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

旺 火

疾风如马，生长在遥远的群山之巅。

如果在往常，它们可以卷走石头，可以拔掉小树，可以撞破门栓，可以咬断窗棂，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手里的粗瓷大碗夺过来，狠狠摔碎在青石的水槽边。

然而现在，一万群风马掠過，也扬不起半点烟尘。

那些如胭脂般略泛红色的冻土牢牢覆盖着大地，只是它们已经不再葆有暖风和煦时的柔软弹性。即便是挥动锋利的铁锹，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排浅浅的白色啄痕，北风一吹，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的根，就扎在这冻土深处。

清晨，白色的淡雾还没有退潮，村庄的呼吸细碎悠长，睡意沉沉。奶奶已经挽起头发，裹上黑色的棉袄，用爬满红锈的铁杖捅开泥封的灶火。炉膛内的灰尘被火光吹动，扑向她瘦削的脸颊。她一面扇动手掌，驱赶炉灰，一面弯腰铲了些炭块填在里面，然后把油亮笨重的黑铁茶壶坐到火上。燃烧了一夜的炉渣被小心地从炉子的下部清理出来，炉子醒了，火焰升起来，舔舐着茶壶。

茶壶里的水开始翻滚的时候，爷爷已经穿衣起身。灶火上放着白底红花的搪瓷洗脸盆，盆里有奶奶倒好的浅浅的热水。他只能撩起热水擦把脸，肥皂是绝对不能用的，否则后起的人——三叔、三婶、四叔、我，就没法用这点水了。在这里，水要比高原外面的地方宝贵得多。高原外面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那时的我一无所知。我感兴趣的是树上的鸟窝，石头下的蜈蚣，哑巴家的老牛。我对高原外的粗浅认知，是父亲在那里当兵。父亲长得什么样子，细想起来实在太费心思，不如再睡会儿。爷爷洗完脸，担起炉渣，推门出去。彼时，奶奶正在沙沙地扫着院子。爷爷经过她身边的时候，仿佛根本没有看见她，径直去村外沟边倒灰去了。

我在饥饿难耐中把手伸向枕边的瓷碗，那里面只剩了两片干硬的玉米面馍馍。我不情愿地翻了一会儿，直到外面的寒气跃跃欲试，打算顺着我不着一丝的胳膊钻进被窝，我才打定主意把那两片玉米馍馍掖进被窝，大嚼起来。爷爷奶奶心疼我年幼，害怕我半夜饿醒，总是睡觉前在我枕头边放个大碗，里头放几块馍馍饼子之类的，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枕边总会传来我嚓嚓的咀嚼声。

那时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惊人，几乎任何能入口的东西，都逃不脱我的魔掌。以至于长久以来，我担心自己肚子里养了条饿狼，永远喂不饱。母亲形容我吃饭的做派，是个标准的“讨吃鬼”。我丝毫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被送到乡下爷爷家以后，更是练就了一身混吃的好功夫。村里人家养鸡，大多是攒了鸡蛋用来换油盐钱的，唯独我家不是。这固然是因为我父亲能常常往家寄钱，更是因为老人们疼我。我是不领情的，蛮横霸道地把架子上的鸡轰走，伸手就往里摸。摸到的鸡蛋大都是温的，有时还会粘些鸡毛鸡粪在上面，我就手磕开，直接把那甜腥的液体倒进嘴里，舔舔嘴唇，依然回味无穷。

嚓嚓的咀嚼声总会伴随着落下的食物碎屑，当这些碎屑落满床铺，扎得人无法安睡，我才会在小米稀饭粘稠的香味里姗姗起床。

三叔和村里的年轻人们上山去了，晚饭之前，他们需要带着成堆的木柴回来。我们这里本是不需要木柴的，家家院里都有用不完的煤堆炭块。只是眼前已到年根，村里不时会响起的鞭炮声，一年一度的“旺火”却是少不了木柴的。

