问题。

二、重审王弼玄思的意义 [27]

毫无疑问，王弼是魏晋玄士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早期影响甚广的玄士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理论在魏晋玄学中是最具本体论特征的。要探讨玄学的本体理论及其在儒学背景下呈现的双重作用问题，可从重审王弼开始。

王弼思想出现的年代，恰是玄学形成的时期，其理论当中所表现出的与汉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看作玄学本体理论中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体现。

王弼与汉儒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他注解汉儒奉作精神资源的经典表现出来。王弼在对经典的注释中，秉承了不同经典透显的中国文化精神及以往儒士解经的宗旨，力求使经典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能在解释中被呈现出来，并被落实至政治、道德等具体的社会领域中。但王弼的经典注释并不只是表现在对经典的政治意义的进一步弘扬上。王弼在经典解释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应该是他开启了经典解释的一条新的路径，或者说，他开启了经典解释的新眼光、新方法。而这种新眼光和新方法，与他对不同经典精神之间的分别与相通之理解有关，更与他立足于经典的本体深度来彰显经典的经世意义有关。

王弼对经典的新解释及新方法，既与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问题有关，也与王弼本人有关。

汉儒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如果是通过经典解释而体现的话，那么，经典中的普遍性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就有一个变迁的问题。在变迁中，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面貌不可能完全一样。尤其汉代以后经学的兴起，使儒家思想有了具体落实的可能。但同时，儒家思想如何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摆脱具象的纠缠，而继续显示其普遍性的品格，也日益成为问题。汉儒试图通过“天”“易”“阴阳”等观念，来重塑儒家思想，打通其普遍性品格与具体落实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在理论上分辨不清有限与无限、抽象与具体，因而，其理论的言说不能圆融，具体的实践也不完美。后汉开始的“名实”之辩、自然与名教之辩以及圣人观之辩等，都是士人对问题解决的思想性努力。汉儒及后汉士人对儒家思想言说及实践方式所做的努力，都为王弼从玄学角度提出对问题解决的新方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只是，王弼仅侧重从学理的角度，对汉儒及之后士人带来问题的“玄学”解决。这种学理角度的选择，与王弼特殊的身世有关。首先，王弼的早逝，导致他不可能太多地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体悟他的玄理;另外，他有条件接触大量典籍，因此他能通过玄思来悟出他的玄理。

王弼对前代儒士所留问题的学理解决，是通过对三种经典的注释来表现的。他的经典注解实质上都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儒家的圣人理想何以能够传承？或者说，儒家那些与具体政治、伦理等规范有密切关系的理想，如何可以超越时空，被继承和发扬？从学理上说，这无疑主要是普遍观念如何体现和贯彻的问题。然而，在王弼看来，不同的经典对问题的解决所能提供的理论资源是不尽相同的。《老子注》在王弼玄学中，是改造前人经学的重要理论武器。也即是说，从一般的理论角度看，《老子注》体现了王弼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和方法。《易注》则是王弼从理论上沟通普遍理念与具体践行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王弼力图使儒道会通的话，那么，《易注》是他理论上努力的主要体现。相比之下，《论语释疑》是王弼在理论上自觉传承儒家思想的突出表现，也可以说，是王弼将对儒家思想的抽象和具体理解，落实至孔子这个圣人的具体言行的抽象阐释上。这三种经典注解，都显示了王弼对问题解决的努力，落在了侧重解决传承中体现出的思想之抽象性理解问题上。在王弼看来，唯有先解决思想之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理解问题，才可能解决思想之具体落实的实践问题。

王弼透过注经而显的玄学特质，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1.王弼所用“体”的特殊含义。由于王弼是在评说孔子与老子之别时使用该词，所以这词的含义理解，在王弼玄学中的意义，应该是与“言”相对照来看待的。“体”包含有超越性的意味（與体验、体认、体知关联，又与身体、力体等关联）。2.王弼对所贵之“无”的重视。指出王弼所贵之“无”除含自然本体的意味外，实际上还含对人生存状况本体的意味，并从“本然”进入“应然”，再至“实然”，“无”为其理论探讨从抽象能重回具体，开辟了通途。3.王弼重塑儒家理想的理论体系的特殊方式——言、意、象。“言”“意”“象”关系的处理，既被王弼看作圣人“体”“无”的重要前提，也被王弼看作圣人理想得以落实、能被学习的重要步骤。

