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唐代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主要集中在长安以西，对于长安以东的研究并不充分。在长安之东，作为欧亚帝国的大唐帝国境内腹地纵深的文化交流及其向周边的延伸，譬如自长安出发向北方至蒙古草原，向南方至长江以南，尤其是向东方至洛阳再分别通向幽州、营州、辽东的陆上文化贸易通道，通向登州、明州、海东的海上文化贸易通道，构成了丝路文明向东延展的两条“纵贯线”。陆海两线错综交织成一张文明之网，由此既可以透视长安在丝路文明中的重要意义，也对全面理解丝路历史与文化有相应的价值。本文拟从地跨辽海的高句丽与内陆欧亚的文化交流的一项个案着手，探讨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交流问题，特别是东方诸国对中原、草原、西域等多元文明的受容与独特贡献。

一

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保存着粟特国王大使厅的壁画，位于该厅西墙上描摹有诸国使节的国际聚会场景的壁画中出现了两位戴鸟羽冠的人物(见图1)。学界一般将这些视为来自东方的使者。那么，这两位鸟羽冠使者究竟是哪一国使臣？目前，国际学界对其身份的争论中，已经出现新罗使者、渤海国使者、日本使者、高句丽使者等多种争论性观点。笔者倾向于高句丽说，因其文献、图像的依据最为充分。

韩国学者对鸟羽冠使者形象较为敏锐，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外资料进行综合性整理研究。最早是对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出现的鸟羽冠进行概论[1]，近来仍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再做整理[2]，其后专门对高句丽服饰进行分类研究的论文就涉及鸟羽冠问题[3]。最近也有从朝鲜半岛之外的中国和内亚的资料来探讨古代朝鲜半岛人物以鸟羽冠形象出现的问题[4]。针对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鸟羽冠形象、鸡羽冠形象的个案研究，对揭示高句丽人服饰文化亦有特殊意义。韩国学者申敬燮《韩国冠帽鸟羽插饰的象征意义研究》一文，以鸟羽插饰的相关文献与文物为中心，对鸟羽冠、鸟羽装饰的演变过程、象征意义进行了综合考察。他认为鸟羽插饰的风俗盛行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最初与鸟崇拜、太阳崇拜有关，之后还掺入了萨满元素，由此将朝鲜半岛鸟羽、鸟尾冠饰与内陆欧亚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5]。学者们也将鸟羽冠溯源到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申敬燮另一篇关于鸟羽冠与中国鹖冠的比较研究论文认为，通过中国文化的媒介，韩国古代文化受到了北亚的影响；鸟类崇拜思想是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表现，针对中国的鹖冠象征勇武而无崇拜鸟之意，由此他强调了朝鲜半岛摄取外来文化时保留本民族心理特征的一面[6]。或许正是在这一思路下，韩国学者自然地将视野聚焦到内陆欧亚文明中与此有关的文化现象，例如对于西域佛教艺术中鸟翼冠与冠带的专门研究，关注西亚、犍陀罗、西域文化之间的交流现象[7]。古代服饰研究者还通过对壁画和文献中包括鸟羽等服饰文化在内的现象，阐释高句丽民族地域的不断扩张使得这一民族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我国东北地区在古代是北方民族聚居之地，其服饰属于胡服体系，因此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居民服饰具有明显的胡服特征，诸如裤褶服、鸟羽冠等。平壤地区历经箕氏朝鲜、卫满朝鲜和乐浪文化时期，已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平壤地区的高句丽居民服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8]。赵润载最近进行了研究史的总结，是在鸟羽冠所反映的东西文化交流内涵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9]。学界总体上倾向于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的两位鸟羽冠人物应该是高句丽使者，这一见解在服饰文化上的证据最为充分，也与高句丽文化特点的各方面无不符合。