傍晚时分，三叔他们拖着两棵小柏树，走进了院子。饭是已经提前做好的，他们吃过饭， 吸了一会儿烟，马上动手。用木柴搭架子，炭块如方砖一样层层码好，砌起碉堡一样的小楼。等到吉时，引燃鞭炮，点起旺火。

那年的旺火搭得比我家屋顶还高，第二天醒来，我透过纸糊的窗子，隐约看见红光闪动，那堆火还在哔哔剥剥地烧着。

我又长了一岁。

豆 角

古诗云，“豆粥能驱晚瘴寒。”

这个豆粥大约是南方的豆粥吧，凉水注入砂锅，加热到微冒水汽，依次添入红豆、绿豆、江米、莲子、花生、蜜枣等等，大火煮开，文火慢熬，直至口味香甜软糯，色泽艳丽浓稠。然后用粉彩的小碗盛了，丢进去一只白色的调羹，便可上桌。这样的粥饱含着江南的烟雨风华，无论是制作过程，还是享用时分，都氤氲着细腻独特的水乡情感。而在我的记忆里，在风马奔腾的高原，在爷爷家，却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豆粥。

熬粥的器皿自然是笨重黑铁大锅，要煮够全家人的份量，这样的炊具再合适不过。豆角去筋切段备用，待到锅中水滚，加入小米、黑豆、核桃，熬一袋烟功夫，再将豆角放入其中，用缺了角的黑铁马勺搅动一番，加盐，煮至浓稠，马勺插入能立而不倒，起锅，用粗瓷大碗盛上，便是一顿耐饥抗饿的早餐。这样的粥亦菜亦饭，从营养学来看，碳水化合物、氨基酸、植物蛋白什么的全有了，只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那时的我在味觉上的追求并不奢侈，能吃饱并且随时嘴里有东西咀嚼，那才是梦想所在。即便如此，这样的早餐依然能给我无比踏实的感觉。同样的，它是以土地为生的庄稼人最重要的食物。在村庄每家的食谱里，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豆角耐旱，容易打理，产量可观，几乎家家都会在地垄子里种几行，有了这个，就不必在蔬菜上多费心思了。

豆角是有藤蔓的，无论枝叶爬得多高，那些丝丝缕缕总会牵扯着它的情绪。

就像人一样。吃饱了，玩疯了，总会静下来。

我想家了。

如果我是一根豆角，母亲就是藤蔓，家就是根。离得越远，就越想落下。

我时常问爷爷，“我妈什么时候来接我？”爷爷不语，奶奶笑呵呵的在我手心里放一捧喷香的炒豆子，说，“快了。”

我热切地盼望回去。有一天，我正在小哑巴的牲口棚子前看人铡草，有人路过对我说，你家里来人了，是不是要把你带走？

我立刻像旋风一样刮回家里，却被告知来人已走。

是妈妈怕你吃不好，托人捎了两袋肉丸来，奶奶说。然后她把黑色的砂锅加满水架到火上，撒把盐，切把葱，丢两个肉丸进去。只炖了一小会儿，屋子里便充满了香气。

肉丸很好吃，但我更想母亲。

天很热了，地里的农活多了起来。爷爷奶奶在前面摘豆角，我挎着篮子在后面跟着。望着满眼的青绿，我突然说了一句，爷爷家的豆角真好，过些日子我要是回家，给我带点吧，让我妈尝尝。

听了这话，爷爷奶奶对视了一下，停下了手里的活儿。

奶奶捶捶腰，说道：“我娃儿大了。”

油 灯

很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奶奶那句“我娃大了”里包含的丰富情感。那一次，他们俩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辗转两百公里来到这个高原外面的城市。

彼时，我已经参加工作。爷爷来看病，食道癌。

起初的日子很慌乱，父亲请假、联系熟人、安排去几家医院检查；母亲每天买很多菜，还有不同的点心，安排两位老人的饮食。然而不同医院的诊断结果还是一样的，父亲变得很沉闷，倒是爷爷豁达得多。他十六七岁参军离家，打鬼子，打老蒋，走南闯北，直到胸部中枪，伤愈后即回家种田，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生老病死的事情，似乎看得很淡了。

