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韬

摘要：精神分析美学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创，着重于关注文艺作品中体现的性本能与幻梦等因素，自20世纪以来对各国文学带来了极大的轰动。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之后，精神分析美学思想亦进一步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文坛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中精神分析美学的踪迹，并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两个方面浅作举隅。

关键词：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美学

一、精神分析美学简介

精神分析美学（Psychoanalytical aesthetics）由弗洛伊德所创，乃20 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文化哲学思潮之一。它提倡关注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性本能，热衷于探索无意识、幻梦在文艺创造与文艺接受方面留下的痕迹。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林说过，“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影响之重大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用编年史方式将精神分析运动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完整历史加以论列，那将一定是件涉及面极广的工作。著名作家几乎无人不直接间接地受到其观点的影响。”[1]正如特里林所认为的那样，精神分析美学对各国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神分析美学在理论上更趋完善和成熟。

二、精神分析美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精神分析美学被引入中国乃为循序渐进之过程，与变革时期的思想解放风潮相适应。如果说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主题，是胡适所说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2]，那么自诞生初期便和禁欲主义划清界限的精神分析美学也是“活的美学”、“人的美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型时期，精神分析美学的引入遂应运而生。

具体来说，精神分析美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可分为两种途径：

其一为美学类著作的译介，此为直接途径。如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派别》，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此书不惜笔墨地介绍了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精神分析派学者的美学观点。又如高觉敷所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1930年）、《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6年），直观明了地将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引向学界及大众。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美学著作《苦闷的象征》几乎同时由鲁迅和丰子恺分别翻译出版。其中由鲁迅翻译的译本于1924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由丰子恺译介的译本则先是于1924年在《上海时报》连载，次年3月被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外，章士钊、董秋斯等译者的有关译作也促进了精神分析美学在现代中国的接受。

其二為相关文学作品如“意识流”文学的引入，此为间接途径。“意识流”文学大胆展现人的无意识和非理性思想世界，与精神分析美学颇有渊源。我们回溯历史，便可发现“意识流”代表作家乔伊斯及其代表作《尤利西斯》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也是有迹可循的。早在1922年《尤利西斯》刚出版之时，茅盾就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了“乔安司”（乔伊斯）及其作品“Ulysses”（《尤利西斯》）[3]此后，周立波、傅东华、赵景深等名家也曾翻译或评论过乔伊斯的作品。除了乔伊斯之外，普鲁斯特的作品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传入现代中国：1933年7月，《大公报》“文艺副刊”刊载了曾觉之的普鲁斯特评传，高度称赞了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认为普鲁斯特“有一种崭新的心理学，一种从前的文学没有的心理学”、“发现了从前所不认识的人，这是近代的人”、“将动的观念应用在人的意识上”。在这位译介者看来，普鲁斯特的“意识流”作品反映了人的心理，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此外，卞之琳等作家、译者对伍尔夫作品的译介更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总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精神分析美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这种突破东方传统观念的美学理论不仅促进了中国现代新锐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的精神分析美学思想举隅

（一）文学创作方面

身为中国现代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鲁迅较早便批判地接受了精神分析美学思想，并将之运用于创作实践之中。20世纪20年代，在谈到对小说《补天》的创作时，他表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4]、“原意是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5]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篇以女娲为主人公的简短的小说的确是由性而起，由性而兴的。在故事的开头，苏醒后的女娲感觉“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6]依照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女娲所觉之“不足”乃是性欲不能满足，而女娲所觉之“太多”则为“力比多”（或称性力）太多。在性本能的长久被压抑下，这种无意识的心灵能量急需在其他形式当中得到释放。所以女娲选择了造人。我们可以认为，所谓造人之举也与人类的有性繁殖有所契合——在某种意义上，女娲的造人是对性繁殖行为的暗喻，这与性本能说也是相切合的。另外，“精力洋溢的臂膊”[7]以及“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迸散的身体”[8]都是女娲“力比多”满溢的表现，这亦源于鲁迅对弗洛伊德美学理论的反馈。可以说，《补天》的创作，是精神分析美学在现代文学创作实践上的一次成功尝试。

