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翔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武汉 430074）

一、引 言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可知，2015年老年女性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52.2%，相比2000年提升1个百分点（全国老龄办，2016）。而我国老年女性人口半数以上均为农村女性，且劳动力外流、社会保险覆盖率低、养老和医疗服务水平低，导致该群体生活境况不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老年妇女问题研究课题组，20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指出，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并实现性别平等，赋权于女性（UNDP，2015）。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目的是让不同地区、年龄、性别的农村居民如期实现脱贫。世界发展报告诠释多维贫困内涵，即并非仅从收入维度衡量贫困，还应包括教育、住房、健康及公共产品获得等非收入维度（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2003）。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体现此理念。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留守老年与妇女的关爱服务体系。因此，研究农村老年女性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国外老年女性贫困研究集中两部分：一是老年女性贫困的现状陈述。Waite（2004）指出老年丧偶女性生活压力大，易陷入贫困。Glasgow（1993）、McNay（2005）指出贫困女性与男性在物质感知、身心健康方面差异较大，老年男女多维贫困特点各异，且老年女性情况更差。二是老年女性贫困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探讨经济收入问题。如OECD（2007）报告显示，低薪和工作不稳定导致女性养老保障水平偏低。

国内农村老年女性贫困研究可追溯至农村老年贫困研究。韩华为等（2017）基于河南与陕西两省216个村庄农户调研数据指出，居住方式、信贷支持、政府救助、健康冲击等为农村老年物质贫困重要影响因素。朱火云（2017）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与待遇水平均有提升，该制度有助于减缓农村老年收入贫困，但减贫力度较小，对缓解身心贫困无显著效果。于长永（2018）采用新疆农村老年数据研究指出，农村老年慢性病每增加一种，致贫率增加77.6%。此外，张雪梅等（2011）认为，中国贫困女性研究多始于21世纪，且集中于一般性贫困研究。王增文（2010）利用山东省某县实证数据，将农村老年女性贫困按持续时间分为暂时性和持续性贫困，并指出具体影响因素。上述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缺乏女性贫困问题专项研究，二是缺乏影响机制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利用多维贫困法，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基线数据，分析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整体状况和具体指标指数，并基于个体特征、家庭禀赋、社会保障方面分析其多维贫困影响因素，据此提出精准治理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的政策建议。

三、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现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基线数据①该项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及中国疾控中心合作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仅保留农村老年女性样本，剔除缺失值后将791个样本纳入回归模型。

（二）测量指标选取及变量说明

多维贫困维度选取方面，Alkire（2007）指出除收入或消费支出，还应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环境、就业、人身安全及赋权等。邹薇等（2011）认为在衡量多维贫困时，可从教育、收入、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入手。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农村老年女性特点，本研究从物质、健康、权利方面构建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维度体系（见表1）。

表1 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及剥夺临界值

②日常生活能力，简称ADL，是衡量老年人口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包含洗澡、穿衣等6项，其中任何1项无能力或需要帮助即能力受损。

1.物质生活

维度选取时未采用国家贫困线等客观标准衡量，一是考虑老年女性实际收入低于贫困线，但若有其他经济来源，未必真正陷入贫困；二是部分学者主张收入维度中采取收入与消费结合方式判断收入贫困状况，但农村老年女性贫穷多因所处环境所致（如雇佣和照料模式即工资、养老金和全额社会保障金是否充足），不宜完全使用此标准衡量（Choudhury等，1997）。因此，选取反映收入效用的自身评价收入感知及与物质生活相关指标，即生活燃料使用情况、饮水状况、房屋条件、住房环境。

2.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多维贫困，包括身心健康。因此，从身体、心理及自评健康方面选取测量指标。

3.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指标选取基于三方面：一是家庭话语权是反映农村老年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表现。二是关注个体能动性与保障家庭话语权，是为提升农村老年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意愿。三是为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强调增强贫困群体内生动力，而自主能力与家庭事务参与能力可增强女性脱贫内生动力。因此，选取个体赋权与家庭赋权作为测量指标。

指标选取数量k为10，当k＞3时，农村老年女性陷入多维贫困。根据贫困层次不同，将k=5为轻度贫困，k=6为中度贫困，k=7为深度贫困。但当k＞7时，部分样本出现缺失值。因此，选取k=5、6、7时多维贫困状况的分布与具体指数见表2、3。

（三）描述性统计

整理CLHLS2014数据资料，在指标等权重情形下，分别按照k=5、6、7临界线计算AF多维贫困指数（M0），并分析说明农村老年女性贫困状况、分解后指标指数。

1.整体状况

由表2可知，在指标等权重情况下，多维指数差异较大。首先，轻中深度贫困中，物质生活水平多维贫困指数最高。其次，深度贫困中健康状况多维贫困指数上升，说明健康因素影响农村老年女性陷入深度贫困。最后，随贫困程度深入，权利保障多维贫困指数不断下降。综上说明缓解收入贫困仅是基础，对陷入深度贫困的老年女性应更关注健康及生活水平状况。

表2 农村老年女性在不同维度多维贫困指数

2.分解后的指标指数

由表3可知，轻度贫困中多维贫困指数前三位分别为家庭赋权、生活燃料、个体赋权；中度贫困中前三位分别为家庭赋权（=生活燃料指数）、个体赋权、孤独感；深度贫困中前三位分别为生活燃料（=房屋条件、住房环境指数）、收入状况、家庭赋权。分解后的指标指数显示，物质生活条件对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无决定性作用，从轻中度贫困指数看，老年女性贫困不仅存在收入贫困和“两不愁、三保障”贫困，还有权利贫困，且占比较大。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除满足受助群体基本生活需要，还应提升其家庭地位。

