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献章诗文集的整理始于陈氏生前，此后明清先后刊刻十余次，各版本间多有补遗修订。陈献章诗文集现存版本可分为五个系统，即罗本、林本、萧本系统;高本、何本、黄本系统;王本系统;何九畴刻本系统及碧玉楼藏版系统。五个版本系统中以王本系统及碧玉楼藏版系统收录最为完备，两版本系统可相互补充。通过对陈献章诗文集版本系统的整理，既可有利于探究陈献章诗文集各版本刊刻的历史背景，又可更清晰地反映当下陈献章诗文集整理，尤其是作为“理学丛书”之一《陈献章集》的不足。

关键词：陈献章  版本系统  陈献章集

作者孙启华，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江苏  苏州  215123）。

陈献章作为明代理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其诗文集整理生前已开始，现存最早版本为弘治九年吴廷举刻本，题为《白沙先生诗近稿》十卷（吴本）。而后，明清两代都有过修补刊刻。现存明刻本主要有弘治十八年罗侨刻本（罗本）、正德三年林齐刻本（林本）、嘉靖十二年高简、卞崃刻本（高本）、嘉靖三十年萧世延刻本（萧本）、万历四十年何熊祥刻本（何本）、天启元年王安舜刻本（王本）;清刻本主要有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刻本（黄本）、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畴刻本（康熙本）、乾隆三十六年碧玉楼刻本（碧玉本）。以上现存陈献章诗文集主要分为以下五个版本系统。

一、罗本、林本、萧本系统 [见英文版第34页，下同]

陈献章诗文集的整理，最早可追溯到弘治九年（1496）吴廷举刻本，陈氏门人李承箕作序之《白沙先生诗近稿》。据李序，此集收录自成化甲辰（1484）至弘治乙卯（1495）期间的诗歌六百〇八篇。陈氏逝世于弘治十三年（1500），故此集所收为其晚年作品，全集按年编排，每一年份的诗歌为一卷，计十卷。

吴本付梓于陈氏去世的前五年，陈献章去世五年后，时为新会县知县的罗侨，鉴于陈氏对岭南士风转变之功，组织陈氏门人容一之搜集陈氏诗文，按类分卷，类下篇章多者，分为二卷，篇章少者合为一卷，计二十卷，题名《白沙先生全集》。然而该集始成，罗侨他迁，文集的校正暂时搁浅。两年后，即正德三年（1508），林齐受张诩之托，对罗侨刻本的篇简失序、字义错讹等重加订正，使此本得以改善。至嘉靖三十年（1551），时任侍御的萧世延以林齐本为基础，又加入“七言绝句补遗”“五言律诗补遗”“七言律诗补遗”三部分，合为补遗一卷，计二十一卷。万历三十二年（1604），许钦赋又以萧世延本为底本，再次翻刻，版式文字，一依萧本。

罗本、林本二十卷系统现存两版本，一为半叶九行十八字本，一为半叶十行二十一字本。国图藏本现存九卷，前八卷为完帙，第九卷为残余篇章汇集及附录，有论三首、跋二首、四言诗四首、五言古诗二首、六言诗二首、七言古诗二首、五律二首、七律二首、五绝五首、七绝四首。附录为《寿陈先生六十一诗序》、赠白沙先生诗、贞节堂、碧玉楼、嘉会楼等赠答诗。半叶十行本为足本，卷端有张诩序，卷末有罗侨书及林齐识。

与罗本、林本相比，萧本除增加补遗一卷外，在有些体裁上亦有篇章之增。古选有《和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七绝有《题熊氏桐轩》;五律有《山行追次伍半山韵》《怀古追次伍半山韵》《许子骏田海宴其姻家谭秋江索诗赠之》《罗以文将赴试南宫过白沙话别赠之》《过伍光宇故居》;古风歌行有《与黄叔仁题心泉》。此外，从题名至篇章编次，萧本一依林本。

二、高本、何本、黄本系统 [34]

嘉靖十二年（1533），即林本面世二十四年后，高简、卞崃又将陈氏诗文重新编排，分八卷付之枣梨。在八卷本基礎上，明万历四十年（1612），何熊祥又增加各诗补遗及附录，合为一卷，计九卷。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黄之正又翻刻何本。何本、黄本除字体不同及所附录行状墓志名表、送赠诗文位置稍异外，正文版刻情况一致，都为半叶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上刻书名，鱼尾下刻卷次，卷端不题撰人名氏。

