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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

2019-04-29闫咚婉

北方文学 2019年11期

闫咚婉

摘要:苦难的身体叙事是沉浸在中国人骨血中的身体传统,在身体自由与思想自由二者的嫁接过程中,蕴化在生活中的苦难逐渐实现了身体的激情展演。使得苦难的身体意识逐渐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命认知,尤其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了一种以身体激情为载体的阅读体验。余华的作品中充斥着“苦难”与“身体”两种叙事维度,将中国人群体式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群体式;苦难叙事;身体激情

苦难的身体叙事是中国人在特定年代、特定地域中的群体式生存体验。回溯中国悠长的历史岁月,无论是三座大山给予人民沉重的社会集体苦难,还是家庭重压、生活重担给予个体的私语苦难,亦或是思想沉闷、精神禁锢带来的个人心灵苦难……这些都成为中国人苦难的身体记忆。而这些记忆依靠身体叙事呈现在文学文本中,成为了一种记录时代、记录生活相的文化符号,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性认知。正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等作品中,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描写,在利用苦难叙事展演身体激情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那种挣扎的生存绝望与希望。那些在压迫与冲突、灭亡与希望中来回扭曲的可怜的人们却从不妥协,余华用缓缓的人物悲剧式的语调展现出中国人逐渐走向光明的黑暗前夜的希望。

苦难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本质,是始于人类身体而归于人类身体的原质性话语。承受苦难是身体的必然选择,在与苦难的抗争中去完成人类的伟大使命——生存。余华的作品中,身体与生存始终是其关注的重要话题。基于中国社会的真实镜像,余华并没有以思想的困顿作为其作品的切入点,但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人的思想。余华只是将思想的载体——身体,作为其关注的重心,集中全力去关注人的身体的困顿,身体的饥饿、生存的延续是余华关注人类苦难最渺小却也是最宏大的视角。他以冷峻的目光,炽热的笔调描摹尽了世间百态。

一、“暖而不幸”的小人物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有温度的血液作为身体的代名词被贱卖,象征着生命的鄙陋和生存的无情,却也温情脉脉地用血液传达出一个小人物对家庭的责任和爱。许三观以出卖血液,出卖身体作为养家糊口的生计方式,在家庭每次遭遇困顿的时候,他的血液就成为了可以救自己命和家人命的“致富手段”。许三观用自己的血液作为交换,将生命延续给儿子,将温情传递给妻子,将世情移交给生产队长。人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1]许三观的十二次卖血中,有四次是为了解决温饱与购买食物问题,那些流淌的血液仅仅转化为了可以填饱家人肚子的“好饭菜”。身体本来不是目的,但身体一旦与中国市场自由力量所造成的混乱意识相结合。立即变成了身体对欲望和利益的选择。[2]身体被作为一种资源,成为了现实中可以实现一切的资本。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并不是为着什么旁的利益出卖身体,许三观的苦难中也似乎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身体激情存在。他是温情的小人物,为了安抚血液流淌的烦躁,为了挽救并非亲生儿子的性命,为了报答林芬芳……小说所反映的是建国后的“十七年”等特殊时期,余华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波澜,来掀开那个年代社会的弊病与不幸,荒唐与冷漠。为着人民、为着社會迎来新的时代而高歌猛进。如果说许三观的忧虑——假若他老了,以后不能再卖血了,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是一个出于现实主义的大拷问,那么国家将是做出回答的发言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身体是人民的根本,源自身体的苦难是底层小人物的不幸,余华用温暖的血液折射出现实的冰冷无情,用民众的身体无声地反抗时代的悲哀。