表3 农村老年女性在不同指标中的多维贫困指数

四、致贫因素回归分析

致贫因素回归分析变量选取如下。一是个人自然特征，选取年龄、受教育年限及婚姻、民族状况。二是家庭禀赋，选取家庭收入、子女数量、居住安排、精神慰藉。三是社会保障，选取养老金、基本医疗服务及医疗支出情况。根据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指数k=5、6、7时是否陷入多维贫困而形成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OR值见表4。

（一）个人自然特征

由模型7可知，年龄影响贫困产生，即随着年龄增长，女性越易陷入多维贫困。由模型1、2、3可知，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缓解轻度贫困。一是教育正向影响女性生活状况认知和话语权建构，二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获得收入能力越强。由模型5、6及模型8、9可知，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女性贫困程度。即有配偶女性较丧偶女性更易摆脱中深度多维贫困。说明丧偶女性生活压力大，缺乏情感慰藉，易陷入多维贫困状况。在中度贫困模型中，少数民族女性较汉族女性更易陷入多维贫困。因此，精准扶贫实施中应多关注少数民族农村老年女性脱贫需求。

（二）家庭禀赋

在三种程度多维贫困中，家庭收入显著正向影响缓解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缓解中深度多维贫困。可能是老人收入转赠子女，亦可能是子女对赡养老人存在争议。此外，同家人居住老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此点与以往认知相悖，但并不表示家庭对农村老年女性不重要，若解决上述问题，家庭依然是老年女性重要生存场所，也是实现精准治理关键。同时，由模型8可知，子女的精神慰藉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积极意义。

（三）社会保障

养老金缓解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可能养老金数额仅可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由模型6可知，医疗支出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即医疗支出越高，老年女性越易陷入多维贫困，且随医疗支出增多老年女性多维贫困程度加深。社区医疗服务缓解农村老年女性轻中深度贫困作用显著，说明社区医疗服务有助于其健康管理。

表4 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致因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从整体看，物质生活维度在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中指数最高；从分解指标贡献度看，家庭赋权缓解多维贫困作用显著。从具体影响因素看，随着贫困程度加深，家庭禀赋、社会保障因素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

（二）建议

1.物质贫困

为预防和应对农村老年女性物质贫困，应提升老年女性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可建立农村女性固定时期养老保险缴费减免机制，并完善该群体高龄津贴制度。农村老年女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物质贫困居于基础性地位。因此，以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给付水平为契机，预防农村老年女性陷入多维贫困，防止农村女性因生育导致收入来源匮乏进而影响养老保险缴费。欧盟国家以养老金5年期限减免机制缓解女性因生育而产生职业中断的影响（Freitas等，2011），其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可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推广至全国。目前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结合的养老物质保障制度是高龄津贴，但其领取存在年龄限制与区域差异，不利于不同地区和年龄农村老年女性获取普惠性物质福利。因此，应降低各省农村老年女性高龄津贴领取年龄，逐步缩小地区间农村老年女性高龄津贴差异。

2.健康贫困

为预防和应对农村老年女性健康贫困，应着力家庭照料与基本医疗服务可获性，缩小健康贫困性别差异。其一，增加赡养老人者生活补贴。表4回归结果表明，家庭对缓解农村老年女性贫困具有重要作用。为促进该群体脱贫，可适当补贴赡养老人者。如南京市规定若子女赡养照顾政策规定的“五类老人”，每月可领取政府“补助工资”（人民网，2014）。其二，应增强农村老年女性基本医疗服务可获性。回归结果表明，医疗费用、社区医疗服务可及性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女性陷入多维贫困。政府应定期派遣医疗队对农村老年人开展身体、精神健康检查，同时普及健康知识，并进一步完善农村诊所、乡镇医院规范化建设，扩大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覆盖率。如日本《老人福利法》《健康增进法》将农村老年人尤其老年女性获取便利性基本医疗服务纳入其中（赵林等，2014）。此举不仅有利于女性多维贫困精准治理，也有助于加快我国贫困治理的制度化与法制化进程。

3.权利贫困

为预防和应对农村老年女性权利贫困，应建构农村老年女性个体及家庭话语权，进而实现权利保障性别平等。根据农村老年女性多维贫困指数分解可知，个体权利及家庭话语权缺失是导致该群体陷入多维贫困重要影响因素。从既有研究看，鲜有研究提出从权利建构方面缓解老年女性贫困，这既与老年贫困概念的认知有待拓展相关，也与农村老年女性在家中弱势地位有关。基于此，应从两方面促进该群体话语权建构，一方面子女应多聆听老年人心声，尊重其主观意愿，并通过制度化加以确立，通过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多种形式予以巩固。如新加坡制定并实施《赡养父母法》，为鼓励家庭成员赡养老人，对同父母居住公民予以购房价格优惠（余桔云，2017），实践效果良好，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政府可推荐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农村老年女性生活，以促进其赋权增能。2014年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明确指出，要帮助社会救助对象融入社会、提升能力、疏导心理等，包括建构农村弱势老年女性群体基本权利及提升能力，但仍需地方政府相应配套措施加以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