何本、黄本九卷本虽系在高本八卷基础上增补一卷而成，然两者在前八卷上亦有明显的不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篇章位置变动。这些篇章主要是高本刻版之后新增补的内容，这些补版高本通常将其叶码标为“又xx”以别于既有叶码。新增加的篇章，在何本、黄本中或移至卷末，如高本卷二《遗言湛民泽》叶码为“又四二”“又四三”“又四四”，在何本、黄本中位于本卷末。或移至卷九补遗中，如高本卷五“又九二”“又九三”两叶，除《玉枕山》《江浦有白马庵曾寓处》外，在何本、黄本中都归入卷九“七言绝句补遗”下。

卷次起始稍异。高本卷七结束于《次韵张廷实舟中写兴》，何本、黄本则将原位于高本卷八中的《近升宪副翁公以占城国主自海南来省过白沙索和李黄门诸公韵》移至《侯缉熙》诗后作结。高本卷七中的《寄张兼素》《缉熙至用寄兼素先生韵写怀》《次韵张廷实舟中写兴》，则被放到卷八，且顺序有调整。

在篇章收录上及诗文注释上，高本与何本、黄本亦有差别。高本收录，何本、黄本漏收的篇目有：五绝《乞荔枝》;七绝《赠李若虚宪副》《次韵李宪副若虚见忆》《寄廷实》《别后膝痛甚于前日本无诗悰独念吾与廷实不可无言以别故及之》《与王知县》《挽刘先生显仁》《次韵答丘侍御》《过罗一峰墓》《东白先生借予藤蓑不还戏之》《得廷实书》《夜行》《杂咏》;五律《送刘方伯东山先生》《送梁国镇》《喜康沛至》;七律《李宪副若虚枉顾白沙别后赋此》《小酌次韵》（高本录二首，何本、黄本录一首）、《诗罢忆世卿廷实用前寄景暘韵》;古风歌行《与黄叔仁题心泉》《惠州叶从事忽于江门垂钓得二尾鱼送山厨作馔戏赠之因怀旧钓伴张主事廷实》。注释方面，高本有注，何本、黄本阙者如《阅光宇传》，高本诗题下注曰：“光风艇寻乐斋白沙读书所今废。光宇长于予，病齁，每疾作，使一童倚背拉之便起，衣冠坐习，静忘其病也。”

何本、黄本增加篇章。除却卷九补遗外，何本、黄本在每卷中间或有新增篇目及注释。序增《关西丁氏族谱序》《汤氏族谱序》二篇;七绝增《读定山集》《寄张主事》《赠邹汝愚吏目时馆壮哉亭》《题伍氏双喜图》《读韦诗》（增一首）、《弘治己酉春姜仁夫进士……故吾诗两及之》（增三首）等八首;七律增《嘉会楼上梁和顾别驾》《九日和朱子韵示陈冕》《答马龙惠笔》《示诸生》《陈秉常雨中看柳》等五首;四言增《与民泽》一首。增加注释有《衡山和李子长见怀欲过江门》“酒逢菊月何人送”下注曰：“子长八月五日书至江门与重阳尚隔一月，已言菊日者，识喜也。诗人兴到落笔颇多不实，如此云。”

刻于嘉靖三十年的萧本是在弘治十八年罗本、正德三年林本基础上增加补遗一卷而成。付梓于万历四十年的何本是在嘉靖十二年高本基础上增加补遗而成。二者相比，其相异之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辑录陈氏诗文数量差别较大。两个版本系统比较而言，罗本、林本、萧本系统在数量上远胜于高本、何本、黄本系统。如序，萧本收录二十三首，何本收录二十首;记，萧本收录二十四首，何本收录二十二首;书简，萧本收录二百九十九首，何本收录二百四十五首;题跋，萧本收录三十五首，何本收录三十二首。

在文本上，相比高本、何本、黄本系统，罗本、林本、萧本系统在某些篇章上有注释。这些文字有的为事件的交待，如《乞终养疏》《谢恩疏》行文最后有“为此具本，令侄男陈景行抱赍谨具奏闻”十六字。有的为文章写作时间的交待，如《书思德亭碑后》文末有“四月五日，白沙陈某识”，再如《书莲塘书屋册后》文末有“成化辛卯冬十月朔旦，古冈陈某敬识”。有的为文末作者的题识，类似于签名，如《慈元庙记》文末有“南海病夫陈献章识”。有的为成文背景的交待，如《庚子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末有小注云：“西涯先生尝读此篇，曰第四句不类。盖予尝自疑者。今不欲改之，以見西涯之不苟也。”又如《题林府尊寿家慈书后》后注云：“书中晨字误笔，今易之。汉郎中令石建，万石君之子也。迁史《万君传》及称建谨慎之至。以方吾太守公，盖未知孰贤也。跋以是诗。”有的为写作对象的简介，如《与李岩用前韵》，题目下注云：“世卿仲子。”这些文字，特别是交代文章写作时间及背景的小注（这些小注多出于“序”“题跋”“书简”这些门类中），对读者更好地理解陈氏思想，有着莫大之功。此外，对陈氏诗文的编年及行年亦是意义重大。