到此，如果说王弼通过玄学的方式重构了儒学的言说甚至实践方式的话，那么，这种重构的显著表现，则落在其重塑儒家理想的最主要观念——圣人观之上，代表之作便是《论语释疑》。连同王弼的其他言论及其他经典的注释，王弼从人性、使命及使命之根据等三个层面，使圣人理想之普遍品格在理论上得以最充分的体现。但同时也使圣人理想之神圣性在过分的抽象中，有所虚空。

另外，通过玄学方式，王弼也对汉儒政治理论进行了改造，建立以“无为”为中心的新政治理论。王弼的改造，包含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改“天命”为“道”，而对儒家政治理论的实质，进行重说。这表现了王弼对儒家精神的实质继承及形式上的改变。第二，针对汉儒政治理论的弊端，提出循“道”而行的、新的“无为”理论，解决了儒家理想的普遍性品格何以能在现实社会政治上得以落实的问题。

并且，通过玄学方式，王弼建造了新的人生观理论。对儒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方面之一，是王弼从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问题出发，在理想或学理上，通过“知自然”“克己拨”及“适变”“超然”等理论，建立了一种新的调和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生活方式。

尽管王弼思想在中国思想及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显赫，但其遭遇的批评却是各式各样。毫无疑问，王弼玄学首先影响了同时期及后来的玄学发展。魏晋时期的竹林玄士及后来的郭象玄学理论，都通过对王弼“贵无”思想的改变来进行展开。相较之下，竹林玄士在人生实践中，力图“体无”，但不得法，开始表现“玄”与“实”的现实冲突;郭象通过独化玄冥由“无”入“有”，但其实际中对“有”之“无”的态度，使“无”对神圣性的相反性更加显著。魏晋玄士对王弼玄学的两种方向发展或体现，都使王弼“以无为贵”的玄学理论，有了值得反思的理由。与玄士对王弼的继承不一样，后来儒家对王弼玄学更多的是批评。儒士的批评，使王弼的玄学理论，显得仍然问题重重。一方面，由于王弼玄学对儒家经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而，有志于传承儒家思想的儒士都不得不正视王弼玄学的作用。事实上，王弼玄学对儒士言说儒家思想的普遍品格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王弼玄学一直遭受儒士的猛烈批评。儒士的批评主要针对王弼玄学的虚空性。他们指责这种虚空性在现实上导致国破人亡，在理论上导致随意臆想。这些批评显然都力图克服王弼玄学中对“贵无”的过分“执着”，而体现出重振儒家于实有的担当使命。

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魏晋玄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王弼玄学的双重作用性？如同样将这一问题的追问置放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的努力上，仍然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三、追问汤用彤未竟的心愿 [30]

汤用彤对近现代的魏晋玄学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这点早为学界所共认。

他的特殊，在于如汤一介先生所说的那样：“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魏晋玄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学的本体之学，至今中外学者大致以此为根据把研究推向纵深发展。其关于魏晋玄学派别之论断、‘言意之辨‘贵无三派‘向郭之庄周与孔子‘圣人学致问题等均为发前人之未发，而启发了后来之研究者。”简单来说，汤用彤不纯粹是对魏晋玄学进行学术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并且，汤用彤的玄学研究，是自觉地与儒家的问题相关联的。

汤用彤区别开陈寅恪、唐长孺等侧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采用训诂、考据的方法追溯、考究玄学的历史和成因的做法，其对魏晋玄学的思源的分析，着重于从抽象层面上，展开玄学思想内在发展之必然性的分析。这种哲学意味极浓厚的研究方法，一直示范着后来学者从思想逻辑的层面上，对玄学概念、体系、方法、特质及影响等问题的理解。玄学究竟为何，学理上的言说方式，基本由汤用彤奠定。

