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振，肖海峰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一、引 言

发展农业产业组织是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与现代农业接轨的有效措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通过提高小农户组织化水平促进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养殖户是肉羊产业发展基础及产业组织主体，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及保障羊肉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肉羊产业作为规模化程度低、分散化程度高的农业产业，养殖户产业组织化程度仍较低（丁存振等，2018）。明晰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于产业组织模式优化及养殖户组织化程度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是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问题产生的前提及市场主体通过非市场安排提高协作程度的主要动因（Williamson，1991），也是产业组织形式重要影响因素。市场参与主体选择产业组织模式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考虑，即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产业组织模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Key等，2003）。学界分析不同类型交易成本对市场主体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将交易成本分为信息、谈判及执行成本，分析其对特定产业组织模式或交易模式选择的影响（屈小博等，2007；应瑞瑶等，2009；黄祖辉等，2008；宋金田等，2011）。但部分学者认为搜集信息、谈判和签约等涉及时间和精力，无法以货币衡量，老龄化、文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严重影响肉羊产业，难以准确衡量销售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此提出以比较方式评估交易成本（Verhaegen等，2001），此方法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等交易特性出发，比较分析其对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6省肉羊养殖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等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农业农村部肉羊产业监测预警团队2018年6～7月调研结果，采用分阶段抽样调查方法。根据全国肉羊优势区域规划、结合肉羊产业及产业组织发展情况选择6个肉羊主产省，分别为中东部农牧交错带优势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西北优势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西南优势区四川省，中原优势区山西省。各主产省随机选择2～4个肉羊产业优势县，共计15县（见表1）。获取375份肉羊养殖户问卷，有效问卷355份，问卷有效率为94.67%。调查问题包括养殖户家庭基本情况、养殖基本情况、产业组织模式参与及选择情况等。其中，产业组织模式参与及选择情况包括产业组织模式参与情况、养殖户对产业组织模式满意度、参与产业组织模式原因、获取产业组织模式服务情况等。

表1 调研地区

参与“市场+养殖户”和“企业+经纪人+养殖户”松散组织模式养殖户占比最高，达50.14%；参与“合作社+养殖户”模式次之，占比20.28%；再次为“企业+养殖户”模式，其中参与购销合同和养殖合同模式占比分别为14.65%和9.30%；“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和“协会+企业+合作社+养殖户”模式占比最少，分别为3.10%和2.54%（见表2）。样本养殖户组织化程度不高，半数以上处于松散组织模式。随着国家对合作社重视程度及地方政府扶持力度提高，各地合作社发展迅速，养殖户参与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约1/4养殖户参与合作社，但由于合作社规模较小、发展不成熟及缺乏协会、组织管理不规范等原因，参与“企业+合作社+养殖户”与“协会+企业+合作社+养殖户”模式数量较少，无法单独计量，且养殖户主要与合作社联结，与企业或协会合作更多体现为合作社带动能力提升，对于养殖户而言，该模式与“合作社+养殖户”模式无本质区别，因此二者归为一类。此外，借鉴李霖等（2017）方法将组织模式划分为“横向合作模式”“纵向购销合同模式”“纵向养殖合同模式”以及松散的完全市场交易组织模式（见表2）。

表2 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参与情况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

表3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交易特性三个维度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根据Williamson（1991）方法将养殖户资产专用性分为地理位置、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结合现有文献及肉羊产业实际，选取养殖户是否位于牧区、与周边最近肉羊交易市场距离2个变量衡量地理位置专用性。牧区农业产业发展以肉羊、肉牛等草食畜牧业为主，养殖户位于牧区，其产业发展方式较单一，其地理位置专用性更强，倾向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Verhaegen等，2001）；与周边最近肉羊交易市场距离可反映交通成本（屈小博等，2007；黄祖辉等，2008；宋金田等，2011），尤其是针对养殖区域分散状况，养殖户多处于边远山区，距离肉羊交易市场较远，运输成本较高，区位对肉羊产业具有一定专用性，养殖户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

养殖户为提高经营能力和养殖效率购买加工机械，但机械仅适用于肉羊养殖，用途有限，形成物质资产专用性（李孔岳，2009；冯晓龙等，2018）。草场是发展肉羊产业主要载体，用途受管制，“锁定”于草食畜牧业，相较其他生产要素不具可移动性，资产专用性更强，拥有草场面积越大，表明其专用性资产越多（Pascucci等，2010；陈江华等，2017；杨丹等，2017）。肉羊养殖圈舍资金投入较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罗必良等，2008）。因此，选取饲草加工机械、草场面积、养殖专业程度和圈舍价值4个变量衡量物质资产专用性。

