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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植对儒学思想的接受及其意义

2019-05-30王成

孔学堂 2019年4期
关键词:儒学论语实践

摘要:朝鲜李植经筵时对《论语》的阐发呈现出鲜明特点,如重视义理;旁征博引,增加说服力与形象性;于经筵后借题发挥,劝诫君王应该如何去做,尽显良臣本色。李植对性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推崇并有深刻体悟,他对朱子理论不仅全盘接受,更能应用于现实生活。李植《家诫》《祭式》《祭仪》《遗戒》等借鉴朱子的思想,不仅成为李氏家族世代需要遵行的家法,对朝鲜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李植 《论语》 儒学 性理学  实践

作者王成,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论语》的伦理话语和道德体系为东亚诸国所接受,其所弘扬的伦理道德和审美风范得到了充分认同,体现了其思想魅力。”《论语》在朝鲜传播长达2000多年,对朝鲜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也成为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广泛、深入的域外国家之一。朝鲜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的教育与学习,朝鲜朝时期还将性理学作为国教,推崇朱熹《论语集注》,世宗时期引入明朝“永乐三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将宋元儒学学者对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汇集起来作为小注编成《论语集注大全》,作为儒生的教科书兼参考书。朝鲜的《论语》释义著述主要有高丽金仁存《〈论语〉新义》,朝鲜朝金昌协《〈论语〉详说》、李瀷《〈論语〉疾书》、朴世堂《〈论语〉思辨录》、丁若镛《〈论语〉古今注》、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崔左海《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合纂》、朴文镐《论语集注详说》等。

朝鲜仁祖元年[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癸亥七月,李植拜弘文馆副修撰,十八日“入对文政殿,昼讲《论语》”,从七月至十月,屡参经筵,讲《论语》《孟子》《大学衍义》等。

李植(1584—1647),字汝固,号泽堂。朝鲜朝光海君二年(1610)文科及第,历官吏曹佐郎、弘文馆副修撰、大司成、大司宪、吏曹判书等职,四典文衡,有《泽堂集》《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骈文选本《俪文程选》等传世,参与编纂《光海君日记》《宣祖实录》等。《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李植与李廷龟、申钦、张维并称“文章四大家”,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他对儒学思想的阐释、性理学的认知等,在朝鲜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一、李植与儒学经典著述 [见英文版第70页,下同]

李植对儒学的重视得到后人的一致认可,宋时烈云:“泽堂公博极群书,而最用力于《论语》及朱子诸书。”李植曾作《示儿孙等》,为儿孙辈详细规定了怎样读书学习以及学习的次第顺序,包括“先读”“次读”“科文工夫”三个部分,试看其“先读”“次读”:

先读

《诗》《书》。 以大文限百读。

《论》。 兼章句熟读,限百数。

《孟》。 大文读百数。

《庸》《学》。 不限数,朝夕轮诵。

次读

《礼记》。 与先生讲论,抄读好文字处。

《仪礼》。 读《礼记》时,通考而不读。

《周礼》。 读《春秋》时,亦通考。

《小学》。 学于先生,一月一读过,逐日念着服行。

《家礼》。 常时讲究服行,不至读。

《近思录》《性理大全》《性理群书》《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全书》,此是大段工夫,但不在多读,要在讲论,体认服行而已,穷理工夫全在是。

李植的“先读”包括《诗经》《尚书》以及儒家经典著述《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次读”包括《近思录》《性理大全》《性理群书》《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全书》等多部性理学著作。李植指出了阅读这些书目的方式,如:性理学著作不在多读,而在讲论,重点是实践,“体认服行”。其他儒学著述则强调阅读的遍数,如《论语》《孟子》等在百遍左右,《大学》《中庸》则“不限数,朝夕轮诵”。在李植看来,《大学》《中庸》是研习其他儒学典籍的入门、基础,“《大学》《中庸》,文约义备,初学于此二书,讲究得力,则他经传路脉由此洞然,读之无难”。他对《大学》《中庸》有整体的评述:

《大学》,国学教人之书也。所教胄子俊秀,将有治人之责,故其书以明德为始,从各人有诸身者为本领,至平天下而止,但言好恶公私之辨,用人理财之义。此就平字上,据其最难者言之耳。若夫天人性命之理,礼乐制度之宜,未遑乎教之也。古人为学工夫,笃实不躐等驰外如此。