实际上，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的研究，还应当与西安出土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壁画墓《客使图》鸟羽冠使者、“都管七国六瓣银盒铭文”中的鸟羽冠人物(见图2、图3)，以及高句丽、新罗、渤海人物服饰形象的文献与文物资料综合比对，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唐章怀太子李贤壁画墓东壁《客使图》中的鸟羽冠使者的身份，在目前国际学界的争论中，也已经出现金元龙[10]、云翔[11]、王维坤[12]代表的新罗使者说，西谷正代表的渤海国使者说[13]，武伯纶[14]、姚嶂剑[15]、文物编辑委员会[16]、王仁波[17]等代表的日本使者说，郑春颖[18]、冯立君[19]等代表的高句丽使者说等多种观点。最近，杨瑾又从新罗使者的可能性进行了富于启发的探讨，其切入点是使者穿戴的服饰，主要引昭陵、乾陵残存新罗王室贵族“蕃臣像”的服饰等为奥援，其结论具有开放性，认同“基于不同视角和理论范式下的高句丽说或新罗说均有理论指导意义”，提供了多角度认定的可能性，值得重视[20]。与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鸟羽冠使者、客使图鸟羽冠使者相关的另一件文物，是现藏西安博物院的“都管七国六瓣银盒”，其中既有“高丽国”铭文，亦有鸟羽冠人物。《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对此铭文有收录和说明[21]。这一文物最早是由西安的学者揭示出来[22]，日本学者进行过研讨。韩国学者在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古王宫壁画中“鸟羽冠”使者身份的探讨中，也引证此铭文以证明其高句丽人的身份[23]。日本学者赤羽目匡由结合铭文等资料，则将其时间比定为9世纪中后期，因此认为银盒中的鸟羽冠形象是渤海国人[24]。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无法撼动高句丽人说的牢固地位，正如研究者所揭示的，毕竟中原与高句丽而非与新罗等国的关系才是7世纪中叶以前隋唐东亚政治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一组[25]。

阿夫拉西阿卜7世纪壁画中的两位头戴鸟羽冠的使节形象，与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墓中鸟羽冠者、梁职贡图中的高句丽人形象、都管七国银盒中的鸟羽冠人物以及高句丽古坟壁画和文献记录的“折风”(见图4)相联系[26]，基本可以确认这些戴鸟羽冠的人物就是高句丽使节[27]。结合东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壁画资料、汉文诗文、史籍记载，高句丽使者的可能性最大，论据更充足一些。从隋唐东部欧亚世界的国际关系角度，还可以给鸟羽冠使者就是高句丽使者增添新的证据。7世纪拜占庭史家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记录下来了有关阿哇尔(阿瓦尔，Avars)和Mukri两个部族的关系：“阿哇尔被突厥击破后，其一部分逃往Taugas人的城市，另一部分逃到邻接Taugas的勇敢的Mukri族之下。”[28]这里的阿哇尔指的是柔然，Taugas应指中国[29]，Mukri指的是高句丽。由于柔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柔然在被突厥击溃(552)四散后，其一支可能逃亡高句丽。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句丽与柔然二者之军事协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历来被漠北与中原所击溃的国家、部族、政治势力，逃入或者企图逃入高句丽避难的事例有很多，比如北燕冯弘以及后来的斛斯政、徐敬业等。亨宁(W.B.Henning)在讨论柔然可汗即阿瓦尔可汗问题时，在注释中略提到古希腊文Movκí=梵文Mukuri=吐蕃文Muglig=突厥文Bökli(Bükli)=Korea，即汉文“高丽”(高句丽)[30]。钟焓对此总结认为：“东罗马史料中的Mukri指代7世纪时期割据辽东半岛西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当无疑问”[31]。高句丽与柔然、突厥以及更西的部族、国家关系久为汉文史料所囿，相信通过非汉文史料以及考古遗存，可以重新认识高句丽与内陆欧亚的联系[注]罗新从高句丽兄系官职、政治名号的文化渊源等角度对此有所剖析。参阅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新《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此外，韩国学界非常关注撒马尔罕地区高句丽使者的文化印记问题，参阅历史图文著作《中亚的高句丽人足迹》，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08年版。。高句丽与契丹、柔然、突厥、粟特等族广泛的联系[32]。更为重要的是，高句丽与隋唐帝国的七十年战争辽东之役搅动东部欧亚政治关系，无疑使其声名远播。由此可见，高句丽使者形象出现在撒马尔罕大使厅这一国际盛会中十分合乎情理和历史事实。

那么，高句丽使者出现在这样一场国际聚会中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笔者曾撰文揭示辽东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与内陆亚洲政治文化关系[注]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挖掘更多史料的长期过程。参阅冯立君《高句丽与柔然的交通与联系——以大统十二年阳原王遣使之记载为中心》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百济与北族关系问题》载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东北方诸族群、政治体在与中原发生绵远频仍的交流并被汉文典籍记录下来之外，他们与内亚草原及其更西方的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则很大程度上因史料的匮乏而被忽视了。唐代是丝绸之路最为辉煌的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亦处于特殊的地位，高句丽等海东诸国与丝绸之路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韩国学者赵胤宰《古代韩国的鸟羽冠与丝绸之路》一文，考察了古代匈奴、敦煌壁画、乾陵墓葬壁画、长安兴庆宫、洛阳出土墓葬资料中的鸟羽冠的形象及与韩国鸟羽冠的传承关系[33]。他的这项研究带给人们解答上述疑问的许多启示，由长安、粟特、辽东等地存在内在联系的高句丽戴鸟羽冠使者这一形象，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两个方向，以明瞭丝绸之路在长安以东部分的情形。

