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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起源略考

2017-11-13杨军

东疆学刊 2017年4期
关键词:高句丽东明起源

[摘 要]

详考中朝相关记载的史源,可以证明,百济国王室或统治阶层源于夫余,其普通民众可能与真番存在一定联系,可能也杂有大量汉人。

[关键词]

百济;起源;夫余

[中图分类号] K31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7

)04005204

[收稿日期] 2017-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项目编号:16ZDA149。

[作者简介]

杨军,男,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北方民族史。(长春 133800)

中国史书对百济起源的记载颇多歧意,总体来说约有以下五种说法。其一,夫余说。如《魏书·百济传》曰:“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1](2217)《新唐书·百济传》曰:“百济,扶余别种也。”[2](6198)其二,马韩说。《梁书·百济传》曰:“百济者,其先东夷有三韩国,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弁韩、辰韩各十二国,马韩有五十四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百济即其一也。后渐强大,兼诸小国。”[3](804)《周书·百济传》曰:“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4](886)《旧唐书·百济传》曰:“百济国,本亦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故地”。[5](5328)皆为调和夫余说与马韩说。其三,高句丽说。《隋书·百济传》曰:“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6](1817)其四,索离国说。《北史·百济传》曰:“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7](3118)在承认马韩说的基础上提出新说。其五,辽东之东说。《宋书·百济传》曰:“百济国,本与高骊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8](2393)这种说法只是很模糊地指出一个地域,回避了百济的族源问题,故本文不拟讨论,以下只论前四说。

《隋书》及稍后的《北史》皆记载了百济起源神话,详细内容见下表。

《隋书》卷八一《百济传》 《北史》卷九四《百济传》 《梁书》卷五四《高句骊传》

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

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

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橐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后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

夫余、高句丽有着相似的起源神话,前者最早见于《论衡·吉验篇》的记载,后者最早见于石刻资料《好太王碑文》,以及后代的朝鲜史书《三国史记》。《隋书》称神话中的国王为“高丽王”,即高句丽王,显然出自高句丽神话,则故事的主人公东明应该就是高句丽始祖朱蒙。对照上表可以发现,《北史·百济传》前面抄自《梁书·高句骊传》,后面抄自《隋书·百济传》。《梁书·高句骊传》与《论衡》一样,称“北夷橐离”,而《北史·百济传》与《后汉书·夫余》相同,皆作“北夷索离”。另外,《梁书》没有“后徙于马阑,亦如之”一句,而《后汉书》作“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可见《北史》的作者还参考了《后汉书·夫余传》。应是《北史》的作者不知道夫余、高句丽起源神话相似,将两者混为一谈,发现《隋书》提到“高丽国”和“东明”,而无论《梁书》《后汉书》还是《论衡》,皆称东明出自索离国(橐离国)而不是《隋书》说的“高丽国”,故从《梁书》《后汉书》说,将百济始祖东明的出处修改为“索离”,因而对神话内容的记载也不从《隋书》,改抄《梁书》。但《隋书》最后一段话他处不见,故《北史》也仍旧抄录过来。可见《北史》称百济源于索离,实出于对前史的误抄误改,不足为据,索离国说不能成立。

提到仇台的中国史书还有《周书·百济传》:“有仇台者,始国于带方。”仅此一句,并未提及东明神话,由此推测,东明神话是后来才被与仇台立国的传说组合到一起的,上表中《隋书》的记载应分为两个自然段:

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

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

《隋书》的作者认定百济出自高句丽,因而将高句丽始祖朱蒙的起源神话抄录过来,然后才接着叙述百济的起源。也就是说,上引第一个自然段实为高句丽起源神话,与百济起源关系不大,属于《隋书》冗文,第二个自然段才是中国史书关于百济起源的说法。两个自然段存在不同的史源,因皆出现“东明”这个人物而被嫁接到一起。抛开高句丽起源神话不论,可以看出,关于百济的起源,中国史籍早存在一种东明之后仇台立国于带方的说法,此为《隋书》的记载之所本。此故事的核心内容有四:其一,百济开国于带方郡故地;其二,百济开国者名仇台,是“东明”之后,也就是中国史书为之立传的夫余的后裔;其三,汉辽东太守公孙度曾与仇台联姻;其四,“以百家济海”证明仇台曾率部迁徙,是后进入的带方故地。endprint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曰:

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彊,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9](842)