三、王本系统 [35]

王本系统刻于天启元年（1621），据王安舜《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所云，是本乃“并湛、杨两公所刻，而益之全”，“湛”指湛若水，“杨”当为王本系统卷首所载序《重刻白沙先生全集》的作者杨起元。早于天启元年（1621），白沙集载有湛序的版本有嘉靖十二年的高本和嘉靖三十年的萧本，据高本卷首《论白沙子》一文所附高简语：“先生既手校付之，而因序焉。”据附录表格中所列诗题异同对照表及王本继承高本首出的小注，如《阅光宇传》题下小注，可知王本所据湛本当为高本。而杨序本，据其序中所言，也是几经周折。一为李焘志倡议，高为表校勘，完版至四百二十五片。一为嘉靖甲申（1524）、乙酉（1525）间，朝廷商议陈献章从祀孔庙事宜，鉴于其著作未广为人熟知，时为大中丞的赵麟阳将白沙集再次付梓。因杨本现无从征考，故只能从王本与高本的对比中，窥其大概。

王本系统曾经过一次增修，增加内容主要为附录的《诗教解》，由八卷增加为十五卷。其他版本状况、卷端题字大都保持一致。相比高本而言，王本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顺序的变更，既包括各文体体裁的顺序，亦包括各体裁下篇章顺序。如王本将律诗置于绝句之前。变动最大的体裁，主要是书简、七绝、五律、七律，究其因，或是缘于这几部分王本所增篇目颇多，于是将高本篇章顺序打乱。然就其余变更较小的体裁而言，王本各篇章的顺序，或依据高本系统，或依据何本、黄本系统。

篇目的增加。据粗略统计，王本所增加篇章数量依次为：

从上表易知，王本系统通过对高本与杨序本的吸收，使得白沙集的各体裁的数量实现大的飞跃，但王本并非完璧，正如王安舜在序中所言：“然以余所习闻，父老所传诵，尚多未备。”单就五古而言，王本收诗数量就大大少于高本系统，通过比较，高本系统比王本多出七十题。除五古外，见于高本而缺于王本者，铭一篇，五绝十篇，五律一篇，七绝八篇。

四、何九畴刻本系统 [36]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畴鉴于“远板寖磨灭”及“真迹篇什有未载于原集者”，故倾力搜访，得原书未有者补而刻之。对所据底本，何氏在序中亦有介绍：“先高王父、封冢宰泰宇公，继邑宰罗侯侨而再刻刻者也。”故知，何氏是在万历四十年何熊祥九卷本基础上增补的，而其所增补的序四首、记二首、题跋一首、书百又五十八首、各体诗共五十五首也基本符合何熊祥刻本的实情。何九畴增补本对何熊祥本的变更，除却卷次的不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些篇章所属体裁的重新归类。如《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安土敦乎仁》《无后》《仁术》四篇在何熊祥本中作为“补遗”置于卷一。而何九畴却将四篇析出，连同何熊祥本中属于题跋类的《论诗不易》，合为一类，名之为“论”。将何熊祥本的题跋，分为“题跋”“杂著”两部分，并将“说”下的《批答张廷实诗笺》归入题跋下。将原属于题跋的《与容珪帖》归入书简。

各体裁在文集中的前后排序。何熊祥刻本各类体裁的先后顺序为奏疏、叙、记、书简、墓志铭、表、祭文、赋、铭、启、说、传状、题跋、古选、五绝、六绝、七绝、五律、七律、四言诗、五排、七排。而何九畴刻本前三卷主要是奏疏、序、记、论、说、题跋、杂著、赞、铭、墓志铭、墓表、传、行状、祭文、书简、启，后三卷为赋、四言诗、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前后三卷的对比易看出何九畴更注重文、诗之别。