二

如果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作一整体概观，从不同的政治体视角去观察，那么中原视角、草原视角、东北视角作为审视中国古代帝国及其周边世界构成的东部欧亚世界的三种维度，综合这三种视角得到的不同观察面相，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广域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更非一元的，而是方向不一、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繁复错综地交织在一起。除了从政治关系、贸易、军事等交流方式理解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之外，上述三种地域视角的交叉运用能够带来不少新知。

所谓中原视角，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甚至有时是无意识的一种研究角度，主要是因循于海量的中原汉文典籍所建构起来的中原王朝对外视域，无形之中所观看到的图景带有汉地王朝的某种限制。草原视角是内亚史、北方民族史学者近年来颇为强调的一种以之为主体的研究视角，提倡将非汉民族及其政治体作为主体去探讨其历史问题，而不是将其作为中原的敌对方或附庸国。东北视角的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林沄先生很早就提出东北地区(有时也含有东北亚)古代史除了中原—东北二元关系之外，还应注意东北与草原的文化联系[34]。在东北—草原之间文化互动上，李鸿宾、罗新等少数学者依托自身的一部分具体研究成果已经彰显出这一考察视角的创新性[35]。当然，中原与北方草原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南北两大巨型帝国的对峙与冲突，特别是在中古时期，因对于中国史的意义似乎更为紧要而为人们所瞩目，因此论著也非常集中[36]。

这三种视角无论如何变换，都能够使人发现欧亚大陆东部世界既非单向更非一元的文化交流与中央帝国政治权力和疆域扩展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唐朝帝国的兴盛将保证其广袤疆域内——作为一个占据欧亚版图相当比重的广域帝国，其面积如所周知相当于整个欧洲版图——纵横交叉的交通网络充分活跃，并进而向内陆欧亚及其更西、更南的世界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在帝国版图的东方也有相当广阔的延伸扩展，抵达海滨甚至逾越海洋，遍及唐朝法律所未覆盖的“化外”之地——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靺鞨诸国(7世纪中叶以后则又短期覆盖至高句丽、百济旧地，唐朝分别设置熊津都督府、安东都护府等予以统治，使之成为“化内”)[37]。

如果抉取东北亚的视角，将地图倒转，或可视为东北亚诸国借由唐朝帝国/突厥汗国等中介而与丰富多元的欧亚文化接通，源源不断受容新鲜元素(具体方面见后文)。唐朝时期以及此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长安、洛阳为都的中国帝国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商贸等联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唐朝长安的文物一方面自然向东传播，另一方面外国人、蕃人流动也向东传播，甚至超出域内，向辽海以东朝鲜半岛、日本传播。辽海以东受到西域文化影响，也并非中原一途，存在其他途径，主要是来自内陆草原。

荣新江先生对于中古时期中国与外来文明及中外交流史的多角度研究显示，汉唐时期中西交流在地域上表现为广袤辽阔，在文明内容上表现为多元并包[38]；特别是针对活动范围纵贯东部欧亚区域的粟特人，长安以东的幽州、营州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地带[39]。同样，集中于幽营两地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在在显示出“胡化”的面相。陈寅恪先生提出河北胡化现象及其因由，“盖自玄宗开元初，东突厥衰败后，其本部及别部诸胡族先后分别降附中国……于是河北之地，至开元晚世，约二十年间，诸胡族入居者日益众多，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为戎区”，“夫河北士族大抵本是地方豪强，以雄武为其势力基础，文化不过其一方面表现而已。今则忽遇塞外善骑射之胡族，土壤相错杂，利害相冲突，卒以力量不能抗敌之故，惟有舍弃乡邑，出走他地之一途。”[40]安史二人“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恢复军队部落制”[41]，安史乱后，“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42]，在河北，统治集团成员“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者，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34]，“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35]在陈寅恪之后的各种解说，大多未逾出其论述范畴，或在具体细节有所充实，或对后续影响有所揭示。章群认为就将方镇世袭或军中推立形成风气，“河北数镇之由蕃胡世为节度使，足为河北胡化提供具体的证据”[43]，荣新江认为安史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乱后，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向河北三镇转移，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44]。傅乐成认为，“因河北因胡化而培植成的武力，过于强大，唐室中央武力无法与之对抗，因此不得不采取放任政策。河北的胡化，不但直接影响唐帝国的分裂与衰亡……就是对唐朝以后数百年的政局，都不能说没有关系”[45]。河北地区特别是幽营地域多族共存、多种文化兼蓄的特点从文物考古和典籍与金石文献等各种历史材料中都鲜明地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幽营以东的辽东及朝鲜半岛地带的政治体，我们将能从细部补苴这一历史大势，欧亚文明交流的图景也就会更加清晰和完整。