从与公孙度联姻来看,《三国志》的尉仇台应即《隋书》的仇台。《三国志》也提到“句丽呼相似为位”,而高句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也应称相似为“位”。此“位”显然并非汉语,而是对夫余语的汉字译写,本着译音无定字的原则,可以作“位”,当然也可以作“尉”,都是与“仇台”相似的意思。也就是说,存在不止一位名“仇台”的夫余王,反映的是夫余人的重名现象,与公孙度联姻的不是第一个。但这个仇台是夫余王,真正是“东明之后”。

将前述百济开国传说与《三国志》的记载相参照,可以发现,故事的梗概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以东明之后仇台为百济始祖的说法,恐怕是涉于《三国志》而误。但是,《三国志》的上述记载与百济本无任何关系,之所以会与百济开国的记载相牵混,证明在此之前一定存在另一个版本的百济建国记事,因某些关键内容与《三国志》的上述记载相似,导致后人将两者相混同、相嫁接。而上述《三国志》记事的关键词,可以说,一是公孙度,一是尉仇台,一是联姻。能与百济相联系的只能是尉仇台。因此,原本的记事应该不包括公孙度与百济联姻的内容。如果我们将《隋书》记载中有关公孙度与百济联姻的内容剔除,那么《隋书》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简化为:

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

《周书·百济传》曰:“有仇台者,始国于带方。”[4](886)应该是对此记载的一个简化版。这个记载才是《周书》《北史》《隋书》等中国史书记载的来源。此处的“东明”无疑是指夫余开国始祖,也就是说,此记事认为,百济开国者仇台出自中国史书为之立传的夫余。

綜上所述,《北史》《隋书》所载百济开国记事至少已经历两次改编。第一次,是因为原始记事中提到仇台,而将此记事与《三国志》所载夫余后王仇台的记事相嫁接,添入仇台与公孙度联姻的内容。第二次,是因为原始记事中提到东明,而附入东明神话的相关内容。经历此两次改编之后才最终成为《隋书》所记载的样子。如果剔除后加入的内容,那么,其原始记事是支持百济出自夫余说的。因此,百济起源于高句丽说恐怕证据也不充分。

从其“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的记载来看,这条原始记事所载百济起源,实际上讲的是百济王室的起源,或者说讲的是百济统治阶层的起源,而不是百济国族的起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温祚王》载:

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自北扶余逃难,至卒本扶余。扶余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余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次曰温祚。及朱蒙在北扶余所生子来为太子,沸流、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其世系与高句丽同出扶余,故以扶余为氏。[10](274~275)

此下金富轼自注中给出两种与正文不同的说法:

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

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扶余王解扶娄庶孙,母召西奴,卒本人延陁勃之女,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扶余,以前汉建昭二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西奴为妃,其于开基创业颇有内助,故朱蒙宠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己子。及朱蒙在扶余所生礼氏子孺留来,立之为太子,以至嗣位焉。于是,沸流谓弟温祚曰:“始大王避扶余之难,逃归至此,我母氏倾家财助成邦业,其勤劳多矣。及大王厌世,国家属于孺留,吾等徒在此,郁郁如疣赘。不如奉母氏南游卜地,别立国都。”遂与弟率党类渡浿、带二水,至弥邹忽以居之。《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初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未知孰是。[10](275)

与正文相参照,金富轼共保存有关百济起源的三种说法。其一,朱蒙娶卒本夫余王第二女,生温祚、沸流;其二,朱蒙娶越郡女,生温祚、沸流;其三,温祚、沸流生父为北夫余王庶孙优台,生母为卒本人延陁勃之女,朱蒙为温祚、沸流继父。从父系血缘论,前两种说法认为百济始祖是高句丽始祖朱蒙之子,第三种说法认为百济始祖是北夫余王庶孙优台之子。但高句丽《好太王碑》第一句“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 出自北夫余”,说明朱蒙的父系血缘也可以上溯到北夫余。可见,《三国史记》的三种说法虽然细节各有不同,但都是认为,百济始祖的血缘关系追根溯源可以上溯到北夫余,也就是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夫余。

日本史书《续日本纪·桓武纪》载:“百济远祖都慕王者,河伯之女感日精而所生”,[11](757)“都慕”显然指朱蒙,与朝鲜史书一样,认为百济源于高句丽。

前引《三国史记》的记事引用《北史》《隋书》,证明金富轼认为朝鲜史料中的“优台”即《北史》《隋书》中的“仇台”,试图将中朝史料对接。但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条记载,“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皁衣先人”,[9](843)可见优台实为高句丽官名,而《北史》《隋书》的仇台无疑是夫余人名,两者实不相通。