人力资本专用性反映肉羊养殖能力（Jin等，2013），加大养殖户从事其他产业或行业成本与难度（罗必良等，2008；林文声等，2016），因此，养殖户为获取更高养殖收益降低养殖风险，更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选取兼业情况、肉羊养殖年限和肉羊养殖技术培训3个变量衡量人力资本专用性。养殖户兼业表明掌握非农工作技能，且可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学习肉羊养殖知识和经验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较低（陈江华等，2017）。养殖户接受技术培训，养殖技术及经验丰富（罗必良等，2008），逐渐形成较强人力资本专用性。肉羊养殖年限越长，“干中学”经验越丰富（冯晓龙等，2018）。务农劳动力呈弱质化趋势，缺乏非农就业机会（陈江华等，2017），其人力资本专用性强。

依据奈特不确定性理论，不确定性源于事物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可分为环境和生产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表现为市场价格波动，波动程度越大，市场不确定性越大，为获取准确市场信息，养殖户需付出较大信息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姚文，2011），市场交易风险和成本提高，为降低交易成本，养殖户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通过互惠关系及“溢价”增强双方交易依赖性和稳定性，以此稳定交易双方关系，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史冰清等，2012）。因此，本研究采用养殖户所在乡镇肉羊交易市场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之比衡量环境不确定性。养殖不确定性是指养殖过程中受自然灾害、疫病等外部环境影响造成肉羊损失不确定性。2014年以来，小反刍兽疫爆发加剧肉羊养殖疫病风险，个别地区发生布病、炭疽病、肠毒血症等疫病增加肉羊养殖风险，部分地区受雪灾、冻灾等影响肉羊死亡率尤其是羔羊死亡率较高。由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可提供更完善服务，降低养殖风险，养殖户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因此，本研究采用养殖户肉羊死亡数量占肉羊养殖规模比例衡量养殖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与交易成本正相关，即交易频率越高，交易成本越高（Martinez，2002）。随肉羊养殖出栏模式转变、育肥技术进步促使肉羊育肥周期不断缩短及养殖专业化程度提高，养殖户交易频率不断增加。随市场价格频繁波动，养殖户交易成本不断上升，由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下双方交易关系固定，且加入此模式支付一次交易成本即可，边际成本较小，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养殖收入，因此养殖户交易频率越高越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史冰清等，2012；Hao等，2018）。本研究选取年度内出售肉羊次数衡量交易频率。

由于不同地区肉羊产业组织发展水平和多样性存在差异，养殖户会面临产业组织模式不可得或组织数量有限约束，所在地区产业组织发展水平和发育状况影响其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史冰清等，2012）。养殖户对接对象主要为养殖专业合作社和企业，因此本研究选取有无可供合作的企业及可加入的合作社作为环境特征变量，用于反映产业组织发展状况对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现实约束性。除上述变量，选取年龄、文化程度、肉羊养殖方式、养殖规模、产业组织模式认知程度反映养殖户个体和养殖特征（孙致陆等，2013）。

（三）模型构建

产业组织模式属于多项选择问题，适合采用多元无序Logit模型，选择函数为：

其中，Z代表不同产业组织模式；T为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F为产业组织模式可得性；C为养殖户个体和养殖基本特征（个体特征、认知和养殖特征）。

多元无序Logit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Y代表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市场交易、横向合作、纵向购销合同及纵向养殖合同模式，分别赋值0,1,2,3；Xi代表影响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第i个因素（i=1,2，…，n）。建立累计Logit模型：