问题是，汤用彤何以选择哲学的方式，来解释、分析魏晋玄学？

汤用彤所处的近现代中国，因外来文化的入侵，不仅政治、经济的存在方式被改变，而且文化的命脉也遭遇极大的危机。对于身处其中的知识学人来说，文化、传统及精神支柱的被动摇，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情。自觉振兴文化，重兴传统之生命力，是其时所有中国知识学人的使命。汤用彤也不例外。他后来对子女反复提及先人、前辈一再吟诵的《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所流露的对文化、命运的“忧患”意识，他几作家训的名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都表现了他对家、国、文化命运的深刻关切及担当。

但汤用彤作为一名学者，他对文化、家和国家命运担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只是做学问，另外，他的学问方式侧重哲学。这与汤用彤自幼“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有关。这种天性上对玄远之学的关注，导致他尽管曾受家传传统学术中的“小学”影响，但他在后来的学术训练中，较为自觉选择的心仪学术形式俱与哲学、宗教学等有关。所以，其学说的建树无疑是致力于从哲学上发古哲潜德之幽光，以重体学理之助人驭心至驭身之作用。

在汤用彤看来，佛学固然是一种具驭心驭身大作用的玄远之学，但于中国切身的问题解决而言，汤用彤认定，“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理学之形而上学特质与佛学有关，而更追溯远一点说，起码中国佛学作为玄远之学的驭心驭身作用，与玄学的影响分不开。正是为求明有这样一种妙用的学说的真面目，汤用彤开始了对玄学的深悟妙发。显然，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与他对复兴中国文化、对儒家精神的自觉担当有关。也正因此，如前所说，汤用彤并不像冯友兰那样将魏晋玄学的思想资源侧重于道家关联，而是坚持认为魏晋玄學是从僧俗角度解决中国“个体价值的思想”。

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汤用彤中断了对魏晋玄学的哲学研究。他晚年的日子里，主要进行中国佛教史研究、佛学研究、道教经典研究等，并且是考证性的研究，这些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笔宝贵遗产。他不是个喜记自己心路历程的人，他对玄学研究的中断究竟何因，无从考证。但其魏晋玄学研究中，从不同角度对正始玄学与竹林玄学、元康玄学的比较和评论，也许对我们理解他的玄学研究中断之原因应有所帮助。

一般来讲，汤用彤玄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独特地将魏晋玄学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于他通过玄学研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中内在的哲学特性。而这种特性，被汤用彤看作是古今、中外思想在冲突与交流中，能最终融汇的重要途径。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不仅是一种纯学问探讨，更是他思想表达采取的重要方式，也如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一再强调的那样，玄学（玄思）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他试图通过对这种思想文化特性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和思想史探讨，于学术及现实两个不同层面，解决“身”“心”“体”“用”问题。

实际上，汤用彤在后来对玄学研究有意无意地犹豫和放弃，以及回到史学的实证研究上的回避，可说是汤用彤的一种人生与学术的无奈选择。

但求从驭心之本求驭身之用的玄学，是否真如汤用彤所愿呢？不仅在玄学研究的曲折历史中，而且在汤用彤实际的人生中，尤其是在汤用彤后来的学术走向与选择中，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同时也是直面中国思想及社会发展史上玄学（以及哲学）的位置及作用问题。如果将中国文化的精神理解为主要被儒家传统所塑造的话，那么，从儒家经典所表达的基本精神，就是经世致用，但魏晋玄学中对儒家精神的解释，尤其是其体用理论，则隐含着玄远之寄托与现实之经验的重重矛盾。同樣，从玄学及魏晋人士，还有汤用彤的学术与人生中，可以看到偏重玄远之心的“哲学”，“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专期神理之妙用”（或无为而有为之用，汤用彤语），在客观上不能作为处理经验现实的具体思想工具。而且，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玄学或者哲学，如何正视自身的功能，为促进精神生活提供资源，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而，汤用彤从事魏晋玄学研究所寄托的经世致用情怀（文化坚守者的情怀）与其学术风格（他所褒扬的学术方式）的矛盾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玄学作为一种具有哲学品格的解释工具对儒学（中国学术的核心）发展造成的魅力与困惑问题;是玄学作为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世论策与政治的矛盾关系问题;是玄学作为一种企求驭心以驭身（汤用彤语）的人生态度对现实人生的复杂和矛盾作用的问题。而这些，笔者认为，依然是其玄学研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命运及留下的“玄学”（一种被汤用彤寄望融合新旧学术的独特学术方式）问题。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