三

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主要是4—7世纪)辽东与朝鲜半岛如何受到内陆欧亚文明影响，进而与整个丝路文明(西方文明)发生联系呢？以下几个路径彰显出地缘和交通道的重要影响。

其一，幽营区域的东西衔接作用。如果将地跨辽河流域东部、鸭绿江流域、大同江与清川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南部、汉江流域北部的高句丽的疆域(鼎盛时期)作为一个地理范围在欧亚大陆地图中标注出来，我们会发现，高句丽与内陆欧亚之间的交通道必须要跨越辽西走廊，其间一个重要节点是幽州，这就凸显出幽州地区与辽水流域(辽西和辽东)的衔接作用。在史料中，突厥等北族南下中原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幽州，更东部的突破口则是辽西的营州(柳城)，更西部的则是距离长安更迫近的云州(大同)等地。在突厥之前，高句丽也曾通过契丹地区前往草原上柔然的牙帐。中古时代高句丽与内陆欧亚的联系、百济与北族的政治联系，无疑与此陆上通道东西存在莫大关系。

其二，古夫余国区域的文化蓄积作用。无论是高句丽还是百济，这两个一北一南政治体的对向扩张，即百济北进、高句丽南进，在4世纪初(313年前后)终于使得西汉武帝以来在朝鲜半岛建置沿袭下来的政治文明的直接体现——乐浪郡等古郡县吞并，两国遂凿通中空而相遇。这也是被后来金富轼等史学家目为“三国”时代的真正开始，此时半岛东南端的新罗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句丽、百济虽然在军事与外交上的互竞称雄，但在文化系统上都与辽东北部地区的古夫余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汉魏时期的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46]卷30,841最早为东夷诸民族立传的《三国志》，在记述高句丽、挹娄、沃沮诸族时引人注意地以夫余为坐标来标明其各自的方位，类似于后来以辽东为坐标的撰写方式，这反映了中原的认知中夫余在辽东塞外的核心地位。特别是高句丽的始祖朱蒙、百济的始祖温祚皆出自夫余系统，就更加凸显出夫余的这种涵育东方政治文明的独特作用。《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开篇就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继而详述朱蒙出自夫余王室出奔至纥升骨城“号曰高句丽”，以及朱蒙子孙莫来“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的事迹[47]卷100，2213。同书《百济传》同样以“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开篇[47]卷100，2215。《周书》开始将百济的统治者来自夫余而民众为马韩人的特性揭示：“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48]卷49,886百济统治者身上带有更深刻的“夫余烙印”，一方面体现于姓氏即为扶余，另一方面体现在后期一度改国号为“南扶余”[49]，韩国学者因此而将这一现象称为百济的“夫余意识”[50]。在高句丽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对夫余故地的征服，对夫余政治文明的吸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朱蒙建国一方面固然有中原郡县统治带来的先进文明之影响，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可能是间接地从夫余受容的中原与北族文明。高句丽好太王碑文中体现高句丽与夫余政治关系的记事有两处：一是“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二是“(永乐)廿年庚戌，东夫馀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馀城，而馀城国……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51]通过人、地两方面对夫余政治体固有遗产的受容，无疑在高句丽大举南迁之前造就了其北族王国的面相。当然，更细致的研究认为东夫余、北夫余共存，前者是实际上是高句丽始祖朱蒙所出之地[52]。金毓黻亦曾指出“邹牟王新建之夫余，后既改称高句骊”，则高句丽政治文明统绪来自夫余则更为明白[53]。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古代北族政权除了本部之外还有不少别部附庸其下，夫余如此，高句丽更是如此，从这一角度来说，高句丽兼蓄北族文明与汉地文明，并不断发展自身文化的结果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其中，夫余作为前期文化“蓄积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靺鞨世界文明演进的推动作用(主要是7世纪末—10世纪初)。高句丽灭亡以后，一部分高句丽遗民——这些人既有所谓高句丽人，也有靺鞨人等，他们由辽东迁居幽营地区。在契丹人掀起的营州之乱中，本居于营州的高句丽人和靺鞨人东迁曲折建国，经受唐朝册封之后始称“渤海国”。但是他们在出使日本的时候，很可能冒用或习惯性地沿用“高丽国”的名号[54]，虽然他们自己完全清楚高句丽与渤海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政权，比如渤海创建者大祚荣之子大门艺对其身为国王的兄长大武艺就说：“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55]卷219,6180然而，渤海国的政治文明一方面作为靺鞨文明演进的突变，主要展现的是广泛分布于松花江流域具有渔猎文明特色的靺鞨文化向中原汉地农耕文明的靠拢；另一方面借由“高句丽化”的内隐性政治文明借鉴，也体现出凝聚靺鞨人、高句丽人、汉人等不同人群的渤海国在辽东族群政治体纵向序列中的应有地位。在这其中，我们格外注意到渤海国与后突厥、契丹、黑水靺鞨等北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举一个并不广为人所知的例子，2004—2008年在蒙古国境内发现了渤海类型的考古遗迹：在蒙古国布尔干、中央等省境内的契丹时期城址，通过考古发掘从位于图拉河中游的一些城址中发现了渤海类型的遗物，其类型的遗物以往多发现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边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遗址[56]。虽然，这属于一个契丹活动时期渤海人被动移转的例子，渤海文化的何时、如何传播到蒙古草原的问题理所当然地与契丹国政治军事政策有关，但是这恰好说明蓄积了二百年的渤海文化，不仅在形成过程中有来自东部欧亚文化的融入，就是在其政治体倾覆瓦解之后其鲜明的文化又复融入欧亚多元文明之内。