其中，Pj为选择产业组织模式Y=j（j=0,1,2,3）概率；α为截距项；β为影响因素回归系数；α和β为模型待估参数。某种特定情况（如Y=j）发生概率如下：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由表4可知，资产专用性对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方面，首先，养殖户是否位于牧区显著正向影响纵向购销合同和养殖合同模式选择，表明牧区养殖户倾向于选择纵向协作产业组织模式，原因是养殖户位于牧区，其产业发展方式较单一，地理位置专用性更强，且牧区屠宰加工企业较集中，养殖户直接与企业合作可一定程度提高肉羊销售价格。其次，养殖户是否拥有饲草料加工机械显著正向影响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拥有加工机械养殖户倾向于与企业合作；草场面积显著影响三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草场面积越大越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固定资产投资额显著正向影响纵向养殖合同模式选择，对其他两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无显著影响，一方面，养殖合同模式下，企业高价收购养殖户肉羊，为养殖户提供配种、防疫及贷款担保服务，投资较大的养殖户倾向于签订养殖合同，通过企业服务提高养殖收入；另一方面，企业要求较高，固定资产投资较高的养殖户标准化程度较高，更易满足企业要求，也越倾向于与企业合作。总体而言，草场面积及固定资产投资正向影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三者作为专用性物质资产，用途单一，作为沉没资产，养殖户拥有机械、草场面积越大、固定资产投资额越大，越易选择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史冰清等，2012）。最后，兼业情况显著负向影响三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主要是兼业导致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较低，对肉羊养殖依赖性低，非兼业养殖户对养殖业经营程度更高，更关注经营产出（郭庆海，2018），选择紧密产业组织模式概率更高。

表4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不确定性对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方面。肉羊市场价格波动显著正向影响纵向协作模式选择，对横向合作模式无显著影响。主要是由于养殖户与企业直接对接，可通过签订购销订单提前约定肉羊销售价格，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多数合作社未与企业对接，稳定价格作用不显著，市场不确定性越大，养殖户越倾向与企业合作。养殖死亡率显著正向影响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养殖合同模式选择，对纵向购销合同模式无显著影响，主要是由于合作社和养殖合同可为养殖户提供完善的服务，如疫病防疫、提供优质种羔等，可一定程度降低养殖不确定性，而购销合同模式下，企业仅收购养殖户肉羊，未提供其他服务，随养殖不确定性增强，养殖户倾向于选择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养殖合同模式。

交易频率在1%统计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三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随销售频率提高，养殖户倾向于选择紧密产业组织模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等交易特性显著影响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总体而言，随资产专用性增强、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提高，养殖户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

产业组织模式可得性方面，周边企业和合作社发展情况显著影响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有无可合作屠宰加工企业显著正向影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表明周边企业发展状况一定程度影响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参与状况。有无可加入的合作社显著影响横向合作模式选择。周边产业组织发展状况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具有现实约束性，与预期及实际情况相符，由于部分地区产业组织主体数量有限，一定程度制约产业组织发展。村干部、产业组织认知、养殖规模及养殖模式等个体及养殖特征均显著影响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四、结 论

本文基于6省肉羊养殖户调研数据，分析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参与现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交易特性、产业组织模式可得性及其他因素影响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结果表明，肉羊养殖户组织化程度较低，50.14%养殖户参与“市场+养殖户”和“企业+经纪人+养殖户”松散组织模式，参与“合作社+养殖户”模式占比20.28%，参与其他类型组织模式占比较低；交易特性及产业组织模式可得性显著影响产业组织模式，养殖户专用性资产越多、交易频率越高及不确定性越大，越倾向于加入紧密产业组织模式；产业组织模式可得性及产业组织带动主体发展状况影响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我国肉羊产业组织模式共存及产业组织模式差异可能原因，是养殖户专用性投资、交易频率及不确定性存在差异。养殖规模较小、专用性投资不足、以自繁自育为主、交易频率较低导致养殖户未参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专业育肥户由于专用性投资较多、交易频率较高，为降低不确定性倾向于参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此外，周边产业组织发展状况对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具有现实约束性，由于部分地区产业组织主体数量有限，导致养殖户参与意愿受现实约束，制约产业组织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首先，应多途径提升养殖户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通过机械购置补贴、棚圈建设补贴等提高养殖户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养殖户人力资本水平，鼓励羔羊繁育和育肥分工协作，通过分工实现规模化养殖，促进其参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进而推动产业组织化水平提升。其次，大力培育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一方面，按“扶优、扶大”原则扶持一批资金雄厚、带动能力强“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加大养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和扶持力度，鼓励、扶持合作社发展，破除养殖户参与产业组织模式现实约束，扩大养殖户与产业组织带动主体合作空间。最后，因地制宜推动肉羊产业组织模式发展。由于不同地区肉羊产业发展及产业组织主体数量存在差异，需结合各地区实际推动产业组织发展，如针对分散性强、养殖户规模小、专业化程度较低地区发展横向合作模式，针对肉羊养殖优势区域、养殖户规模化水平高、专业化程度高且龙头企业发展较好地区推动纵向协作模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