诗题的变更。何九畴本将罗本、林本、萧本系统及王本系统题为《绝句》的诗歌，改为《偶成》《漫兴》等诗题。

五、碧玉楼藏版（碧玉本）系统 [36]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即何九畴刊刻白沙子集六十余年后，陈氏后人鉴于何九畴刻本的残缺，于是出家藏旧稿，请列宪鉴定，学宪翁充详加考订，并嘱托谢廷知加以督导。书于数月后得以付梓。因此次重刻是鉴于何九畴刻本的残缺而起，故谢廷知在后序中自然谈起此本与何九畴本的区别。据其序中所言，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部分：一、奏疏内“圣旨”“钦差”字样不抬头、不空格;二、有异文者，以家藏本为主，不擅自改动;三、家藏本有衍文者，亦不据何本加以删削;四、各体裁先后次序，一依家藏旧稿所载。此虽为谢氏后序，但颇似出版凡例。四条凡例除第一条为时代因素造就外，后三条充分体现了谢氏严谨的校勘态度。然就第四条而言，谢氏实参照并吸收了何九畴刻本的成果。且以白沙集各版本系统体裁及目次为例：

从上表易知，第一，碧玉本目录次序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次序;第二，碧玉本延续了何九畴刻本所采用的将题跋析为题跋与杂著两部分的形式。

虽然碧玉本在各体裁卷次上有差异，但在涉及各体裁下篇章目次及篇章重新归类上时，则与何九畴刻本一致。此外，碧玉本还继承了何九畴刻本改动的诗题，将《绝句》诗改为《偶题》《漫兴》。

就其内容而言，碧玉本对何九畴做作了适当的修改。一、康熙年间，清政府对华夷之辨还有着很深的芥蒂，故而何九畴本在涉及“胡”“虏”“夷”等字时都以“□”代之，而至乾隆三十六年碧玉本时，对空缺字予以补齐。二、对文本中的错误之处，在文后作注释加以说明。如“缉熙行时云，到部须求便养，而自去冬谒选，至今年春四越月矣，授以山东兖州府教授，然后奏请便亲，冢宰不许。前此何不引例告选司？当言而默，欲焉待哉？举措如此，谓之不濡滞，人孰信之？宜其不见许也。中间拣选，冢宰见怪，假令不病，将不计其不便于养而就选耶？自古进退不决于内，则其形于外，依违可否之间，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乌乎，惜哉！”原位于《与临时表》中，碧玉本在文后作注云：“按缉熙以下，另为一书，当列于前《与林郡博》内。”再如《与容一之》，何九畴本第二则与第三则合为一则，碧玉本在文后作小注：“按自比闻足疾以下当另作一书，因原本相连，故仍其旧。”

陈氏全集从明弘治十八年罗侨刻本至清乾隆碧玉本，其中收罗最为完备的刻本当属王安舜刻本与碧玉楼刻本。两者收陈氏诗文，互有短长，其各体裁情况如下：序，碧玉本增《送罗养明还江右序》;书，碧玉本增四则;五古，碧玉本录一百四十一首，王本录三十四首，其中王本中有七首未见录于碧玉本;七古、歌行，碧玉本录四十二首，其中三首未见王本，王本录四十七首，其中八首未见于碧玉本;五律，碧玉本收录三百一十七首，其中有三首未见于王本，王本收三百六十三首，其中四十九首碧玉本未录;七律，碧玉本录四百三十首，二首未见王本，王本录五百九十五首，其中一百六十七首未见录于碧玉本;五绝，碧玉本录一百九十八首，王本录一百六十八首，其中十一首未见于碧玉本;七绝，碧玉本录九百一十六首，其中二十五首未见于王本，王本录有一千〇一十四首，其中一百二十四首未见于碧玉本。

六、陈献章集的版本系统 [37]

以上就陈献章集各版本系统的异同做了一番比较。不难得出，各版本系统之间互有异同，即便是同一版本系统内，先出与后出的刻本亦存在差别。以诗题为例，高本系统可谓最具有代表性，据本文附表易知，高本诗题有的异于罗本、林本、萧本，而属于高本系統的何本、黄本则多采用罗本系统。王本系统则多采用高本的诗题，比如高本、王本《天柱山》，其他版本作《过天柱峰》。有的诗题，自高本改后，晚于高本的其他刻本系统继承了高本的改动，比如罗本《读推府胡公为纂修事批责本县不采丁知县行状申文后》，高本作《读丁知县行状申文后》，其他版本都延续高本。