除了鲁迅以外，现代中国不少作家都在创作中体现了精神分析美学思想。“五四”之后，不少作家尤其是新感觉派作家都创作了有关俄狄浦斯情结与厄勒克特拉情结、梦与无意识，变态性心理的作品。比如说，郭沫若的《残春》颇具弗氏《梦的解析》之韵，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空虚》、《过去》等作品都具有人的性苦闷、变态性心理活动的影子，而身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穆时英则以《白金的女体塑像》一文中不讳于性的大胆作风在当时的文坛掀起风波。此外，丁玲、张爱玲、路翎的作品也对精神分析美学思想多有涉及。显然，精神分析美学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的确具有广泛的感染力。

（二）文学批评方面

在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之余，中国的理论批评家（包括有文艺理论意识的作家）也常会自觉运用精神分析美学的观点来考察、解释文艺问题。

例如，郭沫若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因为“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9]。而在“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10]的封建礼教之压迫下，崔莺莺、红娘、张生等年轻男女“更于无意识之间，或在潜意识之下，生出一种反抗心：多方百计思有以满足其性的要求。”[11]事实上，除了文学作品中的几个幸运儿之外，大部分的青年人反抗皆以失败告终，随着他们“年龄愈进，防范愈严，于是性的焦点遂转移其位置而呈变态”[12]于此，郭沫若毫不讳言地指出了隐匿于线性历史下的性变态现象，认为“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13]，在当时颇具先锋意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郭沫若的论述中，屡次出现了“潜意识”、性变态等精神分析美学的专业术语，且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并非是苍白陈述这些精神分析美学的理论，而是将之与《西厢记》的批评实践无缝对接，从而肯定了恋爱婚姻中追求性欲满足这一正确的命题，也切合了《西厢记》反礼教重人性的价值观念。

此外，潘光旦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介绍和运用也较为引人瞩目，他对弗氏美学论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性力美学观方面，并著有《冯小青考》、《小青之分析》等文艺批评之作，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考察青少年的性发育过程，或运用弗洛伊德的美学观来解释文学人物的性变态甚至性倒错心理。在当代社会，有人曾抨击潘光旦的理论流于泛性论而缺乏科学性，但它在注重人性解放、提倡脱离封建桎梏的现代中国不无时代价值。

而在郭沫若与潘光旦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之余，大量现代文学界人士都曾把精神分析美学用于具体文艺批评之中，关注文艺创作中性心理、梦幻的再现，意识和无意识的流动等因素，如刘大杰《<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赵景深《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施蛰存《鲁迅的<明天>》等等。

显然，在理论引进与文学创作之余，批评实践也充当着促进精神分析美学内化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催化剂之角色。

四、评价与思考

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之际，“人的文学”成为当时广为接受的文学主体。“人的文学”是反封建压迫的文学，它主张表现人个性的解放，主张表现真实的人性。

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美学的传播与发展当然是应运而生的。精神分析美学追求对“本我”与“自我”的表现，这与当时文学变革主张个性解放、表现真实人性的风向相得益彰。于是，許多创作者纷纷将此应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以此为“投枪”、“匕首”来反抗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制度。这股风潮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腐朽而落后的礼教纲常、封建愚昧以极大的冲击，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但也余下了一定的弊病，如流于泛性化色彩、过分追求潜意识、缺乏应用的实证性等等。而“新感觉”派作家群创作的由盛转衰便是典型表现——他们前期曾高举精神分析美学的大旗，在大量文学作品与文艺批评中皆引之为金科玉律;而后期却因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度依赖而陷入文学活动的枯竭期。诚然，创作理论上完全依赖精神分析美学是片面的，这一理论毕竟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

但毫无疑问的是，精神分析美学的引进，使得现代文学摆脱了传统文学观念的限制，扭转了呆板化单一化倾向，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并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我们在批判其局限性的同时，也应适当关注其正面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著，陆谷孙译.弗洛伊德与文学[J].文学理论研究，1981（3）.

[2]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王友贵.乔伊斯在中国：1922-1999[J].中国比较文学，2000（2）.

[4]-[8]鲁迅.故事新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

[9]-[13]郭沫若.文艺论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M].上海：光华书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