其四，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政治体扩张中对外多元外交和文化联系带来的内生性涵化作用，促使处在汉字文化圈强力辐射范围内的东北亚区域仍然持续吸收汉字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高句丽的扩张源自浑江与鸭绿江中游地域，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疆域拓展中，分别北向收纳夫余故地，西向进入辽东郡县地，南向夺取乐浪(平壤)旧地，东向威服东濊、沃沮，但是从其官方历史书写的巨型景观性碑刻——好太王碑，以及目前发现的两座相对小型的碑刻中原高句丽碑、集安高句丽碑本身以汉字汉文对内向臣民宣示，对外与新罗寐锦达成外交协议的做法来看，高句丽作为一个汉字文化圈政治体的影响目前还未得到应有的揭示。百济在向南北朝所进的上表文，以丝毫不亚于中原内地的公文汉字表达水平，特别是百济向北魏状告高句丽勾结柔然、南朝夹击北魏的描述，用典遣词、文风笔法都很精彩：“高丽不义，逆诈非一，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陵王略。昔唐尧至圣，致罚丹水；孟常称仁，不舍涂詈。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将贻后悔。”[47]卷100,2218百济国内对汉文坟典的热爱在朝鲜半岛各国中也具有代表性。同样，新罗王自真兴王以降，也以纯熟的汉文石碑镌刻君权神授的旨意，并向臣民和邻国宣示疆土界限，真兴王多座巡狩碑便是明证。新罗的巡狩碑一方面关乎空前的领域扩张，另一方面则彰显汉字文化对于新罗王权、国家权威的重要塑造作用。中外学界诸多的研究在梳理史料中诸多记事后，归纳了新罗(包括676年未统一大同江以南地区以前的前期新罗以及之后作为朝鲜半岛中南部政治一元化的后期新罗)在汉字文化圈中的远较高句丽、百济更为彻底的受容。虽然，我们仍需注意这些汉字文化圈成员在对汉字文化吸收时的变异和取舍，但毕竟整体上在东北亚广域范围内缔造了具有共通知识素养的士人群体[注]高明士将东亚区域内的士人用汉文交流、共享知识的现象称为“东亚古代士人的共通教养”，参阅氏著《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与统一新罗并峙的渤海国，“宪象中国”，典章制度、文化教育无不以唐朝为榜样，汉字文化得到进一步扩散，许多上层人士与内地士人频繁深入的诗文酬唱便是一个明证。7世纪以后隋唐巨型帝国倾举国之力，合胡汉大军，历七十余年的辽东之役，促成新罗统一政治体在半岛的空前独大，辽东北部则酝酿成为新的高句丽—靺鞨—汉多元族群凝聚的渤海国政治体，在幽州和契丹形势突变的新局面中，逐渐成长为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的区域性微型帝国，其扩张和涵化他族的能力和方式直接模仿了汉人及其政治文明。这里笔者要强调的并非各国通过汉字吸收中原文明，而是通过汉字也可以吸收其他文明，因为目前不少新的研究已经指出北朝隋唐政治文明、精神文化上胡汉融合的特点，特别是唐朝时期域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使得汉字文化作为载体的兼容力得以提升，东北亚诸国很难不受此影响。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这四个政治体本身虽然长期、频繁、密切地与中原政权交错互动，但毕竟在地理上远离汉唐帝国的政治核心区[注]在吸收融合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史念海的农牧交界区等概念的基础上，李鸿宾从战略角度格外强调政治核心区的理念。李鸿宾以唐朝为例阐述道：“唐朝北方边地的自然区划，最根本的依凭就是农牧分界线。……北方游牧和南方农耕分别依托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国家政权。就南部农耕王朝讲，这里是农耕核心区得以保障的重要条件。”参见《北方边地在唐朝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刘庆主编《孙子兵法论丛》1，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145页。