在诗歌的收录上，各本亦各有优点。罗本系统诗文保存有大量小注，为陈氏诗文研究提供大量信息。此外，有些诗文只见于某些版本系统，如《苍梧纪行》《与张宪副廷学》《与周文都》第二则、《复汪侍御疏》《太学小试赋》只收录于罗本系统与王本系统。《与贺克恭黄门》第三至十则、《与罗一峰》第二至六则，只收录于碧玉本及王本。《梦作洗心诗》《答陈秉常询儒佛异同》《舟经西樵》只收录于王本、碧玉本系统。《寄李若虚宪副》《付民泽》《旧钓伴张主事廷实》《梦中作》第三首只收录于高本、王本。有些诗文则只见于一版本，如《与李德孚》第二则“昔者……某拜德孚先生侍史”、《厓山杂诗》第五及第六两首、《经都会故居》第三首只见于罗本系统。《赠潮州守周鹏》《过访陈时用因题其曾祖遗像》《奉陪家兄与古淡山酌》《寿湛丈》《代简潘季亨》《哭潘季亨》只见于碧玉本。《乞荔枝》《和凤山见寄韵》只见于高本。除却上述所及同录于王本及其他版本者，只见于王本者，数量更是大为可观。王本与碧玉本的比较亦是明证。

总体而言，陈献章集现存古代版本源流关系，大略如下图所示：

七、中华书局本《陈献章集》之不足 [38]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陈献章集》本出，学界称此书最为完备，继之者也将是书奉为圭臬。客观而论，无论从底本选择，还是校本、参校本的选择上，是书可谓囊括了现存各种版本，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点校者所用校本之“王本”，存在着明显的错误。王本存在初本及增修本两种，但无论哪种都非点校者所说的九卷，应为《白沙先生全集》十二卷附《诗教解》八卷本及《白沙先生全集》十二卷附《诗教解》十五卷本。更令人生疑者，点校者在是本中详细地将各本异同作了校勘，但诗文部分唯独没有一条校勘记出自王本，只在《诗教解》部分出现了“王本”。据笔者所查阅，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的王本都为十二卷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明别集版本志》及《明代版刻综录》亦载为十二卷本。因在点校说明中没有介绍所用各版本的馆藏情况，故无法判断点校者所用之“王本”的真实状况。其实际情况可能是点校者实未见或未利用王本。王本与碧玉本收录诗文篇章的对比，上文已述。由两者比对可知，中华书局本《陈献章集》并非陈献章诗文集的最全者。后人不察，以此本为参照，出现了大量的补遗之作，如《〈白沙子全集〉补遗之一》《〈白沙子全集〉补遗之二》《〈陈献章集〉集外诗文辑佚补正》《新发现的〈陈献章集〉集外诗文》。这些辑佚诗文大都在王本中有收录，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此外，其校勘错误大概表现在以下方面：碧玉本卷首原有顾嗣协序，今中华书局本未收。漏出校者。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一，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华夷之辨讳莫如深，康熙四十九年刊刻的《白沙子全集》，文中凡涉“胡”“胡虏”“夷狄”等字眼，都用“□”代之，然以康熙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本《陈献章集》有几处却漏出校记。如“胡雏夜回马”（《感刘琨与卢谌事》），“夷狄犯中国”（《寄贺柯明府》），“时来胡虏亦成功”（《吊厓》），“忽逢海上夷王过”（《近升宪副翁公以占城国主自海南来省过白沙索和李黄门诸公韵》）。此外，《与林友》第三则：“术家之说虽泥”中“之说”原缺，点校者没出校记。原本无误而出校者。如“分付当年尹彦明”（《游心楼为丁县尹作》），校勘者出校为：“彦明，碧玉本作‘彦诚。按丁积，字彦诚，彦明或是别字。”然其所用底本——康熙本即作“彦诚”，此当是校勘者误改。

陈氏虽无意为诗，然每有兴致皆为诗。故其一生诗作颇多，诗文散佚在所难免，各版本的比较便说明了此点，现存的版本因最早为陈氏门生参与整理，收录集中诗文自然以与参与者相关者为多。正如唐伯元在《与张廷实》下所批注：“旧集有张序，乃张编刻者，故其书独多，其答他门人者十不存一二，惜哉！”若参以唐氏《白沙先生文编》及现藏于武汉大学的明万历十二年袁奎刻《白沙先生遗诗补集》作一番梳理，相信白沙集的整理会有新的收获。当然，在陈氏诗集整理中也要注意误收现象，如王本七绝录《元夕》：“旨酒佳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天。”此诗实为邵雍《感雪吟》。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