《中庸》,圣贤相传明道之书也。故自天命性道始,而极于位育之功,又推之至于大德受命礼乐制度配天盛德。比之《大学》,则首末皆加二三层,此非人人所预闻也。唯是下位传述,兼明士君子处世处变之义,如素位而行、明哲保身等语,皆有感于所遭之世,因以着训垂戒,学者尤宜深玩。

李植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要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大学》《中庸》,如《赠安进士具秀才两甥及阿冕入道峰书院读书》:“《大学》《中庸》序文及首章,餐后各读一遍,仔细参究。”他还通过具体实例证明学习《大学》《中庸》的重要意义:“昔吴德溪健,贫贱服田,家有《中庸》一卷,先下数百读,然后字字思之,字通然后句句思之,以至通篇思之,以至有得。自此尽通经传,遂为大儒,退溪亦自以为不及,门人有记其说者,学者当取以为法也。”吴氏通过研习《中庸》数百遍,采用“字字思之”“句句思之”“通篇思之”的方法,终有所获,“尽通经传,遂为大儒”,连朝鲜朝著名哲学家、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滉(1501—1570,号退溪)都自愧不如,虽未免有些夸张,但突出了《中庸》对于提高人的修养、学识的重要价值。

李植认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论》《孟》之训,不出《庸》《学》间架,世所诵习”。他对《论语》《孟子》等著述的集注非常推崇,因为集注“字字有义”,“如《论语注》,‘哭则不歌章注云:哭谓吊哭,若非吊哭,则必是亲友之丧,无同日先哭后歌之理。故特释哭字,其义已明。‘浴沂章注:浴,盥濯也。盖因韩文公以裸浴为非礼,欲改浴为沿,故特以盥濯释之,不然则哭字浴字,非难解之字,初不应举论也”。

仁祖二十二年[清顺治元年(1644)]甲申九月,李植子李绅夏入质清朝,李植作《绅儿北行戒帖》一文,其中“操心之要”条引述了《孟子》《中庸》《论语》《近思录》等经典。引述情况大要有两种:直接摘录原句者,比如:“《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程子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方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李植不仅摘录句子,同时也进行简要评价者,比如:

程子曰:“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遇事而不能处置,则无义。处置了而不能放下,则无命也。○事有经权,惟义之归,凡遇患难,不可用一切之规。孔子微服过宋,但不失大节为义,况微贱处身,亦不难也。

朱子曰:“虚心顺理四字,学者当守之。”此语当深味之。凡人喜怒好恶,皆出于气禀之私,鲜有得其正者。平心以观理之是非,则待人处事,皆和顺中节也。

李植《绅儿北行戒帖》一文引述的经典语句已经具有了“戒”的功能,再加上李植对此的解读,无疑会增强“戒”的效果。比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几句,强调的是逆境对人成长的推动作用;“言忠信,行笃敬”等几句,强调的是言语、行为要忠诚老实。这些都是李植希望儿子能够恪守的原则、道理。

二、阐释《论语》等儒学经典的特点 [71]

经筵之称始于宋代,是为帝王讲论经史而特设的教育制度,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朝鮮朝亦有此制。李植曾较长时间任职弘文馆、艺文馆、承政院,三处官衙都属于文翰之任,李植任职于此,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他为朝鲜国王讲授《论语》《孟子》《大学衍义》《书传》等。据左江所著《泽堂李植年谱简编》载:

仁祖元年(1623)七月,任弘文馆副修撰,至闰十月,屡参经筵,讲《论语》《大学衍义》。

仁祖二年(1624)七月,迁弘文馆应教,八月开始兼经筵侍讲官,仍讲《论语》《大学衍义》。

仁祖三年(1625)四月,迁承政院同副承旨,至十月,屡以参赞官入侍经筵,讲《孟子》《大学衍义》。

仁祖四年(1626)十一月,任承政院左副承旨,至次年正月亦屡参经筵,讲《孟子》。

仁祖七年(1629)二月,以承政院左承旨赴召,至七月,屡参经筵,讲《书传》。

仁祖元年(1623)七月十九日、二十日,李植讲授了《公冶长》中的几则文字;七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八月初一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八日,讲授了《雍也》中的几则文字;九月十六日,讲授了《述而》中的几则文字。仁祖二年(1624)七月十九日,讲授了《阳货》中的几则文字;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讲授了《微子》中的几则文字;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初一日、八月初二日、八月初三日,讲授了《子张》中的几则文字。李植对《论语》等儒学经典的阐发,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重视义理。李植一直强调“务穷理而贵果断”“必先穷理,预定天下之是非,然后方可言断”。李植在几次讲授时始终以“理”作为阐释的核心,想让国君首先明理,然后对国事做出正确的判断。如:一次为国王讲解《公治长》,从“子在陈”讲到“亦耻之”,国王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几句发表看法:“不念旧恶,乃当今至戒。”伯夷、叔齐不记人家过去的怨恨、仇恨,因此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少了。孔子从伯夷、叔齐不记别人旧怨的角度,对他们加以称赞。朝鲜国王认为“不念旧恶”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的警戒。李植给予解释:“旧恶之为言,乃有新善之云尔。若未有现显改过之实,而徒以岁月久远,谓之旧恶而用之,恐非经旨。况如尔瞻,乃通天之罪,岂有可迁之善。惟其次减者,或有善可用也。”再如李植为国君讲“颜渊、季路侍”章,针对国君“无伐善无施劳,是颜子难事乎”的询问,李植说:“颜子就所能而言之,谓之愿者谦辞,圣人不知己是圣人,况颜子有若无实若虚乎?”“无伐善无施劳”即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李植指出颜渊并不是难于做此类事,而是一种谦辞,就像圣人不说自己是圣人一样。李植说:“人皆以为王道决不可行于今,以此注言之,王道易行于霸道也”“王者无欲,虚心顺理,如牛马穿络然,霸者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强其所不能,岂不难乎”“学贵思,思则有疑,疑然后有进”。李植讲析“颜子好学”章时说:“先明诸心知所往,此言穷理当先,必须预讲是非,庶临时省察恶之几也。”李植在此处还是强调“穷理”的重要性。

第二,李植在经筵时,往往旁征博引,增加了说服力与形象性。《论语·雍也》第二章曰:“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李植解析曰:“心中无物,所行自简也。无者,非无义理,无物累也。古人云:‘有主则虚,神守其郛。无主则实,鬼瞰其室云云。”又曰:“近来之事,恐未能居敬而行简也。曹参去齐,以狱市为托,刑狱最不可扰也。今者勘乱之初,虽未免暂施刑诛,然须当诛便诛,当赦便赦。今则不然,追捕囚系,络绎道路,秪足增怨,不足服奸也。”“有主则虚,神守其都;无主则实,鬼阚其室”出自朱熹《朱子语类》。“曹参去齐,以狱市为托”典出《史记·曹相国世家》,据载,萧何去世后,原为齐国丞相的曹参接任相国一职,“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李植引用朱熹之语、《史记》之典,无疑会增加说服力,国君对此表示:“此事予知其弊久矣,自尔如此,可恨。”李植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此云变更之道,当审其始也。今群材满朝,各陈所见,自上不究其弊,一切敷施,至于推行之处,多所妨碍也。”李植希望能够自上而下地改革弊政,使政治清明。

《论语·雍也》“颜子好学”章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国君对此持有疑异,李植解释说:“是时,曾子年少学未成,宜乎以云也,大抵真好学者难得也。昔人问于程伊川曰:‘门人孰为有得?伊川曰:‘谓之有所得则未易言也。当时弟子,如此《论语》注中人,非无学问之人。程颐之言如此,亦孔子之意也。其后宣祖大王问李滉朝臣学问,滉举此程说为对云,以此言之。”李植引用了程颐故事以及宣祖与李滉等交流学问之事,解释了“未闻好学者”的深层次内涵。

第三,李植往往于经筵后借题发挥,劝诫君王应该如何去做,尽显良臣本色。《论语·公冶长》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李植对此的解说是:“左丘明耻之,所养可知,此本孟子论子路语也。耻字最难说,须是养而致之。向来士大夫为不善者,有利而无害,人皆趋奔。惟有耻者不然,人君不可不养廉耻也。”从李植在最后所说“人君不可不养廉耻也”可以看出经筵的目的就是“正人主开广心思”。再如《论语·微子》云:“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国君针对子路最后一段话提出疑问:“末章,必是子路返而夫子言之也。不然,子路向何人道此句耶?”李植进行了解释:“出处去就有五层,圣人欲拯济天下,大贤如伊尹、太公,不肯小用,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故不出。其次,自知才学未成,不敢当大位,又不作小官,如漆开之类是也。其次,不立乱朝,不事污君。或隐丘陵,或隐下官。又其次,性行高洁,才又不合世用,自守其志,虽治世不出,然世之人君,以一世皆营营于进,而恬退者,不以此为重。故要激劝颓俗,每加优奖。”李植把“出处去就”的人与事分成了几个层面,有欲拯救天下而不可小用的大贤,有不想做小官但又无法胜任要职者,有性情高洁而不容于世者等等,虽然类型多样,但李植论述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君主要“激劝颓俗,每加优奖”。国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上曰:‘然。贤者退伏,而人君不自省己,反以去者为非,则误之甚者也。”