父母要上班，哥哥远在武汉读军校，奶奶是行动不便的小脚老太太，每次陪同放疗，就成了我的事情。杂志那时是双月刊，弹性工作制，相对比较自由，我把工作尽量在上午做完，下午就可以陪爷爷。医院离家有一站路，虽然很近，但我担心他体力不支，问他是否坐公交，他总是笑着摇头说不用。于是我们两个总是走路前往，我很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想来想去找不到话题。而且我现在一口普通话，儿时的乡音已经打磨得丝毫全无，跟爷爷交流起来，似乎隔着宽阔且陌生的河流，完全没有亲近感了。

有一次，我陪爷爷去放疗的路上，接到朋友的电话，约我下午去踢球，顺便晚上喝一杯。医院的气氛总是沉闷的，尤其是在放疗室那样的地方，常常会传来病人绝望的呻吟。即便是拿本书，我也讀不进去几页。闷了这么久，我当然也很想去透透气，能和朋友们喝点酒，释放一下，肯定会好很多。于是进了医院后我就问爷爷，问他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笑着摆摆手示意我离开，如同当年他送我离开老家一样。

傍晚，我刚坐到酒桌边，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责备我不该把爷爷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天下班特别早，赶到医院后，爷爷刚做完放疗，正坐在候诊大厅里休息。我可以想象他远离了自己的土地，在陌生的城市，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里，身边却没有自己的亲人时的孤独与无助。

那天晚上，我是在歉疚中度过的。疗程结束以后，爷爷就执意要回家，我们怎么劝都没用。

翻过年头，尚未出正月，天很冷，老家传过来消息，爷爷不在了。

爷爷一辈子刚强，临走那天也不例外。奶奶说那天早上爷爷照样早起挑着担子到村头沟边倒炉灰，就像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一样。她还补充说，爷爷虽然吃饭吞咽并不怎么利索，但是回家后并没闲过。

爷爷下葬那几天，奶奶总是握一条手绢。她已经是八十上下的人了，身体变得干枯瘦小，储存不了多少眼泪，可是每当看见有人来给爷爷送行，都忍不住眼眶红润。姑姑们和我的几个堂姐妹，生怕她有什么闪失，饮食起居都陪着她，甚至连上厕所都不例外。很难想象，奶奶憔悴成今天这个样子。当年爷爷要参军离家，她便在村子里参加了妇救会，纳布鞋、送军粮，也是泼辣要强的人物。我在家那两年，她身子还硬朗，里外家务一应操持，倒是爷爷很少费心。

打淮海战役那一年，我爷爷和其他六个同县伤兵一块儿回乡，第二年有了我父亲，至此才过上普通庄户人家的平常日子。到爷爷下葬时，那些共过生死的同袍已经故去四人。剩下的两人，一个家境尚好，另一个则终身未娶，亦无子嗣，只能靠微薄的老兵津贴过日子。即便如此，仅存的两名风烛残年的老兵，还是相携前来送爷爷一程。他们来的时候，奶奶让姑姑扶着，颤巍巍地从床上下来，出院门相迎。话未出口，已是老泪纵横。

我是以长孙的身份回去的，那时哥哥仍在念军校，不便请假。父亲已将近六十岁，虽然身体尚好，但也需人照应。父亲说，他参军时，爷爷是持反对态度的。在爷爷的眼里，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他们那辈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实在不愿意自己的骨肉再去摸阎王爷的鼻子。对越自卫反击战那些年，父亲也确实差点上战场，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煤油灯。村庄没有通电的日子，那是唯一的照明工具。油灯通常用墨水瓶加条粗棉灯芯改造而成，煤油凭票供给，非常珍贵，只是晚上做针线或是起夜时亮一亮。虽然微弱，但那是乡村黑夜里最耀眼的光芒。我上学时，爷爷还到处找墨水瓶，想要给我做一盏新油灯。

九十岁时，奶奶也等到了油尽灯枯的一刻。我还是以长孙的身份回去，看着父亲和叔叔们把她葬在爷爷的身边。

关于油灯的记忆，终于还是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