二、“苦而不弃”的活着轮回

《活着》中的身体苦难是一个难以停歇的生命轮回,《活着》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在尽全力地“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为别的。“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但是连最基本的“在一起”都难以实现的苦难生活,却因为福贵的坚韧而体现出了“活着”的意义。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一个大家庭一个个生命的轮回,都在为着“活着”而活着,奔着基本的生存底线而活着,但却挣扎在苦难中,以苦难收尾,将希望留在了福贵的心中。福贵与家珍结合,延续了凤霞与有庆的生命,福贵从一个地主少爷变成了长工,家珍从一个千金小姐变成了村妇最后衰败了身体凄惨死去;凤霞从一个健康的人因为发烧变成了聋哑人,女婿二喜天生偏头,两个连最基本的健康体魄也不曾拥有的人结合,试图憧憬着美好生活,但凤霞却因孕育苦根的生命难产而死,二喜也在工地上干活被砸死,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权利;有庆为了献血被要了命,苦根因为饥饿贫穷吃豆子撑死……这祖祖辈辈的人在轮回中用身体抗争也为身体牺牲。一个家庭,三代人,在身体的饥饿、身体的残缺、身体的病痛、身体的丧失中一步步轮回,如同一个转盘,不停地转啊转啊,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苦难的宿命。最后福贵活了下来,与那头老牛相依为命,老牛成为了逝去家人的化身。作为主人公的福贵,似乎也是一个“冷艳旁观”者。他对凤霞的因病聋哑、有庆的献血去世、苦根的吃豆子撑死……并没有太多地抱怨世道的不公,而是麻木地认命。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心存希望地继续活着,这就是生活在底层社会民众隐忍的处世哲学。也许“福贵们”对身体真正觉醒的那一刻,就是更大的希望来临时。

三、“俗而不凡”的苦难激情

在《兄弟》中,作者以近乎荒诞戏谑的笔调刻画出了“第一浑人”——“李光头”这一形象,“李光头”从臭气汹天的厕所偷看了林红的屁股,因此成为了全城人唾骂的焦点。但却凭借出卖林红屁股的谈资,实现了在那个饥饿年代吃到一碗碗阳春面、甚至三鲜面的“红光满面”的伟大生存计划。在社会的底层、道德的底线之中,“李光头”为了实现胃口的饱满而成为了卑微低俗的人物。但是他满足身体基本欲望(食物)的动机却是因为身体的高级欲望(性欲)得不到满足。这正是余华的高明之处,在那个年代,人的本能的正常的欲望受到压抑,以身体的冒险去粪坑偷窥女性成了很多人近乎变态的选择。为了满足性欲“李光头”以身试法却“不幸”被抓,但是在小城一群道貌岸然的人手中“李光头”却又一次满足了他身体的另一欲望——食物。这一围绕身体欲望而形成的“怪圈”成为了“李光头”少年成名的资本,奠定了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时代的基调。而那个老实的兄弟宋刚,尽管也深陷“身体的怪圈”,却没有得到任何身体的回馈与满足。宋刚继承了父亲宋凡平的品质,坚守着自己心中正义的底线,四处去干体力活,用身体卖命挣钱却得了严重的肺病。在放下身段去外地卖丰胸药时不惜损毁身体去隆胸成为“怪物”……这一连串对身体的折磨,无疑是生活苦难加注于他的结果。余华笔下的怪诞、荒谬、离奇尽情地展现在兄弟二人的命运中。虽然两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激情,但宋刚和“李光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刚的身体激情在于使自己爱的人林红拥有更好的生活,而“李光头”的激情在于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动力仅仅是来源于满足自己与林红的性欲情感。但“李光头”卑琐之处也有善良,色情之外也有亲情。他对兄弟宋饱含真情,但不可避免的是一场悲剧的兄弟情。宋刚的归来,为了成全“李光头”和林红而卧轨自杀,似乎用身体的逝去满足了一个苦难叙事“圆满的结局”,和父亲宋凡平一样在不该死去的时候死去……

在反映中国群体式的苦难记忆时,余华从未忘记悲悯众生,人性之恶与人世之厄从来不会独行,他是在“以生据死、以死求生”的生存悖论中寻找生命的本真和生命的本源力量。[3]苦难与激情并存,生存与希望同在。

参考文献:

[1]田兆山.论鲁迅小说中“饥饿意识”的历史渊源及现实意义[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05).

[2]徐肖楠,施军.中国式身体叙事[J].文学自由谈,2008(01).

[3]张琰.以生拒死、以死求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生存哲学[J].东疆学刊,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