第四,经筵时李植能与国王、其他儒臣一起切磋,联系本国社会、政治等实际情况,并且重视经筵言语材料的保存。

《论语·雍也》载,子游做武城宰时,孔子问他在那里都得到了什么样的人才,子游回答:“有澹台明灭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李植在八月初四日的经筵时对此章进行阐释:“知人尤难于用人。臣闻成宗大王有言:‘自有职以上,予能知其贤否才拙,未知成庙以何术能遍知人物如此也。今宜申明荐举之法,一以求访人材为先可也。”一起参与此次经筵的郑烨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君臣之间由此展开了一场讨论:

郑烨曰:“成庙逐日接下,与臣僚无间,宜乎审知人物也。李敬舆极言用人不公之失,臣亦言当今之病,在于曲徇相识人之意,不问贤否,一切注拟。且所拟之人,非有预定铨品。或首拟或次拟,皆无伦叙。殿下但披三望,以首拟为最贤而点下,岂知三望元无高下之可言也。”上曰:“三司清显,或见拟一人于副末,一二番后,更不注拟。或初未知何许人而遽首拟,殊未知其故。近日儒生上疏,以予首望落点为有弊,仍论祖宗朝有上中下刻字笔。当落点时,信手取笔。得上则点首,中则点副,下则点末,此意似公。”郑曰:“曾闻此乃明庙时事也。”臣曰:“此非活法也,李云似有弊。”上曰:“若三望中,有曾所知其贤者,则可以落点,三望皆不知之人,则此用笔之法似公也。”

关于人才的选拔,李植、郑烨、国王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其中国王的态度非常重要,能够客观分析。

李植对经筵时的言论非常重视,朝鲜仁祖元年[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十月:“上书讲《论语》于文政殿。检讨官李植曰:‘凡筵中所达之言,史官记录之际未免疏略,且辞说纷沓,虽有要言,或为闲说话所混杂。顷者,郑经世陈达民弊之时,列书以启,事甚便好。自今各以其所达之事书启,后仍付史官,何如?上曰:‘以其所启书给史官,俾无漏落之弊可矣。植曰:‘书给之际,恐与所达之言或有不同者矣。上曰:‘亦不可恃此而全不记事矣。未及记录处,可以参考以书矣。”经筵之时,史官记录难免会有脱漏混杂的情况发生,李植的建议是,官员可以把陈说之事以书面形式交给史官,在讲述时,史官再补充、做一些记录,这样就可以保证记录的真实、准确与完整。

三、关于性理学的认知、实践及其影响 [73]

王丽《朝鲜初期性理学的发展》指出:“儒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至为深远,而高丽末期从中国引入的性理学思想不仅成为其后的朝鲜的国学和社会指导思想,成为政治统治强有力的工具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十六世纪是朱子学东传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朝鲜性理学也是韩国儒学发展的高峰。李植自然受其影响。

李植本人熟读经书、性理学著作,他曾说:“余自少病懒,且居乡僻,观书不博,读书不熟。惟欲略究经传及先儒义理之说,旁通纲目正史。凡宇宙间义理是非政治得失,一览无遗,则庶几不负此生嘐嘐之志,惟此而已。以此一切不观杂书,居常不作博奕杂戏。然于经书、史记、程朱全书、性理大全等书,泛滥看过,不能记忆。”所谓“观书不博,读书不熟”“泛滥看过,不能记忆”应该只是一种自谦,他人对其评价即可证明,宋时烈《泽堂李公谥状》评价李植曰:“于四书,精熟通贯,虽至老境,其授后生,如诵己言。如《大学》并小注一无遗忘,至于临卒犹然。”宋时烈《泽堂先生集序》又云:“盖闻公自幼专意于四子六经、程朱全书、《性理大全》等书,以其余暇,泛滥诸家,博极无余。然晩年所主,又在于《朱子语类》,入其中而尽其精力,悉见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李植《杂著·示儿代笔》云:“性理之义,无形状可指,但当意会活看。若至于曲解苟难,则反晦矣。朱子曰:所说愈精则愈差。”宣祖三十七年[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仲秋,李植开始抄写《性理大全》,至第二年仲春,完成《性理大全抄》三卷。李植作《性理大全抄跋》指出抄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错誤:

右《性理大全》抄书。经始于甲辰仲秋间,多作辍。至今年乙巳仲春而毕,视元本,十分而取一也。遂分三卷装?,取而观之,其中缪误者有五。盖此书大全浩茫,不可涯涘。而病不能熟复精择,匆匆一览之顷,就其意到处抄录,故或有雍齿且侯,李广不封也。又当初览时,身病犹未甚,故多取新奇言论,以为决科计也。及至病愈痼业愈退,无望于闲事,则杂取名言之可喜可敬者,以遣幽懑,亦见前以众人后以国士也。右一条,骚杂之误,或恐其元本之见推,或怵于纸数之不足,苍皇结末。右二条,疏路之误,由其权衡不定,丈尺易差,数者之患,左右摇掣,又书写者,往往遗漏所抄科段。并上四条及此为五也。

李植《赠安进士具秀才两甥及阿冕入道峰书院读书》认为朱子的“《敬斋箴》《夙兴夜寐箴》,朝起各读一遍,地头时分之说,随时随地提警”。“箴”作为一种文体,主要内容就是规诫,所以李植选择要晨起时诵读,以提警自己。

李植在《癸未冬至,书贻端儿松府之行》中告诫子弟,要“研经史,以开智识”“安义命,以袪利欲”“勵志气,以当患难”“薄衣食,以处贫贱”“务储衍,以备缓急”。如果能做到这五条,那么就可以“保家延寿,名节无玷,心怀坦荡,百受可当”,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由对性理学的自身体悟转化为安身立命、保家延寿之道,传授给子弟。宋时烈《泽堂先生谥状》概括这五条为“授子训辞五条”,并大加赞誉,这五条是“公躬行心得,而非空言”。

李植对性理学尤其是朱子学非常推崇并很有体悟,“先正泽堂公,其讲读朱子公,其为论议粹然无杂”,宋时烈的话道出了李植推崇朱子的情况。

李植不仅是体悟朱子的性理,而且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朱子学说“体认服行”,用之于实践而不泛泛于理论之学习。下面以朱子《家礼》作为分析对象讨论李植对朱子理论的接受与应用。

《家礼》是朱熹最有影响的礼学著作之一,内容分为通礼、冠、昏、表、祭五部分,是朱熹根据当时社会习俗,参考古今家礼编著而成。《家礼》传到朝鲜后受到人们的欢迎,李植《家礼剥解序》:“我国之尊是书,实自近代老师宿儒家自增注,穷阎士庶,举知从事,其道广矣”,道出了《家礼》影响之广,已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堪称“垂世大典”。喻小红、姜波《〈朱子家礼〉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云:“韩国学界对于《家礼》的研究,直接导致了韩国‘礼学派之形成与发展,遂成为当世之显学。韩国李朝士大夫更是奉《家礼》为礼学的圣经,并以此为蓝本,制定和施行各种适合本朝的礼仪,学术界和民间百姓对于《家礼》也都推崇备至。”《家礼》对李植的影响更大,他对《家礼》评价甚高:“士君子居家,惟礼为大。朱子所定冠、昏、丧、祭四礼,视古已约,视俗又俭,若一切仿依,则不惟理得而心安,可无末俗许多侈费。”他曾依照朱子《家礼》,在二年之内,三营葬役,完成了服父丧、迁葬祖父祖母坟墓等事,“此外诸祭祝文,依仪节《家礼》,不别为文。故不载”,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家礼》的基础上,作《遣令》《祭仪》等。如《祭仪》中的几则材料:

时祭:

依《家礼》卜日,先告祠堂。如《家礼》仪,但不用占法。检历日随便择日,必于仲朔上旬内而有故,次旬下旬退定,二月则用初三日先妣生日,五月则用先考生日。非有故勿易,此先考遗意。齐戒具馔涤器等事如仪。○设馔,不得尽如《家礼》仪,只依先世所行之仪。盖参神降神三献侑食受胙告成辞神如仪,唯祭酒进盏还盏似烦,用琼山仪,只献时,举盏加额小倾后,加额而进,侑食,在位者皆再拜。