最近在文章中多次使用“中原核心”这一提法，以与高昌、突厥、高句丽这些非核心区相对举，参见《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对此更为全局的阐述则是：“这一格局就是以活跃在中原农耕地区汉人群体为王朝依托的核心与活动在周边外围地带的各族群体为附属的内外二重结构而呈现出来的。唐朝建国后稳固本土内地的同时向周边开拓，它从东北和西北两翼伸展其军力并辅之以行政建置的举措，最终的目标则是控制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虽然在时间上进军西域腹地征服高昌国和挺向东北用兵高丽要晚于征服东突厥，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唐廷经营周边的整体战略。”参见《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载于《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在人群上成分复杂且不以汉人为主，文化上有其自身传统，经济生活与中原内地迥然不同(兼具游牧、畜牧、渔猎、游耕、农耕)[注]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一文将冀朝鼎和施坚雅的经济区划分作为代表性研究提出予以表彰，参见《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但遗憾的是，先贤学者对于作为全国经济区一部分的东北地区经济区划分及其研究仍尚显粗疏，这代表了中古史学界对于王朝化外的东北史地的不熟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政治传统上，诸政治体的延续其来有自，且赓续绵长。因此，在强调草原、中原文明的外来影响的同时，我们是否对于东北地区独特的文明类型多有忽视？从长时段视角来看，东北民族的发展实际上被割裂为几段，其整体性的文明突进及其背后蕴含的冲击能力似乎除了清朝史的研究外还鲜有清晰的认识。黄永年先生在关于河北藩镇与契丹、奚关系的文章中说：“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原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的威胁即所谓‘边患’，前期多来自北方、西方，后期则多来自东北方。其转折一般都认为开始于五代时契丹阿保机、德光父子的南侵。其实武则天时契丹李尽忠等的变乱早已见其端倪。如果不是唐朝统治者及时采取措施，建立河北藩镇，则五代北宋时那么严重的东北边患很有可能提前在中唐时就出现。”[57]这一问题仍有待更多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着重开拓。

由此，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主要是4—7世纪)以及统一新罗—渤海国时代(7世纪末—10世纪初)辽东与朝鲜半岛通过中原但不限于中原的途径接受到内陆欧亚文明影响，与整个丝路文明(西方文明)发生联系，同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样态并进而丰富了欧亚文明。

唐代长安以东的文明交流将“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到亚洲的最东端，使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交流得以贯通。辽东的高句丽及其邻近的百济、新罗、渤海、日本(本文未曾展开论及日本，但实际上通过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文物的比对，可以发现列岛作为欧亚世界的极东沉淀西来文物的强大能力，而通过这些文物携带的欧亚文明的“基因密码”，又可以绘制一幅微型的东西文化交融图景)为中心的视角，呈现中原文明、草原文明、西域文明在内的诸多文化要素向东传播的一个面相，同时他们也发展出不断变化的独特文明，既处在汉字文化圈的强大辐射力之下，又兼蓄多元文明，整体上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之东部延伸而屹立东方。这一认识对于从学术意义上加深对中外交流史的全面理解，从现实意义上推进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共赢，都富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