将还原后的中国方面的记事与前引《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相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实无相通之处。中国记事中的要素“东明之后仇台”、“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等,皆不见于《三国史记》的记载。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记载百济起源的两种不同史源。中国诸史来源相同,但屡经嫁接与修正;《三国史记》《续日本纪》与中国诸史史源不同。两种史源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涉及高句丽,而将百济溯源于夫余则是相同的,因为高句丽亦源于夫余。

《魏书·百济传》记载,北魏延兴二年百济王余庆给北魏的表文中提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1](2217)证明百济王室自认为出自夫余,王室以扶余或余为姓也是这种认同心理的反映。endprint

另外,上述记载皆是追溯百济王室或统治阶层的起源,而未涉及下层民众。《梁书·百济传》载:“马韩有五十四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百济即其一也。”[3](804)《南史·百济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认为百济国民众以三韩中的马韩为主。《北史·百济传》载:“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7](3118)《旧唐书·百济传》:“百济国,本亦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故地。”[5](5328)皆继承此说。但是,《梁书》的记载明显源自《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关于马韩的说法:“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9](850)以及《后汉书·东夷传·韩》亦载:“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伯济是其一国焉。”[12](2818)由是可以认为,《三国志》《后汉书》中提到的马韩“伯济国”即百济。但上引中国记事称百济国的得名是“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完全由汉字的意义出发解释百济一名的涵义,若是,则“百济”显然不能写为“伯济”。而《三国志》《后汉书》所载三韩国名皆不出于汉语,则“伯济”一名更可能是三韩语名称的汉字译写。“百济”“伯济”,一为汉语名称,一为三韩语名称,只不过发音偶然相同而已,二者不存在对应关系,更不能互换。说百济源于马韩恐不可靠。朝鲜史籍多称百济源于马韩,皆为受中国上述诸史误导的结果。

实际上,朝鲜文献中关于百济起源的最早记载见于《三国史记·崔致远传》所引新羅崔致远(857年-?)《上太师侍中状》载:“马韩则高丽,卞韩则百济。”[13](655)朝鲜朝李浚庆《东皋遗稿·录遗许太史(国)朝鲜风俗》载:“南曰全罗,其南抵大海,本卞韩之地,后为百济所有。”[14](350)金诚一《鹤峰集·朝鲜国沿革考异》称百济“即卞韩之地”,[15](132)皆受崔致远影响。但是,南九万《药泉集·答李祭访(世龟)》则说:“孤云(崔致远)、阳村(权近)、《胜览》诸说,皆欲以罗、丽、济三国分排于三韩,以此其说皆不通。”[16](531)可谓恰中肯綮,崔致远以下朝鲜诸家之说,皆欲将新罗、百济、高句丽与三韩相对应,故其说皆不可靠。

倒是早期中国记事称百济“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带方郡在今朝鲜黄海南道,为真番国故地,汉武帝于此设真番郡,其后并入乐浪郡,至公孙度时又自乐浪分出立带方郡。则百济国民似应与真番人存在一定的联系。

综上所述,关于百济国的起源,其王室或统治阶层源自北夫余,即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夫余,其普通民众或被统治阶层可能源自真番。称其立国于带方郡故地,证明也应杂有大量汉人。

参考文献:

[1]《百济传》,《魏书》(卷10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百济传》,《新唐书》(卷22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百济传》,《梁书》(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4]《百济传》,《周书》(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5]《百济传》,《旧唐书》(卷19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百济传》,《隋书》(卷81),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7]《百济传》,《北史》(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8]《百济传》,《宋书》(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9]《魏书·东夷传》,《三国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10][高丽]金富轼:《百济本纪·温祚王》,《三国史记》(卷23),杨军校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

[11][日]菅原道真:《桓武纪》,《续日本记》(卷40),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12]《东夷传》,《后汉书》(卷8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3][高丽]金富轼:《崔致远传》,《三国史记》(卷46),杨军校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

[14]李浚庆:《录遗许太史(国)朝鲜风俗》,《东皋遗稿》(卷5),《韩国文集丛刊》28,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15]金诚一:《朝鲜国沿革考异》,《鹤峰集》(卷6),《韩国文集丛刊》48,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16]南九万:《书·答李察访(世龟)》,《药泉集》(卷31),《韩国文集丛刊》13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责任编辑 全华民]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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