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海潮

摘要：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力比多”理论，对剧作《原野》中的主要人物仇虎、花金子的形象特征及命运历程进行分析，探求人性深处遗留的蛮性。

关键词：《原野》;精神分析;人物;命运

1937年4月，曹禺创作了《原野》，并被人们称之为曹禺“生命三部曲”之最。《原野》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安排、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的巧妙上，还应归功于作者对精神分析法的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曾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曹禺对此自然有所接触。并且曹禺本人最为推崇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就深受弗氏学说影响，因此我们不难在曹禺剧作中找到精神分析学说的痕迹。在《原野》这部作品中，曹禺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成功运用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并揭示了三重人格结构说和“力比多”理论对主要戏剧人物命运历程的操控、支配作用。

一、仇虎：在本我、自我、超我中挣扎

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格由三个部分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他认为，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当三者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便会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这段理论解释了造成主人公仇虎矛盾复杂的性格和精神崩溃自杀的悲剧的主要原因，作者曹禺正是沿着心理探究的道路揭示了仇虎在极度仇恨、痛苦煎熬的状态下如何与本我、自我、超我抗争，直至最后走向灭亡的结局。

“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由被称为“力比多”的生命本能构成，按照快乐原则活动。这种本能驱使人去寻求快乐，特别是性快乐。仇虎是个本我意识很强的人，他有着北方汉子典型的粗犷性格，直率、豪爽。他原本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和焦大星是交情深厚的好友，和花金子是青梅竹马的恋人。直到焦阎王为了抢占他家的田地，活埋了他的父亲，烧掉了他家的房屋，把他的妹妹送进了妓院，更将他诬告为土匪送进监狱，让他受了八年的牢狱之苦。仇虎逃狱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焦阎王报仇，这时的他完全被复仇的火焰充斥着，几乎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为了复仇，他带走了焦大星的妻子花金子。尽管已过去了八年时间，他对于这个原本是自己未婚妻的女人仍然有着强烈的情感，甚至是比以前更多的爱和占有欲。“本我”驱使着仇虎遵从内心的欲望，追求与花金子之间的情爱的快乐。为着是仇人的儿媳，仇虎对花金子的恨是真的。为着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仇虎对她的爱也是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金子的偷情不仅仅是为了复仇，更是在“本我”的驱使下释放欲望并寻求满足。

然而“本我”的实现程度毕竟是有限的，他更多的受到了“自我”的约束和控制，因而更多的以“自我”的存在出现。“自我”代表理性，它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照“现实原则”活动。仇虎的现实是，他背负着血海深仇在监狱里苦熬了八年才伺机逃出来向焦阎王报复，却不曾想焦阎王这个他报仇的直接对象已经死去。但这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恨，于是他转移了复仇重心——所有与焦阎王有关的，焦家的所有人都是他的仇人。焦大星憨厚老实，善良懦弱，与仇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也是唯一一个在他落难之时想方设法搭救他的人。可他却是焦阎王的儿子，是抢了他未婚妻的男人。为着要遵循“父债子偿”这个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道理”，他必须杀了焦大星。可是“自我”的理性告诉他，焦大星是无辜的，他没有害过任何人，与金子的婚姻也并非是他想要抢来的。仇虎这个人物形象爱恨交织，他整个人就是矛盾的，他的“自我”也是矛盾的。当代表着社会道德标准，按“至善原则”活动的“超我”人格出现，告诉他应该放过焦大星，不得滥杀无辜的时候，他的另一面理性又在提醒他不要忘记家破人亡的仇恨，要杀掉眼前这个仇人的儿子。在面对焦大星的儿子小黑子时更是如此，仇虎人格中极度矛盾的一面在他对小黑子下手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相比于焦大星，小黑子可谓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超我”人格不允许仇虎杀害小黑子，“自我”人格的矛盾理性依然以复仇的目的逼迫着他杀死仇人的孙子。仇虎又何尝不知焦大星与小黑子的无辜，所以他在下手前那样痛苦的犹豫、纠结，事后内心又充满了强烈的负罪感。再加上对花金子的感情，“本我”的冲动让他享受着情爱的快乐，“自我”的理性又时刻提醒着她是仇人的儿媳，他们两人如仇敌般互相折磨，在“对方筋肉的抽动中享受着爱的快感”。当“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重人格相互撞击，失去平衡而不可协调时，原本的健康人格自然不复存在。原文中一次又一次的描写着仇虎在森林中逃跑时出现的幻觉，这就是他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的表现。最后仇虎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而开枪自杀。他的死不是因为大仇得报、追兵在后，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只要他活着就永远摆脱不了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中的痛苦挣扎，他只有一死，别无选择。

二、花金子：盛放于原野的野性之花

在《原野》之前，曹禺已创作了著名的《雷雨》、《日出》，成功的塑造出繁漪、陈白露两个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繁漪这个人物，在她身上展现着的是“极端”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典型的“雷雨”式性格，她巨大的精神痛苦源于超常态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在作者的倾心刻画下，她更有原始的一点野性，也更充分地展示了人的魔性。相比于繁漪，作为《原野》女主人公的花金子也毫不逊色，并且她与繁漪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她们都是有着“火炽的热情”和“一颗强悍的心”的活泼生命，在她们身上都强烈体现着一种原始的野性。可以说多多少少，这是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共有的特点，但花金子却无疑是其中最为大胆，最为血肉丰满，也最具审美价值的一个。