忌祭:

如《家礼》仪,考妣合祭,祝文如式,不必别举某位忌。

墓祭:

一如《家礼》仪,不用烛不用祝,从俗可也,勿用茅沙酹酒于地。

李植的“祭式”“时祭”等都以朱子《家礼》作为参照,有的完全照搬,有的稍加修改。

李植《家诫》仿照《家礼》而作,并有诸多相关性,他说:“凡《家礼》所载常行仪节,则不复举论。只就舍俗从礼,关于义理之大者论其损益。且于礼当行,而因循俗例,未免苟简者,并著之。”李植强调“《家礼》所取者,皆可行。此外皆俗礼,多费而越礼”“吾《遗戒》,一从《家礼》”。

李植认为《家诫》《祭式》《祭仪》《遗戒》等“凡吾素定,可百代竣圣,子孙遵行,永为世法”。这些不仅成为李氏家族世代需要遵行的永世家法,对朝鲜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李选《训子要语》曾言:“泽堂《家诫》,无非的确精当,虽吾东先贤著说亦不过此。”李选也作有《家戒》,曾多处引申李植的说法,下面略举几例。

棺板必要厚。

按:泽堂引周制棺椁之厚,力言今之棺椁甚薄之非。此言殊好。家力可备,则得用厚三寸以上者宜当。

切戒俗礼。

按:泽堂曰:“俗礼于棺内厚填衣服,使之高出棺上加盖之间犹五六寸。或令数十人登踏,或挟木弩引而后,方得合盖。必有胸摧腹陷之患,此先辈有笔之于书者。贫家衣服多着棉絮,虽不妨一二寸厚压,贵家则衣服皆单夹锦缎,岂以厚压而分寸减杀也。其意本欲防行丧翻尸,乃归于毁尸之惨,俗习之谬至此,可痛”云。

成服奠。因朝奠兼上食,勿设油果饼面。

按:泽堂曰:“自初终袭奠,至发引遣奠,有上食而无祭献者,不忍遽以神道事之也。殷人,既练而祔。周人,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曰:期而神之。人情,况于初终,遽行大祭乎。初四日,成服,因朝奠,入哭而退,乃礼之正节也。今者,设为大卓,祭品油果四行,庶品称之,殊可骇也”云。此言正得礼意,尤当取以为法。

题主奠。只依礼文,以酒果,但奠一酌,不宜盛设。

按:泽堂曰:“题主设奠,本无礼文。但奠一酌,读告以神返室堂之意,是凭是依之下,无谨告尚飨等语,则非其祭奠明矣。祝史未暇置板于床,怀板而奉王升车,即为启行者,犹虑其神魂,或安于墓次也。今者,盛设祭馔,上食献酌,与祭于室者无异,俗礼之失,莫甚于此也。”此说深得礼意,所宜体行而勿失也。

虞祭。始用油果平排。

按:泽堂曰:“油果,乃米食之类。一豆平排,与他果脯同。若四器高排,乃僧法,不可用。丧祭莫重于虞,降神三献自此始,所当致谨者在此。”又曰:“三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此五祭最重,宜专力具馔,务为丰洁,以重祭祀之始。此言正是,不可不依此以行。”

勿作巫佛事。

按:巫佛之不可近,先儒固有定论,而泽堂论之益详,可取考也。

语段“虞祭。始用油果平排”与“勿作巫佛事”条目,所引李植的话语出自《遗戒》,其他所引李植的话语均出自《家诫》。只在个别字词上有些差异,几乎是原搬照写。

再如朝鲜王朝中期文臣、学者郑澔(1648—1736)在《孝子成君墓志铭》中刻画了成姓孝子形象,其中有一段描写:“语子侄曰:祭祀不谨,则祖考不享,亦子孙兴替所关也。手抄《家礼备要》,参以泽堂所记,草成一通《祭仪》,临期齐饬,将事肃敬,情文可观。盖其诚孝之行,非但得之天性,其得力于学者,不可诬也。”成氏性情纯厚,又能积极学习朱子、李植的著作,最终成就了孝子之名。从李选、郑澔的事例可略知李植《家诫》等的社会影响力。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罗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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