根据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他认为，构成“本我”的是一种“性力”，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种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这种本能驱使人去寻求快乐，特别是性的快乐。花金子俏丽魅人、年轻热情、大胆泼辣，原文中她的第一个亮相就证明了她与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不同。而她的独特，正在于她的野性。一方面，花金子与繁漪一样，有着鲜明的本我意识。她如鲜花一般美丽迷人，曾对生活和爱情有美好的憧憬，但她又对欲望特别是性欲有着强烈的渴求。她和繁漪的欲望都被巨大的力量压抑着。另一方面，性格的差异、对命运的反抗程度决定了她們不同的人生走向和最后结局。繁漪被道德伦理禁锢，忍受巨大的精神折磨，而花金子却蔑视和反叛一切道德秩序，大胆勇敢的遵从本心，追求欲望。曹禺在《原野》中精心安排了仇虎来与花金子共同演绎情爱的对手戏，以激发她内心的渴望和冲动，使她的原始生命力爆发，野性之花热烈盛放。与仇虎的重逢只有短短的十天，他们二人的情感却有如瀑布般倾泻。尤其在“捡花”那场戏中，花金子的热情泼辣、充满野性的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仇虎一次次对她说着：“我要不起你，我不要你”时，她即刻致以猛烈倔强的还击：“我不怕！我不怕！”、“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你不要我，我打你！我打你！”、“我跟你闹，有人我也有不管！我不怕！”尽管门外的常五下一秒就将破门而入，她的气势也分毫不减，逼迫着仇虎退让妥协，最终仇虎还是乖乖的给她戴上了簪花。

我们在繁漪的身上更多的看到依附、退让和妥协，即使反抗也是苍白无力的被动反抗，因此在超常态的欲望和压抑超常态欲望的双重痛苦中，她的结局注定悲剧。反观有着相似境遇的花金子，她不甘于忍受无爱的婚姻，做旧礼教旧秩序下的牺牲品。她身上的野性生命力如火山爆发，引导着她义无反顾的冲破一切纲常禁锢、道德束缚。不论是对恶婆婆的诅咒，还是与仇虎的偷情私奔，她都敢作敢为且理直气壮。花金子这个人物鲜明的表现出了一个受本能驱使的人，在她的身上体现着生命的本真，体现着最原始的野性。因为这份勇敢，她的这朵野性之花才得以张扬盛放，成为广阔原野最美的歌唱。

花金子身上同样体现着三重人格的碰撞。她虽大胆叛逆，挑战着封建道德秩序，但却也保有一个普通农妇的善良、怜悯。对焦大星，她“打心窝里看他厌气，看不上他，不喜欢他，可是背着他，替他想想，就不由可怜他。”焦阎王把她抢去给焦大星做媳妇，她不爱他，可焦大星却对她并不坏，并且想方设法的讨好她，她虽不爱但仍有着怜悯和同情的。因此当金子要走的时候，焦大星满怀着悲伤向她哀告，她动了恻隐之心，连带着强硬的语气也变得踟蹰起来。这时花金子的“本我”的无意识驱使着她离开焦大星，因为只有仇虎才能让她获得爱情和快乐。“超我”的道德批判着她不应该无情的抛弃自己的丈夫，这个虽然软弱却努力讨她喜欢的男人。然而花金子是那样执着而又坦白的人，即使难过愧疚，她心里也不曾有过半分动摇。“自我”的理性让她清醒的认识到只有真爱和自由才是她真正想要的，任何人事都不能阻挡她追寻的脚步，更不能叫她退缩放弃。正因如此才成就了花金子这样一个丰富饱满、性格亮丽的野性女子形象，也成就了曹禺最为钟爱的话剧女主人公。甚至，“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深深信奉着这句话的曹禺为了自己内心对这个人物的钟爱，也为了让花金子这朵野性之花继续盛放，他打破以往创作的惯例，给了她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三、结语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性欲的升华”。不论是仇虎还是花金子，他们都是蛮性的代表，他们的思想情感、性格变化、行为动机和命运历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本能潜意识的操控和支配。三重人格学说和“力比多”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永远充满了矛盾和纠结，尽管拼命的想要挣扎逃脱，却仿佛陷入一张无形巨网，被牢牢桎梏。在《原野》这部作品中，曹禺延续了对“人的困境”和“人的挣扎”的探索，升华了在《雷雨》里已经显露峥嵘的“生命的蛮性”与“复仇”的命题。正如几十年后，曹禺谈到《原野》时强调说：“（它）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情感，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与当年说《雷雨》是“一首诗”竟是惊人的一致。

参考文獻：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赵言碧.金子——原野上的一度野花[J].当代文坛，1983.

[3]毛瑞江.“一个冲动的消逝”——试析《原野》中仇虎形象[J].临沂大学学报，2000.